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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当局与民众互相猜疑戒备想到香港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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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3 16:13: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东方人本来就有相互猜疑的特点,这种特点也体现在中国人身上。比如有句俗语: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就把中国人相互猜疑的心理刻画得十分到位。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走到庙里,因为人们怀疑庙里和尚有可能趁机谋财害命。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因为其中一个可能欠另一个债,或者想要另一个的东西,因此有理由怀疑他可能趁机把另一个推入井里。

清朝末年,社会道德趋于失范,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更加盛行。比如,当时如果有个仆人突遭解雇,即使他明知自己表现很差,雇主很不喜欢他,早想把他打发走。但他仍然会怀疑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尤其会揣测其他仆人暗地里捣鬼打小报告。这种无凭无据的怀疑猜测甚至会引发激烈的争吵。至于在当时的大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尤其是妯娌之间由于相互猜忌而引发公开争吵的情形就更常见。

晚清时期人与人相互猜忌的状况也反映在官员之间、以及官员跟其他阶层或民众之间关系上。当时官场上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下级都是令人惧怕的竞争对手。而下级官员对上级也少不了猜忌,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下级调任或免职。上下级官员都猜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整个官僚系统又一致提防、戒备着广大老百姓。

晚清当局对人民一点都不信任,处处猜疑、防范和戒备着老百姓。比如当时社会上存在一个叫“理教”的民间社团,是清代白莲教的教门支派。其宗旨是戒鸦片、酒和烟草以及办公益,对晚清朝廷没有任何威胁。但县官却取缔“理教”的年度聚会,剥夺他们预定的宴席转而让县衙里的衙役享用。官方这样做不是因为掌握了“理教”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反叛证据,而是出于恶意揣测任何半公开或秘密的民间社团都有谋反企图,所以不问青红皂白随时干预民间社团的活动,动辄抓捕他们的首领,这样才能缓和解除封建统治者的疑心病,使其感到放心,睡得安稳一些。

出于对民间反叛的无端揣测和高度戒备心理,晚清当局不仅密切注视各种半公开或秘密的社会团体一举一动,而且对结构松散无组织的社会各阶层、群体都实施最严密的监控。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视角甚至延伸至犹如一盘散沙的乞丐群体。当时的乞丐衣不蔽体,身上散发难闻的气味,巨大的创伤溃疡裸露在外,惨不忍睹。清廷对这种毫无造反能力的乞丐都不放过,还要专门委派一个人充当丐帮头领,对乞丐们严加看管。这个丐帮帮主应该掌握乞丐们一切情况,当官府要询问有关乞丐的事情时就可以找他。乞丐的聚居地被限定在城外的一块无用空地上。

晚清当局不信任并且处处提防民众,民众当然也时时猜忌戒备满清政府。民众对政府意图的猜忌使任何新事物都很难被采用,实施任何有益的改革举措都步履维艰。人口普查,以前清廷极少做,这种调查总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住在某村的两兄弟,听说要进行人口调查,理所当然以为这意味着强制移民。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移民(只能留下哥哥看祖坟),就以自杀来逃脱臆想中的移民迁徙之苦。有人向北京高官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回答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帝国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开采矿产也障碍重重,民众对官府从中渔利的猜疑、以及顾忌风水遭到破坏而使此事举步维艰。

当初晚清当局与民众相互猜疑、防范和戒备,跟如今中国政府与民众互不信任、互相揣测提防的情形何其相似?现在的政府对人民一点都不信任,处处提防戒备。比如法轮功倡导对神的信仰、练功强身健体和行善,对社会有益无害。仅仅因为这个组织影响力太大,江泽民就感到事态严重,觉得他们有朝一日会取代中共,于是动用一切力量残酷镇压法轮功。中共对一切宗教都持猜疑、戒备的态度。比如他们骚扰打压家庭教会,强拆天主教堂和十字架,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渗透和控制,都是出于猜疑、防范和戒备民众的阴暗心理。中共丝毫都不相信民众,民众自然也处处猜忌中共当局。很多人对习近平铁腕反腐持怀疑观望态度,对他说民主不是装饰品更是冷嘲热讽,都是人民猜疑戒备政府的表现。

中共不仅猜疑戒备大陆人,而且同样不信任香港人。人大提出的香港普选方案,就是中共猜忌防范香港人的产物。中共担心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会冲击中国大陆,害怕香港民主派人士成为候选人竞逐特首,更怕万一民主人士当选特首不仅不会对中共俯首帖耳,而且还可能支持大陆民运,在港私下甚至公开会见非香港籍的中国异议或民主人士,从而引导香港民众和媒体批判大陆专制,出现当初邓小平所担心的情形:即香港成为反对大陆的基地。为彻底避免出现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中共人大出台饱受港人诟病的普选方案,设置只有自己人才能进入的特首候选人门槛。

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规定香港实施跟大陆不同的政治制度,保障大陆香港两种制度并行不悖互不干涉。香港人虽然关心大陆民主人权,但这种关心不是没有节制和限度的。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权利保障,不希望过多卷入大陆事务从而招来中共的忌恨和报复,使中共以此为由变本加厉干涉香港自治,甚至对香港进行经济制裁。港人自由选举产生的特首不管属于哪一党哪一派,都会受到香港选民一定程度上的牵制。因此,中共担忧香港成为反对中国大陆的基地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以这种最坏的预测作为制定香港政改方案的依据也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港人(尤其是香港民主派)认为中共制定的香港普选方案是在自己人中挑选特首,是为了便于操控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发展,这些看法当然都有道理。但认为中共将要取消一国两制,把香港纳入一国一制的框架,全面剥夺香港的自由民主,这样的看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未免有失偏颇。中共不是不知道当今世界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不是不知道民主政治对维持香港经济繁荣的重要性,甚至不是不知道把大陆那一套强加给香港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那样做必然会遭到港人和国际社会顽强的抵制和强有力的反击而招致失败。

晚清当局跟民众互相猜疑戒备,结果造成官方和民间两败俱伤,造成社会变革阻力重重和信用体系崩溃的局面。中共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放弃对港人的无端猜忌戒备,相信港人的自治能力,修改或放弃香港普选方案中的不公正条款,使香港特首的普选成为一人一票的公平选举。只有中共首先信任香港人,港人才能消除对中共的怀疑猜忌心理,才会相信中共作出的一国两制、以及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民主发展,不但不会威胁和冲击中国大陆,而且还会为大陆有条不紊逐步实现民主提供新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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