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 组图

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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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4-09-07 讯】

“陷阱派”则认为，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民企老板们对国企改革的怀疑观望及前述言论，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有篇《李克强苦心孤诣，资本家欲壑难填》就代表了这种情绪。这种“充满智慧”的算计，要想让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恐怕只能通过捆绑才能成夫妻。如果权力不介入，让民企从纯粹的投资效益考虑并持完全自愿原则，那些持“陷阱论”者多半不会“自愿”参与。

中国高速动车试行从北京开往上海。中国铁道部的负债增长超过资产增长(2011年6月27日)
中国经济的主题最近已变成“国企改革”。据说内部文件已传达到基层政府与大专院校，改革的理由是不能让央企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以及官员退休的荣养之地。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推出国企改革方案并付诸行动。但由于还未达成改革共识，原定于9月出台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将延后至明年出台。
*“混合所有制”内容模糊*

中国国有企业东风汽车公司在上海国际工业展览会展出小型电动汽车(2013年11月)
驱使中国国企私有化的动力，其实是债务。《金融时报》8月12日发表《中国发起第二轮国企私有化》，文中引述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David Dollar的说法，“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私有化的重要推手”。其实，国企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以高铁为例，据铁道部财报显示，2006年到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的净资产从8623亿元增至15786亿元，增加到原来的1.8倍，而同期的负债则从6401亿元增加到24298亿元，增加到原来的3.8倍。尤其是2008年到2011年大力兴建高铁期间，总负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

有人在北京的书店里翻阅前总理朱镕基的讲话实录，朱镕基当年抓大放小、重组国企。
国企尤其是央企这类垄断型经济寡头，是朱镕基当年抓大放小、重组国企为中共留下的“经济命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无论是占用资源、政策扶持、银行贷款还是垄断特权等各种优惠，政府均毫不吝惜;为了强化国企高管的经营责任，还将“经理人持股(MBO)”作为一种奖励。但是国企很不争气，除了本文开头谈到的腐败问题之外，无论从GDP贡献、就业贡献、投资、税收、利润等方面，都比“共和国的庶子”民营企业差得多。
根据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国民营企业创造GDP的占比，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发展到60%多。更有人估算，规模以上民营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其实在66%-74.9%之间。2011年，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达2.35亿人，占城乡总就业人口之比为30.8%;国企占比只有8.8%。民企的税收贡献，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应交增值税中，民营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占一半左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仍在下降，同比降幅分别为5.1%和4.1%。因此，有论者认为，民企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大贡献者，民企的发展事关“国祚”。

2008年3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洁敏在香港记者会上。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将蒋洁敏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
因为以上原因，有人认为这次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国退民进”。但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方案及相关部门政府官员的谈话来看，本轮国企改革，重点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民企入股，究竟能占多少股份，是否让民企持有占据有话事权的股份，至今未有明确说法。
*民企如何看国企改革?*
在官方看来，以为这是舍了个香饽饽给民企，但民企却不怎么领情。对于“混合所有制”，据国内媒体介绍，民营企业的反应分为“馅饼派”和“陷阱派”。“馅饼派”认为，曾经限制民企进入的行业终于可以准入，是个机会。但我并未找到有哪位民营企业家表达过类似想法;“陷阱派”则认为，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以下几位民企巨头的想法颇有代表性。
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一直很贴心，但他对本轮国企改革有自己的看法。9月2日-3日，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宗庆后受邀在论坛上发表《国企改革与全员持股》的主题演讲。在谈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宗庆后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他认为，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2013年9月在青岛。
新浪财经就国企改革采访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这位中国首富已会晤过好几个央企一把手，都是谈“混合”的。他对新浪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曾参与过20多家国企改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比上述两位委婉，但态度实质相同。今年4月25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一模一样，这样基本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一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各怀心思，联姻不易*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国企高管及政府相关人员获得“改革暴利”的教训，不免让许多人担心国资流失问题，认为国企改革“其风险点即国有资产流失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在“三优”：优良企业、优良资产、优良业务线。其中，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有4个渠道：潜在利益、资产评估、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低估贱卖已广为人知，而关联交易则隐秘而多样。”
国企高管们面对“混合”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权力在改制后是否受损。中国建材曾于2008年重组南方水泥。掺入许多民企股份，有人说它成了有产者的打工仔，是搞“国退民进”，争议声至今未息。如今，中国建材作为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样板，成为国资委4项改革的试点之一，其董事长宋志平称自己是“老改革”，中国建材的经历是“以国民共进方式成功进行行业结构调整的故事”。他的说法很符合中央精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三足鼎立的关系，不存在谁吃掉谁、谁掠夺谁、谁被谁同化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强调的是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国有、民营都作为股东而存在，都在公司法下规范运作，各自的合法利益都“神圣不可侵犯”。国企有规范的管理、规模优势、技术实力，民企有灵活性、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强大的竞争力。
即便如此，宋志平也有不满。他说，在中国建材的高管会议上，经常是身价上亿的民企老板、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传统国企干部三类人坐在一起，虽然都是企业高管，但收入相差悬殊：民企老板有股权、职业经理人拿市场化薪水、传统国企干部拿体制内的薪水。从长期看，这种差距不利于企业发展。
本轮国企改革中，降低国企与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是既定目标，宋志平的想法正好与之相悖。工资一项，应该是改革中相对容易的一项，都难以达成共识，遑论其他。
民企老板们对国企改革的怀疑观望及前述言论，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有篇《李克强苦心孤诣，资本家欲壑难填》就代表了这种情绪。作者内心认为民企拿钱出来入股国企是天经地义之事，王健林等人的态度是激进的见解，智慧的做法应该是：“台面上：不要把官资和民资对立起来，大家是一条私有化统一战线(但我官资是主导)。台底下：用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来混合，总要胜过体制外民资的混合(还是我官资来主导)。这种既不和民资撕破脸并试图将其纳入自身战略轨道，同时自己探索一条更加合理的渐进式私有化之路，、、、、、、这才叫‘懂政治’的大智慧”。
这种“充满智慧”的算计，要想让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恐怕只能通过捆绑才能成夫妻。如果权力不介入，让民企从纯粹的投资效益考虑并持完全自愿原则，那些持“陷阱论”者多半不会“自愿”参与。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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