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究竟是如何攻击李政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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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猷师：

谢谢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忆》，是吾师三十年在台工作的总结，读后感慨甚多。

一九六七年以来吾师在台不愉快的事，自书中多处可以看到。今日公诸于世也好。大公无私，直言不讳的精神是会受到有识者的敬仰的。

关于马仕俊师的剪报我是第一次看到。

多年来知道吾师极关怀政道与我一九六二年决裂的事，因为我严格遵守「君子交恶，不出恶声」的原则，始终没有向吾师与吴太太谈及详情。今日简要地谈一下：

I． 一九六二年以前与以后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谈李与我的关系，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两位家庭朋友以外。这是我的原则。政道则四处乱讲，说我与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带领的，等等。我虽多次听到关于他这种胡说的谣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直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 Papers》中），才了解到谣言并非全无根据，才了解到他背后怎样在歪曲我和他的关系。震惊之余我才决定写出真象，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页足注的背景。

II． 一九八三年以后我仍然避免谈李和我的关系，可是政道却继续乱讲。近年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 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中(Birkhauser 1988)。

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讲的是：

（a）他和我的关系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关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头的。

关于（a）点：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当弟弟待。我指点他学场论，学群论，学统计力学，还直接影响了他处世作人的方法与态度。以后我尽力帮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与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绍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绍他来Institute，才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 一九六O年我力主请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不论是粒子方面或统计力学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头，我作的主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内。

关于（b）点：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于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有详细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 (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与C' 十个Couplings之idea的来源。该一九五O年的文章，与我一九四八年Ph．D.论文，与一九五四年Snow, 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观念的背景。即时大家都在讨论；\theta —\tao 谜，可是只有我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
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观念。 （见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

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 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 仍一字末提Schwartz?

Ⅲ。政道和我的关系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页有浓缩了的，感情丰富的描述，请吾师参考。大体讲来我们的关系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长兄，是他的老师。

第二阶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导他进入统计力学与对称原理的研究。在这段时问内我们亲如兄弟，合作无间。我知道他不愿被别人认为是我的副手，所以「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 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 (我的选集，第54页。)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们成了名以后，政道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下面一个例子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示了我们的复杂心理：

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领奖前我们每人写了一份短短的自传（附上复本），这是奖金委员会循例要我们写的。我们交换看了稿子。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没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觉反应是我要告诉他这样十分不妥、可是继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没有写的原因：他受到我的影响远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响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开讲出来我对他的影响。我知道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向他提了。

第四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这阶段里，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政道到处散布谣言，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Ⅳ。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与数学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逊一筹，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这是一个大悲剧。

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对政道有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呢? 有没有做过错误的事呢?

关于前者：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决裂以前，我虽然同我父亲母亲在欧洲见过三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起政道和我的关系。决裂以后，于一九六二年秋我写信给我父亲向他交待政道和我决裂的情形时，只说政道和我的关系的发展很复杂，不是一时能讲清楚的，可是我可以向父亲报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二十七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

关于后者：我做过大错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这封信会给您带来不快甚至痛苦，请原谅。即问

夏安

生振宁上
八九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