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 新的北京，高昂的代价 图

诚毅

                                                                                                      普利策奖得主: 新的北京，高昂的代价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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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6752-09-01 讯】

作者：周洁编译报道

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解释了在北京见到的建筑风格的转变。1950年代初，象北京展览中心这类新建筑采用的是斯大林式风格，以展示对盟友苏联的忠诚。后来，象人民大会堂这样的纪念性建筑里加入了民族元素(通常是琉璃瓦和坡屋顶)，来展示与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如今，政府又邀请明星建筑师们展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许可。于是，我们看到了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和Herzog及de Meuron设计的奥运会体育场“鸟巢”。

最近的一个周末，我沿着胡同到前门商业区转了转。这里曾经是北京的商业中心，许多享誉全国的老字号还在这里。横街“大栅栏”已经被翻修成了一条“老北京”式的街道：临街的建筑不高，立面装饰得有点太夸张，但那些著名的百年老店仍在销售着布鞋、药材、帽子和糖果。虽然俗气，但这些建筑多多少少还是真的，店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和游客。
然后，我转入了前门大街，这条主干道北起天安门广场南端，南至天坛。我知道前门大街被翻修过，但之前只是匆匆一瞥。这次我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竟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走在前门大街上，我没有发现一栋老建筑，倒有点象拍摄电影的片场。街道两旁是清一色两三层高的小楼，全是新的，正面是仿古的灰色石墙。楼里是人们太过熟悉的国际连锁店：H&M、ZARA和劳力士，更加重了这种凄凉。只有一家商店让你感觉到这是中国。那是一家售卖奥运纪念品的商店，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这是违法的。但是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盗版的国家，从书本、电影到汽车和航母，它让人感觉是真货。
走到街的尽头，转身回望：在这些崭新建筑的后面是大片的空地，被拆除的院落和商店废墟散落其中。这里曾经是胡同和街道纵横交错的街市，一个北京最鲜活大气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被推土机夷为了平地。我站在那里，有一对夫妇经过。男的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问那女的这是什么地方。女人答道：“前门”。男人冲口而出：“不可能!前门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嘹望》周刊42岁的记者王军，他最近被翻译成英文的一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嘹望》是新华社办的。对于一名独立记者，为新华社工作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新华社能获得内幕的地位长期以来为撰写调查报告提供了一种掩护，尤其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清楚它无法忽视的问题。
城建规划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20年里，它已经成为广泛社会动荡的根源，数以万计的的公民联合起来提出集体诉讼，反对征地。政府最终禁止了这种诉讼，但该话题仍然是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我在1990年代末曾经见过王军，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草根阶层骚动的书。每隔几个月，他似乎都能从档案中找到新发现，看到当前北京的许多问题都有着长期的历史背景。作为记者，他专注于当前事件之间的联系，但他的工作也凸显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共产党对如何让中国现代化狭隘的眼光。
2003年，王军出版了《城记》，并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现在已经是第九次印刷。如今，这本书被翻译成“Beijing Record”，书里展示了在1950年代拆毁北京城的过程中一些罕见的图片。书中记录了建筑学家、城市规划师梁思成为挽救这座古城的奋争和最终徒劳无果的故事。通过梁思成的故事，王军不仅展示了共产党统治者对北京的侵害，也展示了他们如何失去了许多中国人对这个新政府的良好愿望。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和艺术界星空璀璨，梁思成便是其中的一颗明星。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清王朝伟大的改革者之一，他提倡君主立宪、现代教育和新闻自由。和他的父亲一样，梁思成曾出国求学，并把现代的研究方法带回了中国。他的夫人是他在宾州大学的同学、美丽迷人的建筑学家兼诗人林徽因。
当1949年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的内战中失败后，梁思成的许多同仁逃到了台湾，但也有些人留了下来，希望共产党能够兑现承诺的温和政策。梁思成和林微因留了下来，他们悲伤的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
起初，双方试图彼此合作。共产党希望把这对伉俪吸引到新政权的工作中去。梁思成和林微因帮助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里面含有天安门，那里是通往故宫的正门，也是毛泽东宣布成立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地方。他们还帮助设计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但梁思成的烦恼马上就来了。他反对在国徽设计里包含天安门，因为这会把北京(城墙以内的)古城区变成这个新建国家的焦点，成为行政中心所在地。梁思成认为应保留北京古城，将行政中心西移(到西郊月坛以西)。正如巫鸿在他的书《重建北京》(Remaking Beijing)里清楚解释的那样，梁思成的方案注定会失败，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把这座城市重新归零，要把北京的中心从紫禁城里的皇权宝座搬到天安门前的广场上，这就要拆掉所有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建筑和城门，在天安门前建造一条巨大的东西轴线，即今天的长安街。关键是，这也意味着会把整个政府机构置于内城，而不是另辟一个新的行政区域。很快，最高领导人们便搬进了邻近紫禁城的一系列皇家园林。
苏联顾问最先支持把新政府集中在北京老城。但即便是他们，也对中国同行对“宏大规模”的痴迷感到震惊。一切都要求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以及为庆祝中共接管十周年纪念日以“多快好省”为口号建起来的“十大纪念性建筑”都是如此。梁思成预言说：“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城记》详细记载了这些令人叹息的往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打击如何一个个接踵而来。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庆寿寺的命运。这座建于十二世纪的古庙有一对独具特色的双宝塔。当蒙古入侵者在现在的北京定都时，为了保存该寺，他们让城墙绕道。但当共产党要修建东西向的大道时，指明要拆毁位于现在西单北京书城的庆寿寺。王军记叙了梁思成如何恳求保留该寺庙，但这一恳求于1954年被毛泽东的工程师们否决了。庆寿寺被拆毁后，梁思成陷入了更受排挤、更加绝望的状态。
1955年林微因患肺结核去世后，梁思成又遭受了另一个打击，他被划成了“右派”，不得不一次次上交令人羞辱的认罪书。在“批斗会”上，他公开谴责朋友和同事，不清楚这是他的选择还是他已经崩溃了。他后来又结了一次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袭来、红卫兵在病床上不断折磨他时，为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1972年，70岁的梁思成因肺原性心脏病去世。
在梁思成的故事中穿插着王军从档案中挖掘出来的旧事。其中一个描述了拆除北京最大的城门之一——西直门。书中还收录了这些巨大的城门被剥得只剩木制骨架的罕见图片。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自毁?到1970年代末毛时代结束时，北京的面貌仍然可辨。1984年，我第一次住在北京时，尽管北京已经被剥过了皮，但仍然有数千条胡同连接着四合院。居民们的举止仍像林语堂在他1961年出版的《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里描述的一样。他们吃着同样的食物，有着同样的爱好，操着同样犀利、精准的口音。一切都显得衰败，年久失修，但仍然可以想象在毛时代退去后北京的复兴。
后来发生了什么?对过去的仇视(至少是忽视)仍然发挥着效应，但共产党现在试图通过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保护者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至少，政府官方是支持旧城保护的，但破坏仍在继续。
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解释了在北京见到的建筑风格的转变。1950年代初，象北京展览中心这类新建筑采用的是斯大林式风格，以展示对盟友苏联的忠诚。后来，象人民大会堂这样的纪念性建筑里加入了民族元素(通常是琉璃瓦和坡屋顶)，来展示与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如今，政府又邀请明星建筑师们展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许可。于是，我们看到了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和Herzog及de Meuron设计的奥运会体育场“鸟巢”。
虽然这些建筑看上去与那些1950年代的建筑风格迥异，但它们都反映了共产党需要从这些宏大的建筑项目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些建筑本身的功能几乎都是仪式性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来炫耀这个国家。正如人民大会堂不是一个真正的议会所在地，鸟巢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场，一旦奥运比赛结束，它作为体育设施的临时身份也结束了。如今，它是广受中国游客喜爱的游览地。香港学者洪长泰在他的书《毛的新世界》(Mao’s New World)里说，“为了维持对人民的控制，共产党领导人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进行宣传的巨大装置”。
(本文译自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于2011年6月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题为“新的北京，高昂的代价”。译文有删节。)
原文The High Price of the New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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