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尚义没想到自己竟然创下了一个深圳第一———第一个拿着美国绿卡的国企领导。作为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的院长,他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姬尚义在美国拥有博士后头衔、八亩地、带泳池的花园别墅和两辆高档车,勾勒出他的成功奋斗。而现在数千元待遇只够交长途电话费,人们有许多为什么想问他。
第一次见到姬尚义,是一个早晨的九点,记者匆匆赶到时,他已经要进手术室了,姬尚义低声淡淡地说:“你们来晚了,我马上要做手术了。”语言和表情冷静得近乎冷淡。当一切安顿好,坐下来一聊,才发现和姬尚义聊天,就如同他做心血管手术,轻松自如。
■故土情节
“我以前并没有在深圳呆过,只是出差匆匆到过这里。但是,回到深圳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姬尚义津津有味地吃着深圳的快餐盒饭,心里很踏实,“在美国一吃西餐就想中餐,凡是有中餐和西餐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餐。”
有人说在美国七八年时间就可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姬尚义却认为“根本融不进去,在美国他们觉得很可笑的事,我觉得一点不可笑,这种文化的差异根本就让我没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虽然,他们也请我到他们家,我也请他们到我家,但说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都是骗人。”
姬尚义在美国呆了六年多,谈起美国的生活,大多是轻描淡写,说到每年参加国庆游行,却禁不住喜形于色。“在美国的六年,每年的国庆节,我们全家和几个好友都要开车一个小时到华盛顿参加国庆游行。”“为什么一定要到华盛顿?”“那里有中国的大使馆呀。”然后,吃顿中餐,快乐而返。春节,他也总是要求请假一天,过中国传统的节日。
不像许多从美国回来的人那样,言谈中时不时夹杂着英文,姬尚义只是在实在找不到对称的中文时,才用英文表达,只是要不停地用手势辅助表达,有时还会不明显得耸耸肩。
姬尚义承认自己属于故土情节很重的人。他说“出国时间越长越想家”,而不是什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姬尚义的一位朋友本想到青岛一家事业单位应聘领导职位,对方开出的条件就是放弃绿卡。姬尚义说:要绿卡是为了经常出去方便,医学上有很多东西需要不断地学,但国内有些人似乎并不理解。
在美国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恨不得一切都美国化,在姬尚义眼里这些人属于没有良心,碰到这种人他会当面与其争论。一位文革中受冲击的上海老同志到美国开了家餐馆,张口闭口指责中国,姬尚义说:“中国哪里对不起你,退休给你发养老金,有病你还是回国看,文革是特殊时期,受冲击的人很多。”
军人出身的姬尚义说自己的思想很正统,听说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向海内外招聘外科主任,姬尚义没有犹豫,他感到回国工作的机遇来了,通过长达半年应聘考核,姬尚义到了深圳。
■我不本分
姬尚义应聘的是外科主任,他本不想做官。不到一年,他改变想法,竞聘当了院长。
“在中国,要想干点事,手里就得有权,要不然没人听你的。我想做心脏移植,没人支持,没有钱就做不了,不像在美国,外科主任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也是中国特色。”显然,此番回国做事的姬尚义已做好了思想准备,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和勇气。
1986年,第一次公派美国的姬尚义听了导师的号召,半年后提前返回。他没回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解放军总医院,他说:每人都有不本分的地方,就如同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一个不想当主任和院长的医生也不是好医生。姬尚义用贷来的300万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集体性质的胸外科研究所,几年下来,几十人的研究所比几百人的大医院还赚钱。
问题也出在这里,研究所成为权力者争相表演的场所。“在所里,我甚至连一个扫地的也不敢动,人人都向研究所伸手。”回国仅三年,姬尚义又带着极度无奈和失落,再度赴美。
“这次走,我就没打算回来。”姬尚义说。在美国很快拥有了物质上的一切,可是,他又回来了。坐在沙发里的姬尚义一手抱腿,向后一靠,半开玩笑地说:“也算实现一把自我吧。”
他坚信这次回国工作不会像上一次,深圳干事的环境已基本形成,何况他也学会了耐心。虽然会议多得难以应付,但他想做事的愿望也更坚定。姬尚义说在医院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大家心里究竟怎么想,他不知道。但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他不是出于私心,相信大家会理解,他还将继续实践他的治院之道。
姬尚义认为“病人是医院一切收入的基础,没有病人一切都是空话”。在美国,四个心外科大夫一年要做1200例手术,而在中国13个人也不过才做300例。门诊量是首要问题,姬尚义将人员派往深圳各大医院开设门诊,增加与其它医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增加了医院的知名度,心血管病人就地做手术的比例大大提高。就是心脏搭桥这种高难度的手术,在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做的病人也越来越多。
姬尚义还大胆改革医院的分配制度,奖金坚决向一线倾斜,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改革带来的回报也越来越明显,该院前六年床位使用率为30-40%,今年6月开始,即大幅上升,8月床位使用率已经达到85%。去年月均收入240万,支出也达到240或230万,节余很少,今年7月收入达420万,节余达122万,内部管理明显见效。
姬尚义认为没有物质文明就谈不上精神文明,这一点很重要。物质上没有后顾之忧,姬尚义显得很轻松。他的孩子和妻子仍在美国,他说作为男人养家的问题已经解决,问到在美国的积蓄,姬尚义笑答:无可奉告。
现在他在国内的收入只够付电话费,但他认为很值得。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实在,届满时全院手术一年达到500例,并加强医院与美国同行的联系,进行互相交流。他谦虚地说:“更多的没敢想。”
■嫁接改革
“中国的医院是医院,美国的医院是工厂,未来应该走更好的路,那就是将中国和美国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姬尚义正在试图做这样的嫁接改革。
在美国,医院是在严格制度控制下的流水线作业,病人就是商品,医生就是生产者,外科大夫一天都呆在手术室里。做心脏搭桥手术,切动脉的只切动脉,开胸腔的只开胸腔,手术前大夫很少和病人交流,有的甚至到了手术室还不知道病人是老是少,手术后,病人很快就转入内科,但病人意见很少。相比之下,中国医生和病人交流的时间很多,外科医生更像个住院大夫,一个大夫给某个病人做了手术,这个病人终身都是这个大夫的,以后就诊都要负责到底。即便如此,病人的意见还是很多。
“为什么?”对于记者的不解,姬尚义晃晃脑袋说,“不知道,可能是文化不同吧。”
在美国,无论病人得了什么病,大夫必须将实情告诉病人本人,而在中国往往人人都知道了,病人还不知道;动手术,美国一定是病人本人签字,实在不能自理才可委托代理,而在中国一定是病人的直系亲属签字;出了纠纷,在美国大夫一般不出面,由院方律师和病人交涉,而在中国一旦出了纠纷,全院上下都难以安宁。
刚上任不久,姬尚义就碰到了一件事。一天,刚开会回来还没走出电梯的姬尚义被堵住了,一个急诊病人急需手术,但病人直系亲属不在,病人的朋友又不签字,副院长也做不了主,请院长签个字。“病人呢?”“已经推到手术室了。”一向和言细语的姬尚义一听就瞪了眼,“病人家属不签字,谁签字也不行。”最后,还是让病人直系亲属通过电话委托了朋友签字才开始手术。
“国内医院法律意识和法律规定的确是太欠缺。这要在美国,不论手术效果如何,病人都会告你,而且一告一个准。”姬尚义说得很严肃。但,似乎大夫们还有点不能理解,不管大家是否能理解,姬尚义正在设想将美国的法制及效率与中国的人情结合起来。他设想在医院里建立秘书制度,将大夫从每天两三个小时繁重的笔录中解脱出来,诊断及处方由大夫录音,秘书根据录音整理文字,但他说如果整理有误带来的责任在中国还没有法律规定。姬尚义还准备为医院聘请律师,代表院方直接处理纠纷,大夫可安心工作。他还想办个公司,以便更加提高医院的后勤效率和减少支出。
■根之眷恋
今年47岁的姬尚义头发浓密漆黑,一身绿色手术服,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他说他这一生一直没有什么宏伟计划,只是随时抓住机遇。当兵时被派去做卫生员,一个偶然的下午,他被叫出去问“是否愿意参加考试?”“当然愿意。”就这样他成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时,拿着行头准备回新疆老部队的姬尚义又被通知留在了令人羡慕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本没想做胸外科大夫的姬尚义,又被自己的研究生导师苏鸿熙引领到了这一最新的领域。
在美国呆了八年、并娶美国女子为妻的苏教授成为对姬尚义影响最深的人。苏教授的妻子在文革期间和普通的中国妇女一样骑着板车拉煤球,苏教授却从来没有想放弃自己的祖国。姬尚义第一次回国是苏教授的建议。第二次回国应聘到深圳,姬尚义第一个打电话就是打给苏教授,八十好几的苏教授高兴地说“到北京我请你喝酒”。讲起老师姬尚义更是一脸的兴奋。
姬尚义现在就住在医院的员工楼里,出门,公事用单位的车,私事打的。他一摊双手轻松地说:“这样挺好,没什么不方便。”
性格沉静、对体育不感兴趣的姬尚义最喜欢做的业余活动是看各种武打小说,看电视则最喜欢看故事片。说到风靡全美、中国观众亦相当熟知的《ER》和《LADOCTOR》,姬尚义很不屑地一笑:“和中国一样,那都是美国的文艺作品,事实上,美国的医院,根本不是那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