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九章 6.组阁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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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借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缓和下来，久乱思冶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


    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干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先十分脆弱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么能让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况且江青知道与沉隐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手下人马借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做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专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建议"政治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有一番心计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一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巳周恩来也不会高兴。总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下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泽东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着著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来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在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柞。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口(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一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4时半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字迹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强撑病体，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虽然极力想像以往那样把字写端正，却已经力不从心了，整篇字体颤抖，个别处已歪扭难认，甚至出现明显的笔误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这是一贯精细严谨的周氏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司时，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以图化解毛的心结。从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以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由邓本人兼飞的同时，又照顾江青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赏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干涉太多，不断惹是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毛生气的是，江青此举把正需要刻意笼络，闲小址制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毛精心心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为此，毛泽东决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间接连批评江青伸手要官和插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举动。毛一面在私下里点出"江青有野心"，要她"你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刁；要由L训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 。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错误，改正就好"，叮嘱她"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更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顺便指出的是，大陆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的为政之道和行事处世的精细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种东西来。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从大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又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人大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玉兰)、杨(坡兰)两名也?咱口以考虑。""而吕、杨两人正是当时在政治上作为培养的"新生力量"而安排进名单的，最后连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池鱼之殃，被一道刷了下来。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此行所负使命的重大，如果不能成行，正好给了江青他们可乘之机，利用单独进见的机会，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决断。这样一来，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


    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关心周氏病情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然顾不得那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费劲，还有点晃。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请注意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一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人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一他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舂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 ，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他"办事细"，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正说，含着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此，周马上就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吧!"


   此外，周恩来也明白在毛泽东让他"安心养病"的背后，打的主意是让他当个挂名的总理，退出政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不过平心而论，周对此并没有多少失落和伤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近一年多来，他一直处于晚节难保的忧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人难豌头。现在，情势总算是有所缓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样全身而退了。这对周恩来的精神上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解脱。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著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并没有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所谈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主调，而是着重强调了毛所说的另一句话：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考虑，是想借用毛的话来为他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鸣锣开道，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不仅如此，周恩来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本的思路，一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视为反对政治挂帅。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过毛不少次批，被指为离右派"只剩下五十米了"，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在文革左倾狂潮中，实现"四化"之说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与鼓吹"唯生产力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暂时偃旗息鼓，退而求其次，用"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挡箭牌来支应局面。不过，他一直对此念念不忘，在暗中守时待变，寻找时机重新提出这一口号。


    应该说，周恩来选择四届人大之际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日标，是他在审时度势后，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最后进言和努力。这既是抓住毛泽东不久前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见机而作，也是长久以来内心夙愿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入死胡同，现在该是帮助毛为摆脱文革困局而寻找出路的时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么从经济上人手，用实现"四化"的口号来牵析凝聚人心，转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的解决之道。


    而且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大势，知道这些年来国内忙于文革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连台湾都走到前面去了"。况且国民经济本身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也已百孔千疮，问题成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交代不过去了，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提出实现"四化"的问题，更容易争取毛的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和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交换意见，确定把实现"四化"的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主题来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大会，并唱了重头戏-一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会议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但是这一次的心情却显然不同。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场台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别演说。眼下国步艰难，百端待举，正是需要有人出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而他却罹患绝症，来日无多，这怎么能不令周恩来百感交集呢?不过，可以让他多少聊以自慰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一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正好可以把它作为对国是的最后一点贡献。


    当然，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强调过分，就会惹来倡导"唯生产力论"之嫌。九大政治报告闹出的风波便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十分小心翼翼，打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强调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点到即止，不作更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短暂的松动，曾经喧嚣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不过身体却整个垮了下来，不得不马上转入另一个战场-一同他体内正在不断吞噬生命的癌细胞苦战。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