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转型不可少

郑恩宠

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9月号刊出
                               宗教：社會轉型不可少
                                           作者： 鄭恩寵



更新於︰2014-09-12
    儒學高深，無親民感，儒家不得不通過官方來推行學說，導致儒家和國家主義融合，及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共欲將黨治與儒學合為核心價值此路不通。

●南非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以非暴力、談判成功達成與白人政權
和解，曼德拉與德克拉克1993 年同時獲諾貝爾和平獎。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公佈了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的決定，習近平似乎贏得了海內外的一致讚譽，但眾多有識之士認為，習反腐的目標並非是廢人治。習再抓出一百個大老虎，還不如自己首先帶頭公佈財產。習式改革，類似於清末的改革，「貪官要抓、要殺，革命黨也要抓和殺」。從中共紀念鄧小平一百一十周年誕辰和奮力將儒學列入「核心價值觀」，浙江等地大拆教堂和高智晟出獄等事件看出，中共「依法治國」的目標也並非是廢人治。中國民主的路將如何走？——南非成功轉型的歷史，應值得我們更新及更深的研究。
                                                 南非轉型秘密在基督教派影響

    廢除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曼德拉、白人總統德克勒和圖圖大主教是值得人們紀念的，但真正被列入歷史豐碑的應是荷蘭基督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
總統德克勒屬荷蘭裔，信仰屬基督教荷蘭歸正宗教會，凱波爾也是該教會的教友。一九八九年德克勒任總統後，釋放了同是基督徒的曼德拉，結束了南非多年的戒嚴，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
基督教信仰是南非社會的基石。據統計，南非黑人與白人的基督徒比例，分別達到百分之七十五與九十二。凱波爾的神學著作對信眾的影響很大，他死後二十年，南非廢除了種族隔離。南非不僅有宗教自由，更有教派自由，這正是南非與中國的最大區別之一。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派至少有百種以上，中共建政後強行合併所有的教派，變為「聯合派」——三自會。
    南非、印度、俄羅斯、韓國、臺灣的轉型，證明了信仰自由在社會轉型中起到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往往比經濟的改善、制度的革新更重要。信仰提供了人們心靈的秩序，法律提供的是人在社會中的秩序。歷史證實，基督信仰為各國的民主議會提供了種子和土壤。對南非來說，荷蘭歸正宗教會是外來教派，該教派沿襲了長老會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結構是在有投票權的本地教會之上，建立起議會式的區會，再往上就是全國性的總會。這個傳統來源於宗教改革時期的日內瓦，是荷蘭、蘇格蘭等國的教會體制和議會體制的雛形，後來也成為清教徒奠定了美國憲政政體的根基。清教徒是在當年的英國屬受到壓迫的一個基督教派，逃出英國後，建立了美國。
大陸的國人長期受中共無神論的教化，往往對宗教自由的誤解大於理解。其實，宗教也是與時俱進，不停在改革，不斷適應人類社會和推動社會的進步。當時的南非儘管處在種族隔離制度下，歸正宗教會這個教派並非都是荷蘭裔白人所信，而百分之三十的信徒是由黑人族裔所組成。在種族隔離被廢除的前夜，該教會的信仰成為一線曙光，這個轉捩點是一本英文版只有一千三百多字的教義《貝爾哈告白》。對於南非來說，該教義的意義，並不亞於《獨立宣言》對美國的意義。這本以對上帝的信仰為基礎，有力重申了一系列不可妥協的信仰準則和秩序，包括人受造的平等尊嚴、真正的「合一」和「正義」。
     《貝爾哈告白》是由南非荷蘭歸正宗教會於一九八二年起草，被南非很多教會接受為自己的信仰準則之一。在二○一○年後，被美國兩大教會納入了他們的信仰準則，提出教會應該為社會的不公和人的和解做出努力。從中看出，基督教對荷蘭、南非、美國都是外來教，基督教可以荷蘭化、南非化和美國化。基督教、佛教對中國來說同樣是外來教，同樣可以中國化，但外來教的中國化絕不是中共化、共產化。因為中共化，就是無神化。

●鄭恩寵認為南非的和解有宗教精神的影響。曼
德拉任總統後1995 年邀請教宗保羅二世來訪。
                                         張之洞與中共急於興儒學

    中共借紀念鄧小平誕辰之機，再次鼓吹鄧式人治的改革路。張之洞是清末新政改革的設計師。他幾乎將所有能夠「採用西法」的措施，都已提出，除政治體制改革外，而不再抨擊「民權」學說，舊制度衛道士色彩也淡化的許多，在揭露官場腐敗同時也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措施。他對清朝亡政的命運有著不一般清醒，但他改變不了中國歷代儒學精英的本性，在人治學的根基中憂國憂民憂社稷，以治國平天下為已任，接受西法卻不研究西法的來源《聖經》。他已是六十五歲老人，明知來日不多，新政是否按照他的設計如意推行，只好聽天由命。張之洞不會想到，他開辦的新式學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搖籃，他訓練的湖北新軍成為武昌起義的民軍。更不會想到，死後兩年，清王朝亡政，他成了變相的掘墓人。或許鄧小平與張之洞同樣，不廢除人治的改革，終究要失敗。
習近平主政後，大力宣導以中共「核心價值」觀來貫穿改革的全過程，所謂的「核心價值觀」無非是「馬列教」的中國版。當徐才厚、周永康倒臺後，中共的「核心價值觀」已無多少人感興趣。中共的宣教部門就將儒學升格為儒教，並與「馬列教」混合成國教。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了傳統經典與核心價值觀的系列文章，如《（論語）中的核心價值觀因數》、《（孟子）與核心價值觀》、《（大學）、（中庸）與核心價值觀》等，為中共的所謂「核心價值觀」造勢。
     儒學強調的是人治，是人治之學，從人治出發強調道德上的人性平等、修養平等、教育平等，但都不是真正的實現人與人之間人格與價值平等，更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法律、政治平等。要實現公正的社會制度，其要義首先是保障人在法律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
中共十八大後，儒學再次被中共少數御用文人升格為「國學」，有的甚至要將其升格為儒教、國教。人們反思，儒學若真的能成為一種教，不就衝破了中共對宗教自由的禁錮嗎？中共目前只「承認」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道教的合法存在，並不許創建新的宗教和教派。
     歷史上的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走「上層路線」，並不指望平民能接受仁義禮這套東西。到了漢初，儒家才說服統治者「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也決定儒學成統治者依附的角色。儒學倫理很少，但比較高深，無親民感，不易為普通的平民所接受。因此，儒家不得不通過國家機器來推行其學說，導致了儒家和國家主義難以切割的關係，導致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這是中國社會難以進入民主政體的重要原因。
                                                    儒學的過度保守與開放社會相悖

     西方的基督教、東方的印度佛教、中國的藏傳佛教、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教等，都是憑藉自己的力量走平民百姓路線，經幾千年的平民底層路線的傳教才逐漸壯大。馬列主義不就是憑藉國家的暴力機器強行在中國推廣的嗎？將馬列和儒學混合作為核心價值觀，成為中國的國教，必然導致自挖墳墓的結局。中共為何要在甘肅、河南、浙江強拆教堂和十字架？就是與其堅持人治型的統治有關。
儒學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以此原則，給當時的中國社會設計了一種秩序。然而，人類進入了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儒家在今天的世界上無論如何屬過時了。首先，它與現代社會的平等、獨立、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相悖。平等、獨立、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大都來自《聖經》，但《聖經》並不是產生於西方，它已經為東、西方大多數人類社會所接受，而當今世界帶頭拒絕《聖經》的恰恰是中共。人類社會已經學會了以平等、自由、獨立、人權等為原則，構建先進的民主政治制度，這一點可預見的未來在中國大陸是不可扭轉的。儒家思想過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適用於當代中國，國人更不可能接受所謂的儒教成國教。
                                                    美國上千種「邪教」未刑事化

     據中共官方的研究報告，美國社會中有一千多種被各國認為的「邪教」，這些「邪教」、「異端」在美國都可自由生存。美國的輿論對此類「邪教」評價不一，但法律從未將任何一種「邪教」刑事化。對此類組織中的成員若有觸犯法律行為，都與非「邪教」成員一樣依法對違法者進行個案處理，從未將其成員中一人的犯罪，就取締該「邪教」組織所有成員的合法存在，這也是造就一個文明而強大美國社會基礎的因素之一。
     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識網刊發了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何光滬的專訪。何認為，至少從周代開始，在中國大地上，老百姓舉目四望，能看到的最高最大的力量，就是國家。西方的老百姓知道，還有一種力量是高於國家的，而且也應該高於國家的，那就是上帝。因為西方人信上帝，在宮廷裡有小教堂，可以祭上帝，在最窮的小村子裡也有教堂。鄉下的農民在上帝前說自己是罪人，宮廷裡的皇帝、國王、公爵、伯爵也說自己是罪人。他們都知道，只有一個人是上帝的兒子，是「聖子」，就是耶穌基督。任何其他人，包括皇帝、國王，都不是「天子」，不是「聖子」。國家真正的「聖上」即上帝。國家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不是絕對的和永恆的。所以，西方人比較容易對國家有一種理性的看法，相比之下，中國人則在兩千多年中把國家奉為神聖。
      周永康倒臺後，八月初，中共向上海、浙江、黑龍江等十三省、市派了巡視組。之前，浙江已經強拆了本屬中國官方「三自會」的教堂和十字架達二百三十多座。巡視組剛到杭州不久，八月十二日深夜，可供一千多人聚會的杭州鼓樓教堂十字架就遭強行拆除，事發時仍有兩百多信徒在場唱詩、下跪、祈禱，希望當局在最後一刻放棄強拆。鼓樓教堂由美國北美長老會創建於一八八八年，一九三一年改建為飛簷翹角的中國宮殿式教堂。建築面積為1335平方米，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被關閉，七九年恢復聚會。九八年五月，由於新建中何高架路，教堂被拆。二○○二年底開始易地重建，二○○六年投入使用，建築面積達3748平方米，擁有一千二百個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