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邓小平是毛专制毛独裁的亲儿子

柬埔寨

转 邓小平是毛专制毛独裁的亲儿子

转，原题 论邓小平的“误国术”和江胡们贪大求全的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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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专制政权的政治空间向来诡秘、厚黑，处处隐藏着难解的幽暗势力，总有人失势，也总有人得势。失势者或死于非命，或期待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得势者游刃有余，对于刀刃上行走未被割肉，不免庆幸。不过，也有集失势者与得势者于一身者，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优势是不以失势而悲，却以得势为荣，并常常在无情的政治较量中绵里藏针，以柔克刚，反败为胜，让对手望尘莫及。

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挽救党国的“救命稻草”

邓小平喜欢当“小”，自称是别人的“儿子”，不像毛泽东那样拼死老命也要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他又不像毛泽东那样拥有“大”船抗风浪式的霸权，而是有坚持“小”船好调头的大聪明，躲过了刘少奇、林彪的亡命之灾，熬过了毛泽东的死期，又胜过了“四人帮”和华国锋的如意算盘，并无情地驱逐了身居高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甚至差点还要“搞”掉下一个接班人江泽民——1992年所谓“南巡”的背景就是准备“换人”，识时务的江泽民赶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算是挽回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党国历史说华国锋打倒“四人帮”是挽救了党，其实真正挽救党的命运是启用邓小平，也只有邓小平才算得上毛泽东之后挽救党国的“救命稻草”。精明之人必有精明之处，邓小平远比华国锋、陈云等人更为老谋深算。
除了擅长政治手腕以外，邓小平还有长寿功夫，他默默等候另一政治博弈对手陈云死在自己前面，以防他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被人“半路篡改”——陈云是计划经济的祖师爷，与之相反的是保守的西太后却让锐意改革的光绪帝死在自己之前；在江泽民之后，邓小平又隔代指定了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作为接班人，总算在三十年内赢得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暂时安定环境，他的政治遗言恐怕就是这一句：“毛在，毛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这是一句天问，因为在专制政治密室里，永远的规律是“一代不如一代”、“总有一代是末代”。
如今，无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如何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如何力主“深化改革”，却仍然被困在邓小平当初所“顶层设计”的半吊子的政治幽暗空间里，只以发展权贵资本经济为中心，只求“压倒一切”的稳定，没有政治制度改革和政治文明的洗礼，“阴沟里翻船”是必然的。尽管前三十年在“不争论”和“不折腾”中勉强度过，但今后十年，跛脚的市场经济依然面临着崩盘的危险，甚至会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邓小平何等聪明，毛泽东时代没有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死于非命，是因为他处处“充小”，宁愿在毛泽东身边当“聋子”，也不愿意向毛发出任何“不服”的危险信号，后来又再三说自己“永不翻案”，这般自我作践功夫，恐怕可以说是当代刘备。

“英明领袖”华国锋之“大”不敌邓小平之“小”

毛泽东以“大”扬名，所谓“伟大领袖”，实则比三国演义中的黑白脸曹操还要心狠手黑，邓小平若不是擅长刘备的厚黑学，恐怕也熬不过“文革”就死于非命了；即使能熬过“文革”，也不会跳出“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手心——华国锋本意是压制邓小平的，但承受不住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内元老派的压力。当然，华国锋上位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树，随时会栽下来，所谓他的“英明领袖”之名也不过一种应景的政治粉饰，是靠不住的。邓小平以“小”为荣，却多次意外躲过了种种政治灾祸，所以他是当然的“厚黑学高手”。邓小平的“小”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眼界“小”，脑容量和肚量也“小”，其“顶层设计”的政治道路注定是长不了。
邓小平的原名叫“邓先圣”、“邓希贤”，后来改为“小平”（过上小康而平安的幸福生活）——与毛的“泽东”（恩泽东方）之意恰恰相反。邓小平的名字越改越小，权力和威望却越来越大。
“以小见大”的邓小平，政治发迹主要还是因为背靠毛泽东这棵大树，经过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也算多年媳妇熬成婆。1976年“大家长”毛泽东死了，1980年“二家长”华国锋也因无能而被迫退位了，“小个子”虽小但资格不“小”，他终于在1980年11月接任中央军委主席（1981年6月才对外宣布）。为什么当军委主席而不是当中央主席，邓小平解释说自己“年纪大了”（76岁），至于军委主席，是因为“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新任党中央主席兼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比他小11岁，不算年轻？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岂不更年轻？邓无愧于厚黑学大师之名）。谁知这一句“暂时”一拖就是拖了九年，直到1989年11月才把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其间还经过了一场“八九风波”，共产党政权险些垮台。
此前，两任中央主席、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任职期间，邓小平都充当“太上皇”角色，民间舆论称之“西太后垂帘听政”，这是说本来军委主席一职要适时退出，但邓小平不肯，可见“权力毒药”的毒性有多么大，结果害人害己，邓小平为此因“六四”下令大屠杀而登上了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屠夫榜”。

邓小平复出后的功过利弊

不过，在中国现当代史上，邓小平算是一个无法涂改的历史人物，他务实而又不失圆滑，精明而又不失智慧，霸道而又不失策略，绵里藏针而又知道适时进退，他也有能干和高明之处，但其最大的“死穴”却是致命的，就是他誓死要捍卫共产党的政权，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对真正的改革开放却不能下定决心，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为最大的烂尾工程（政治学者吴祚来语），这足以注定邓小平是一个终被否定的人物，他的历史贡献所谓让人们吃饱肚子，与穷折腾的毛泽东有所分别，但让人吃饱肚子从来不能证明他有多少政治才能，也不能称之历史功绩，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假如1979年邓小平就死了，那么照样会出来一个顺应常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策者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假如人们无论如何拼命都不能吃饱肚子，别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要造反，也要颠覆国家政权，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因为官逼民反，因为造反总是比建立新朝要快速和容易的多。
还有人对邓小平感恩的事情就是恢复高考。对于这些人的奴隶思维而言，所谓邓小平恢复高考，终于使奴隶们有了“入仕”的机会（主要是华国锋力主和决策的），但这些奴隶却不反思假如没有一党专政，假如有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他们会选择当知青上山下乡、九死一生吗？会走上一条吃不饱肚子找不到工作当盲流的死路吗？仅仅因为“文革”结束了，政治“清明”了，就要感恩戴德，就要感谢邓小平？
感谢邓小平，其实就是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不但没有头脑，也没有良心。因为毛泽东就是邓小平的政治亲爹，邓小平就是毛泽东的政治亲儿子，毛泽东做了多少份恶，邓小平都有多少份参与。邓小平当权，并不是给人们以自由，而是继续奴役。共产党专政，中国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为共产党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除非共产党垮台。
1977年恢复高考，刚刚恢复正常工作的邓小平，其职务是中央副主席，不过是协助华国锋、叶剑英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而已，他不过是参与决策恢复高考，并非他一人决定，一人之功。当时高考试卷的纸张缺乏，华国锋果断下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补充，这样的大胆决定恐怕不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一个人敢为，再说邓小平一直坚持集体领导，还是基于当时在党内并不容“一个人说了算”，除了副主席叶剑英年龄大、不过问政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名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对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并无好感（后来增补进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的陈云资格比邓小平还老，彼此常常暗中较量）。

邓小平为什么对“反右”情有独钟？

邓小平是一个狡猾的政客，知道如何收买民众的信任，但他从不完全否定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决策，邓小平都有份参与的。1957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反右”是他具体执行的，是急先锋。“文革”后，重新上台的邓小平还津津乐道这样一句话，他说：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至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官方政治评价仍和过去一样高。到了1978年，有了实权的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依然对“反右”不改初衷，他在这一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讲的原话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四人帮”称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说明真没看错人，邓小平“反右”死不悔改，也死不认错，用老农的俗话说就是“茅坑石头又臭又硬”。
那么，最后是谁摘了“右派”和“地主、富农、坏分子”的黑帽子呢？并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和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这应当归功于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这些“高帽子”摘掉后，高考和参军都不再受歧视了。
说起邓小平的“小”来，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对共产党的“党天下、家天下”专制制度开刀，而且对于政局是否安定团结特别敏感，动不动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所以害怕社会动乱，甚至他把“动乱”、“反革命暴乱”挂在嘴边，时刻提醒他身边的领导人。当然，他希望“中国不能乱”是出于好意，但他回避了“乱的源头在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宁愿“小”处着眼，不肯“大”处为中共动外科手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从楼上摔下来导致终生残疾，也没能打动邓小平的心来付诸勇气来纠正共产党的制度之错。

邓小平向来不容民主自由等政治异议空间的存在

邓小平向来对“政治多元”和“政治开放”敏感，对民主和自由化害怕，尤其是对反对共产党极其不满，他重判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取消“西单墙”，理由是这堵张贴民主自由等政治异议文章的墙的存在，是“要破坏我们刚刚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它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他还说，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这里提到的“西单墙”是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贴大字报的地方，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按照当时的宪法，贴大字报并不违法，但后来邓小平力主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从此张贴大字报的公民言论自由权被剥夺。
邓小平视野之狭窄和脑容量之“小”，还在于他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名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但实质是坚持共产党一党的领导，这是他的政治红线，一步也不能穿越。但他的人生悲剧也就因此酿成：1989年“六四”期间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和学生进行血腥镇压。

邓小平对“六四”的镇压丝毫不手软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早在1989年4月24日晚上就决定了，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他们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北朝鲜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第二天，即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在住地召集国务院总理李鹏、军委常委副主席杨尚昆密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他为这些学生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为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总书记埋下了伏笔）。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指不惜血腥镇压）。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于一旦。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工人、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有。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正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以上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原话，无一句不是杀气腾腾，无一句不是凶言凶语。
在邓小平的拍板下，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使本来即将偃旗息鼓的学生运动再次火上浇油。邓小平、李鹏还下令，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进城。一个月后，“大屠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决策者邓小平、李鹏和受益者江泽民等都是罪魁祸首。本来，邓小平求“小”求“稳定”，结果却以“大屠杀”告终，是他彻底颠覆了他自己，他一生的罪名由此奠定。

邓小平之后江胡习等人贪大求全的弊端


前面主要论及邓小平执政期间所导致的主要弊端和灾祸，下面再简单提及其后一些领导人的“另一种风格”：“六四”之后，历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再以“小”为荣，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凡事都喜欢“大”，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国之路”、“西部大开发”、“大国崛起”、“宇宙真理”、“中国梦”等等，无一不是以“大”为荣，就连现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也是喜欢“大”，1988年他出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才三十多岁，就已很老成，著文称不谋“当大官”，却要谋“做大事”；二十多年后当上总书记，讲话依然离不开“观大势、谋大事”，以“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为路径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这两个一百年为坐标，志在“中兴”。
可对照中国当下的现实来看，既然“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那么，习近平走的无疑还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老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老路，无非是继续坚持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核心“坚持共产党领导”而已。既然这条老路是毛泽东、邓小平走不通的死路，难道习近平就能走通？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再说现今的执政者又没有邓小平那样的精明和聪明，甚至连“小巫见大巫”都谈不上，怎么可能再去折腾另一个三十年？邓小平不过是“小平”三十年，三十年已经山穷水尽了，不会有下一个三十年了。
习近平与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并没有任何交集，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时，习近平还不到三十岁，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的小跟班、小秘书，当时的军委常委可以坐奔驰车，他顶多沾点坐车的光，但不至于到与邓小平有任何交往的地步。不过，这不妨碍习近平加强对他的崇拜，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央视高调播放重金打造的纪实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肯定是政治局常委班子决策，至少有习近平的推崇和首肯。今天的习近平不但担任了邓小平曾担任的军委主席职务，还在就任总书记后第一站就到深圳为提出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站台”，在他眼里，邓小平就是他所崇拜的政治强人，他也希望成为这样的政治强人，不然他担心“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的谶语会击碎他的“中国梦”，甚至还担心连“亚洲四小龙”中的小强人李光耀也做不成。
习近平的强人梦，不外乎想成为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成为中国版的“李光耀”，有可能吗？过去的邓小平是因“时势造英雄”，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没有可比性，习近平是否感叹“生不逢时”呢？当然，会有不少人对习近平寄予厚望，称其“霸气外露”，称其远见卓识，甚至把他比作中国的普京，其实邓小平的智慧是习近平永远学不会的，邓小平图“小”，习近平却图“大”图“强”；邓小平“不争论”、低调、务实，习近平却把孔子学院建到海外谋求文化“走出去”，实施“文化输出战略”，打造“中国崛起”概念。可是，大权在握的邓小平，连当几个兼职都觉得受不了，比如邓小平晚年就只当中顾委主任，可习近平至少兼任十个以上的各种领导职务，若真有实权，一个职务就足矣，他怎么能学会呢？

邓小平没能改变的，后任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邓小平已逝，遗憾的是他终究不能成为大陆的蒋经国，甚至也不能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只是邓小平，虽然大幅修正了毛泽东疯狂的祸国殃民路，却没有否定毛泽东及其制度之恶，也未能改变这一失败并已走到山穷水尽地步的共产专制制度，更没有开辟出一条符合普世文明的宪政治国之路。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只能说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忠诚于共产专政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是真正死不悔改的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之后，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习近平，都无法超越邓小平任何一点，邓小平没能改变的，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只能继承邓小平留下的“超级烂尾工程”，而且这是不治之症，他们无力自拔，深陷其中，任其疯狂，任其灭亡。
对于邓小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可能还要晚几年才能吃饱肚子，就像今天饥饿的朝鲜一样；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中国距离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普世文明还很遥远。祸兮？福兮？过去在邓小平身上可以读懂真实的中国，今天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身上，同样能读懂真实的中国。转自小群，民中网站

menyu26

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是小蒋－蒋经国先生！他敢革自己的命，主动放下权力实行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