江泽民埋下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正处火山口一触即发

dandenong

社会危机: 火山口上的稳定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中国的财富正在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官商勾结，经济财富开始向权力者聚集。有权力、有关系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府拿到工程，从银行拿到钱，将国有土地和工厂出卖，发家致富，飞黄腾达。2001年江泽民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正是赤裸裸地把这种以权力掠夺财富的行为合法化。

举圈地为例。在江泽民时代，城镇土地成了投机家进行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但有钱有门路的商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地诞生。

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工人从前被声称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很多人却下了岗，工厂不再属于他们，很多从前有的福利也不属于他们。农民受着苛捐杂税的压迫，还有土地被占，生活相当困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大量农民没有出路，涌到城市当民工，生命没有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300多次，死亡达2万人以上。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六千多人，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80%，而中国的煤矿产量大约只有全球总产量的35%。中国生产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由于江泽民对媒体的高压控制，还有多少矿难根本没有机会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60%的城市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连病都生不起。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们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满眼是现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筑群、充满贵族气派的高级享受设施、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花百万美元送子女留洋，将千万美元存进海外银行，身拥数辆豪车多处洋房……然而，这一切只属于不到1%的少数中国人。

资料显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超过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旧社会”，目前中国85%以上的财富积聚在0.2%的人手里。在江泽民时代，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跃升到2003年的0.46，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此外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1991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两者比率大约是2.2:1；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是8472元，2622元，两者比率升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发展像欧洲，而农村发展像非洲。”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币以下）为6千万人，两者相加为9千万人。

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接连发生为讨工钱的跳楼案，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们有人吃一餐饭花费20万，而贫穷百姓的儿子考取大学却有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2000元注册费而上吊自杀……

江泽民时代社会的特征是一小部份人暴富，一大部份人更穷，这正是共产党50多年前诅咒的“万恶的旧社会”。

十几年来江泽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等等忍气吞声，怨声载道，这一庞大的群体，使中国社会充满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稳定

仅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国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有21个省、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2004年，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发生了6万起抗议示威。

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2003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2003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级。

江泽民“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实质上就是江泽民自己所宣称的“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直接的后果，是各级地方官员被赋予采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无情打压民众，以保持自己辖区内不出现民众上访喊冤等等显示“不稳定”迹象的活动。2003年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广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并最终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实际上曝光了江泽民的“稳定”手段之一斑。

自从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后，各地警察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编制，叫做“截访”警察。不论是对于失地农民、拆迁户还是法轮功学员，“截访”警察的任务就是力争在他们把上访信递出之前截住，并采用殴打、恐吓，以及直接抓捕遣返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关押、劳教等。这里举一例说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因为地方官员侵权、侵占民众财产，曾多次上访。在上万名库区移民集体写的《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们玉田县100多移民在去石家庄上访的途中，统统被大批警察按法轮功抓起来，每人都被打伤，有的筋断骨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证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压，且被罚款数万元不给收据，其中张凤、刘素娥、刘增复、柴润秋等4人被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判刑3至5年。张凤被判5年刑，现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东监狱服刑。虹桥镇63岁的农妇张书琴当场被吓得昏死过去，一位30岁的农妇被虹桥镇派出所警察抠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办的正副主任李增荣和张兆荣贪污挪用移民款1181万元案发，被张和包庇，重罪轻判为5年刑，且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动议书》中提到的“执法人员”们把民众当成法轮功学员来抓打，其实在各地都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江泽民曾有密令下达基层：对法轮功无论怎么样都不过分。监狱、劳教所的警察们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意折磨、得意之时曾放言：“我们有死亡指标！”老百姓一旦被当成法轮功学员，则“执法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制约。

如果以为侥幸绕过本地警察围追堵截的上访者能到达北京，就可以实现上访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务院和人大信访局门口，常年有大批截访者警察（有时是便衣）长年组成人墙，随时给前来上访者以“下马威”。

上海居民马亚莲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强制拆迁惨遭劳教，此后由于马亚莲在网络上发表揭露上访中种种黑暗内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从马亚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江泽民所称“稳定”的内涵，略见上访民众所面对的“截访”警察之猖獗：

……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上访时被截访者群殴倒地，有人大声呼救，保安无动于衷，还调侃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孙抗争不成，后愤而吞药自杀，幸被救活；陕西省咸阳市上访人李小婷，因拒绝截访者强行查看身份证的要求，被一群截访者一哄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另一名上访者邓殿全见状，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凶手住手，却立遭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被打得浑身是伤，以至无法行走，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兰、付玉霞等数名上访者在胡同里被拦截并遭踢打，抓伤，血痕条条，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

经证实，殴打李小婷的，是来自黑龙江省的警察；围殴邓殿全的四条壮汉，是来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员……实际上，长年聚集国家信访局门外的截访者，都是各省区市当局指派前来的“公干”，目的显然是要阻吓各地来的上访者，防范当地政府的各种丑闻曝光，这些丑闻包括腐败、侵权、暴力拆迁，等等。截访者不仅获得各地方当局的授权，也有黑社会的参与，可谓官匪一家。

由于中共的媒体封锁，民众的痛苦、不幸、抗争，都被“盛世大联欢”的“歌舞升平”所掩盖。江泽民的政策，不是正确疏导社会的不公，而是强行压制。总有一天，这一切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中华民族将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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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來江澤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勢群體的不斷增加，給中國大陸社會今後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從城市到農村，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農民等等忍氣吞聲，怨聲載道，這一龐大的群體，使中國社會充滿一觸即發的社會矛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社會正處在火山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