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经济下滑并非缘于反腐

诚毅

                                                                                         何清涟:中国经济下滑并非缘于反腐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8-29 讯】



中国的反腐确实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投资下降，二是国内最终消费率下降。这种相关性在其他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中国却不幸成为现实。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五年当中，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那著名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20万亿就是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投资；另外，在国民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比畸高。但是，这是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缺陷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反腐只是让这一脓包提前破裂而已。不反腐，这一隐患不会消失；只是因为地方自主性投资与政府消费继续支撑，脓疮继续艳如桃李。

中国经济正处在在持续下滑的过程当中，8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值下滑至50.3，低于7月终值51.7。但比较奇怪的是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之解说，《华尔街日报》发表《王岐山带领中纪委掀反腐风暴》等几篇文章，提到一些海外投行经济学家分析，强力反腐行动将使中国今年GDP增速损失0.6至1.5个百分点。
认为反腐导致经济下滑确实是皮相之谈，但这皮相之谈后面却隐藏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两大结构性缺陷都与政府行为有关。
*反腐与政府投资与消费双下降的真实关系*
中国的反腐确实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投资下降，二是国内最终消费率下降。这种相关性在其他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中国却不幸成为现实。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五年当中，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那著名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20万亿就是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投资；另外，在国民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比畸高。但是，这是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缺陷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反腐只是让这一脓包提前破裂而已。不反腐，这一隐患不会消失；只是因为地方自主性投资与政府消费继续支撑，脓疮继续艳如桃李。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真正缘由如下：
关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国家发改委早在今年初就有预告，原因是两点，一是产能大量过剩，经济结构面临调整，投资需求增长受到抑制；二是地方政府偿债压力的加大也将制约政府投资的扩张。发改委预料，旨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全面深化改革计划”的启动，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反腐对经济下滑的影响有两方面，首先是抑制了地方政府举债兴建公共工程。《人民论坛》7月份发表一份对官员心态的调查，其中就谈到，在反腐压力下官场启动自保模式，64.4%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儿”，例如过去为保地方财政与GDP增长，不怕拆迁征地引起群体性事件，现在宁可不做或少做。中组部应习近平要求，已经于2013年底公布，将地方债列入政绩考核，留下烂债的地方官应予追责。这样一来，地方官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大量举债搞政绩工程，升迁后则将债务留给后任。
其次是习近平出台约法八章，要官员洗澡治病，大刹公款吃喝风，这就减少了政府消费，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从经济统计的角度，国民最终消费包含两部分：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有个数据大家没想到，这些年中国就业形势不好，中低层收入增长极慢，内需始终不旺，国民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么低的消费率，其中政府消费还占了很大一块，根据研究资料，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在国民最终消费中的占比一直处于跃升状态，90年代稳定在24%-25%；2000年-2010年提高为26%-27%之间；2011年上升至28%。其中包括备受批评的公车及吃喝玩乐旅游等公款消费。从去年开始以来的反贪，对这种政府消费肯定产生极大的抑制作用。
另外一项因反贪引起的消费下降体现于房地产市场。中国多年来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早已经脱离民众的真实购买力，主要依靠官员与富豪出于财产保值需要的购买力支撑。尽管官员公布财产信息迟迟未能成行，但官员们也知道，这可能是早晚间要发生的事情，不少人在想方设法将房地产套现，不再进场买进，因此，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迟早间要发生的。
*结束泡沫之上的繁荣并非“选择”*
以上是中国经济结构长期畸型化的实情，需要调整也是共识，但没有哪一任领导人愿意承担调整带来经济下滑的责任，这就是上届领导人在临交班之前还大量投放政府资金、启动新一轮投资狂潮的内在原因。
中国已经错失过可能是最后一轮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时，广东省政府力倡“腾笼换鸟”、让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但真实情况是由于土地、劳力、物流成本全面上升，外资已经在世界各处寻找资本洼地，相继撤离珠江三角洲；但因为广东省并没能创造吸引外资的新条件，结果是鸟虽然陆续飞离，笼子已空，但却并没有新的鸟飞进来。在外贸这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0多年的三驾马车之一即将熄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本应出台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但因政府换届在即，国内政治形势压力对在任一届领导人极大，因为政治正确的要求，他们必须在交班时保持“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最后灿烂，因此出台刺激政策，政府投资4万亿与地方平台债当中的大部分钱最后进入房市与股市，导致房地产高度泡沫化，进一步导致国内腐败、产能、金融、房价系列问题不断积累，直到今天还得面对这一大隐患。
上届政府可以开动印钞机维持两三年繁荣，最后在三驾马车齐齐死火的情况下交班。无论是投资乏力、政府泥足深陷于债务泥潭，还是就业进入零增长，雾霾漫天、污染遍及海陆空，这些都是本届政府必须面对的事情。两三年好混，十年可不容易混过去，这就是李克强一开头就想抓金融改革、放弃政府刺激经济的老路子，另创新路的缘由。但面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惯性力量，“李克强经济学”几乎就停留在纸面上，很快就宣布“微刺激”，实际上还是走温家宝老路，只是投放的货币量相对少点罢了。
真正的难题在于，本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腾挪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尽管明明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最大隐患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政府还得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但真正的麻烦在于，政府继续大量投放货币刺激经济也已经难获明显效果，《福布斯》杂志在几天前发表一篇《中国经济40年繁荣的终结》（The End Of China's Four-Decade Economic Cycle），其中引述了《中国褐皮书国际》的一个观察结论，中国信贷需求史无前例的疲软。褐皮书作者调查2,200家公司的结果是，在今年第2季度，中国金融机构曾打开信贷闸门。6月份投放了1.08万亿元新增贷款，7月份为8708亿元人民币，社会融资也在增加；但由于缺乏有前途的机会，这些公司都未申请多少新信贷。迎合私人小企业的影子银行不得不将利率降到比国有银行还低，以吸引客户。
中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经济繁荣已经结束，世界工厂颓势已无可挽回，房地产老马已疲，大量鬼城、鬼村的出现预示新城镇化前景暗淡，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不知何处可觅，继续维持房市是饮鸩止渴，让其崩盘不仅会导致经济危机立即出现和大量银行坏帐，还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中产阶层会因为资产缩水严重而产生社会怨恨。与广大社会底层相比，中产期盼政府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甚至因此愿意将他们对政治高压与社会空间被严重压缩的抱怨暂时搁置。
由于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中国经济衰退因而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隐患，这也是一些投行经济学家为什么坚持中国反腐导致经济衰退之说的原因。事实上，中国政府哪怕即刻停止反腐，中国经济也不会因此继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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