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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４日的《北京日报》独家专访了新当选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这篇题为《"有情有色"才是真人性》的访谈中，何建明透露，“当作协副主席牺牲自己不少时间，创作数量会减少，每年会少拿上百万元的稿费。”“他坦率地说，别人以为自己当了一个官，但就个人而言，他宁愿当一个作家也不愿做官。”
无独有偶，此前半个月，4月23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在《北京晚报》发表长文，详述自己“十年没有工资收入”的作家生涯。然而，就是这位没拿纳税人一分钱、完全靠稿费生活的作家郑渊洁，却在2008年和2010年先后向汶川和玉树灾区捐款１３８万元，两次成为全国作家中捐款最多的人。2008年12月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他颁发了“中华慈善楷模奖”。郑渊洁真诚地说：“作家没有工资，可以完全靠版税生活；作协没有财政拨款，自筹办公经费，中国的文学事业岂不是也能大展宏图，更加繁荣？”
郑渊洁和何建明两位作家，在短短半个月内先后发言，从不同的感受，说明了取消作协行政级别和财政拨款的紧迫性。我相信，郑渊洁的话是肺腑之言：作协取消财政拨款，作家会活得更好，更有社会责任、更有道德价值、更有人格尊严，他的１３８万高额捐款，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的真情告白更值得深思：“当作协副主席牺牲自己不少时间，创作数量会减少，每年会少拿上百万元的稿费。”
我相信，何建明同志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试想：中国作协这样一个拥有５００多名工作人员、近百名局级、二百多名处级的庞大正部级机构，每天考虑级别待遇，每月都有干部升迁，每年都要分福利房，再加上国外出访、全国采风、评奖年会……正如作协主席铁凝说，她一年有一半时间用来进行国际交流。
作协官员如此忙碌，而作协真正养了多少作家呢？我在《南方都市报》刊发的《作协体制再思考》一文曾谈到：“作协究竟在养作家还是养公务员？”作协发言人说：“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全国只有２００名”，而中国作协养的还不足２０名。难怪不少网友发问，为了养２００名作家，纳税人却要每年花７个亿养着一个庞大的正部级机构，值得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不值得！更何况，本来创作旺盛的作家，在官僚化的作协体制下却不能不当官，不能不坐奥迪车、不能不住奢华宾馆、不能不坐主席台，不能不放弃每年“上百万元的稿酬”，“创作骤减乃至绝产”，这难道不是作协体制的弊端、不是官员作家的悲哀吗？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农民解放了，获得了土地；资本解放了，获得了市场；教育解放了，获得了教育家。”我想再加一句：作协彻底民间化了，文学才能解放，才能获得优秀的作家。
可见，取消作协的财政拨款和行政级别，让官员作家走下主席台，回归创作，作协官员们会活得更好，至少能拿回每年上百万的稿酬。与此同时，纳税人可以减轻负担不再用血汗钱养活作家，国家可以省下每年给作协的7个亿投资，用于抗震救灾和社会保障，对国家、对人民、对文学界都是功在千秋的改革之举，可谓一举三得。２００９年某知名网站调查数据显示，有94%的投票者同意取消作协；今年４月，又有93%的人投票支持“作协不应让纳税人养活”。可见，取消作协的行政级别、取消国家财政拨款，已经成为今年的主流民意。
更何况，作协和足协一样，这种官僚化的民间团体，今天越来越凸显出其内在的体制弊端。我在《足协、作协民间组织官僚化》一文中谈到，中国作协名义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正部级单位——拿着国家财政拨款、享受着市场的待遇、行使着政府的权力，这种三合一，堪称“三枪拍案惊奇”。
其一，作协的行政级别和财政拨款，必然导致“民间团体官僚化”。
最近广受关注的作协重庆会议，正印证了我的观点；而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博文说得更透彻：“至于铁凝……她要是坐奥迪过份吗？你可以对她这么年轻，居然当了部长级干部提出质疑，但在中组部没有撤消她的这个级别前，她坐奥迪应该看作是分内的事”。大旱灾区，作协官员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正部级别，是坐奥迪车这类“分内的事”，而不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灾区人民患难与共。更为齿冷的是，陆天明竟然写到：“那是档次很一般的‘宴席’，既没有鲍鱼燕窝鱼翅其它海鲜，也没有茅台五粮液。记忆中，好像都没有上白酒，好像连海参都没吃到哦……”一个被人民养活的作协，在人民遭遇旱灾时却仍然挥霍纳税人的钱，丝毫不忘官员待遇，甚至还抱怨“档次很一般”。如此官僚化的民间团体，还谈得上为广大作家真诚服务吗？
其二，作协的行政级别和财政拨款，导致作协官员手中的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同时缺乏必要监督，很容易滋生腐败。
作协官员和足协主席南勇等人一样，同时拥有官员、作家和企业法人等多重身份，可以在官场、市场和文学场之间自由游走，贩卖权力就像左手倒右手一样容易；更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很容易成为反腐死角。
其三，“作家当官”和财政拨款，人为地制造了作家之间身份、地位和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文学界内部明显的分配不公。
极少数作协官员屡登富豪榜、每年收入“上百万元”，而普通作家却生计维艰。2007年10月，青年诗人余地自杀，留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仅十个月后青年诗人吾同树自杀，辞世时身上现金只有200元。同样用笔写作，有的作家享受着部长级高额荣养，享受奥迪车、五星级酒店的待遇；而有的作家却街头乞讨，甚至贫病自杀。可见，国家对文学的巨额拨款，只是荣养了极少数作协官员。国家拨款越多，作协官员的欲望就越高，离人民大众的情感就越远，以至对灾区人民的痛苦能无动于衷，自然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品；而与此同时，大批真正有才华的民间作家、网络作家和中青年作家，却享受不到国家文化投资的帮助，不仅很难脱颖而出，甚至连生活都难以保障。作协这种拿着国家财政拨款、享受着市场待遇、行使着政府权力的民间组织“官僚化”体制，使国家文化投资严重分配不公，已经明显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大繁荣大发展。
因此，取消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和国家财政拨款、使之彻底“民间化”，已成为主流民意；而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的一席话，更使我们坚信，取消了作协的行政级别和财政拨款，作协官员不仅不会恐慌，而且还会活得更好。
沙发想开些，就算养了群猪吧
痴人说梦，楼主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是一个“阵地”（当年高官语）。之所以给这么个“协会”如此高的待遇（看看那位女主席的架式吧！）和经费，就是确保牢牢、牢牢地控制这个重要“高地”。再看看，多少年来都有人呼吁这个做鞋“脱管”或取消，有任何人搭理过吗？民众说一个国务院一个部门怎么怎么，喊得多了、响了，至少还会有人搭理，会给个“解释”“回应”，甚至改组、撤销（如铁道部）；可有过任何级别的官员和部门对关于做鞋的议论有过任何回应吗？
在井底在猪圈在鸡窝在鸟笼里写出的垃圾，还能赚稿费。奇国。
当然，话说回来，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渠道和方式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国内小说界、乃至文学界的整体衰落，不景气，这块“阵地”的重要性必然下降，这个做鞋的好日子也总会走到头的。
到那时，现在风光无限的御用做鞋匠，终被抛弃；甚至会有一天，他（她）们会像秋雨大湿今天坚决否认自己曾是XX写作组成员那样坚定地否认自己曾经是做鞋的，呵呵。
作协是养作家得吗？错，作协是管作家的。
"取消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和国家财政拨款、使之彻底“民间化”，已成为主流民意；"----- 大合民望!
再不精兵简政, 叫老百姓怎么活?!
"百姓养着那么多的机构，他们不作为，甚至利用职权从中捞好处，同流合污。百姓活路在哪里？"没有作邪中国怎么会走上邪路
痴人说梦，楼主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是一个“阵地”（当年高官语）。之所以给这么个“协会”如此高的待遇（看看那位女主席的架式吧！）和经费，就是确保牢牢、牢牢地控制这个重要“高地”。再看看，多少年来都有人呼吁这个做鞋“脱管”或取消，有任何人搭理过吗？民众说一个国务院一个部门怎么怎么，喊得多了、响了，至少还会有人搭理，会给个“解释”“回应”，甚至改组、撤销（如铁道部）；可有过任何级别的官员和部门对关于做鞋的议论有过任何回应吗？
所以套用当年了一个句式：撼政府部委易，撼做鞋难！
楼主明白了吧？共产体制，怎么办？推倒重来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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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5 15:49:55
发表于 2014-10-6 02: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