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精神境界

施卫江

海外民运的精神境界
——我在多伦多《第六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上的发言稿
      
       人类的活动多种多样，若作最简单的划分，可设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类。
      无疑，民主事业是一项精神性活动，尽管民主事业的背后总有着各种经济权益的牵涉，根源于物质性的需求。但是，毕竟人类的精神性活动有其自主性，并不直接与物质财富立马挂钩。因此，民主事业有其自主性，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识的表达，这并不直接对应于物质生产劳作，而是在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大凡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战士打仗、商人经商、教师育人、工程师搞科研，都需要专业技能和背景知识，道理挺简单，但在民运实践中，民运人士却破费思量：从事民主事业也需要有专业的民主政治知识和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背景知识，以及相关的精神性气质和禀赋，对于民运的领袖和骨干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为此，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政治家的道德素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他一生苦苦地思索着这两者孰轻孰重，以及两者的调和。 对于大众层面的政治素质应求来说，西方近代史的民主化历程清楚表明，思想启蒙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建设颇具重要性和必要性，思想启蒙的本身就内涵有民主运作的理念。
  然而，韦伯命题中的两种素质要求对于广大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来说，尽显多余，是书呆子的迂腐气而已，因为远离了物质层面的操作。中国民运所急切需求的，就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触手可及、眼见为实——盼望着中共政权的立即垮台——民运的精髓无非尽在其中！民运人士值得花精力去关心去专研去探索去实践民主所需的知识和精神蕴含吗？懂得“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则吗？就人们所察觉的事实，是断然的否字。今天在海外民运界谈论思想启蒙则常会遭到嘲笑，被认为是书生气的矫揉造作，似乎秀才闹事十年都不成气候，这就应验了黑格尔的论断：“中国人对于精神性事务一概不感兴趣。”
肤浅的思想境界得到了社会利益集团分层现状的强有力支撑。
     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中层凹陷”之说，即中产阶级比率偏少且政治软弱，从而他们发声量小，社会影响力有限。一般认为，现代社会中知识阶层与中产阶层两者在社会结构类型上相似度高，两者之间必有着很大的交集。“中层凹陷”表明了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进而拖累到整个国民的精神气质，且与前者形成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交流与反馈，最终协同而达成国民精神气质和禀性的低下。        
同样，在海外由流亡人士组成的民运界，也存在着“中层凹陷”，即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成员的比重偏少，尤其是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严重匮缺。这样的队伍里，大体有二大类人士组成：
第一类，老牌民运，即从四五运动算起，到七八民主墙、到八九民运、到九八组党的整整四代。这类群体中的前二代大多数，其学历、知识、文化和修养都有限，且年龄都偏大，大都经历过文革的跌宕岁月，有点还曾担任过红卫兵闯将，造反派头头，文革的情结浓厚，苦大仇深的生涯积聚起仇恨的激情，激情的充溢使得满头脑中装填起斗争哲学，搞民运无非就是搞阶级斗争，一个“斗”子当头，使得民运界内与外的交涉交往全都变异为敌我分明的斗争政治。老黄历老经验担当起构建全部政治知识大厦的基质素材，用于装备民运的灵魂，却不自知，还自以为高明得很。动辄以参与民运的老资历自吹自擂，来倚老卖老。
  第二类，大多为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的偷渡客，或是滞留客，这类人群大多是低学历的苦力劳动者，文化、学识、智商和秉性低劣，素质的根性决定了出国门之前都是处身在国内市场经济里职场的边缘地带，因此底层情结深情厚谊，草根情愫流连往返。但由于人头甚多，无数点滴水珠汇聚成汪洋大海，于是在海外民运某些操作层面上发出了响亮的草根声音，激荡起了民粹主义的回声，只要人数众众，便是道理足足，所谓民运无非就是推翻先行政权，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自以为民主真谛无非尽在其中，实现民主的途径仅仅只限于操作实际的事情，所谓“实际的事情”，即是与己身本证同构的四肢并用的、流大汗出大力的、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事情。
由此后果，海外民运团队，其内在知识结构、集体无意识所决定的操作程序，尽是中国式传统的外儒内法，阴阳法术，儒道并举，厚黑并重，流寇习气浓重，权谋城府深厚，先进庙门为王，为王者抢占山头，号称为从事“民运活动”，即以为只需大言不惭的声张就可表白自己的用心，夸夸其谈即可张扬自己的民运身价。其道德行为在伦理学上还原为：动机导向论，不问效果；目的主导论，漠视手段，实质为：以恶养善，以恶充善，以恶消融善，实难想象如此作为何以成孵化成中国的民主大业。 亚里士多德云：好的行为自身就是目的。行为要以人格来担当，以实现行为自身的意义。
  因为人的感性生命的情欲是目的性行为的真正原初策动力。人的内在欲求（理性和感性的总和）是个恒定的数值，弗洛伊德对此论证过。西人曰：没有上帝的日子，恶魔都不鸟你。此衰彼涨，灵魂理性的松弛萎靡必使得肉欲感性的膨胀而肆虐，这可从正反两面去例证。就我所观察到的海外民运界的情景，与中国国内的风情相似，除了不喜欢读书之外，民运人士之间的物质财富的攀比之风也同样盛行，以嘲笑同行内从事民运的积极人士之贫穷窘况为能事的，颇为常见，尽管民运事业本是非盈利性的奉献，乃路人皆知的常识。蔑视知识分子和粗暴文人学者的行径也频频出手，尽管民主运动是人文型的崇高事业，运离物质财富创造的劳作，乃是浅显的道理。
民主政治和人文知识的匮乏只是占民运问题的小部分，尚有构成更大的问题，乃精神秉性的低俗，因为后者是更显得稳定而顽固，即是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千万年来积淀成的“自性”，即为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这两者互为交融和抵牾，构成了事物的表和里、高和低层。
  人的精神秉性的高低是由自我的主体性来彰显的。人类率先呈现自我主体的理性觉醒是在轴心时代的古希腊，那时人们开始思索这样的命题：人怎么去认识自我？苏格拉底提出：自知自己无知，即为有知。进而，“知识即美德”，其命题回荡在西方文明，激起思想的涟漪数千年，令西方文明的大力提升的首先是由精神领域去推行去开拓。譬如，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还处在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就已经践行了民主的理念。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接着论述道：不知自己无知的人，即为双倍的无知。   
   对于自我之认识，不仅是知识多寡的问题，而且还是精神气质即秉性的养育的问题，对于现代民运事业来说，这还是个普世价值的信念的问题。
中国儒家亚圣孟子有“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之说，宋儒张载有“变化气质而知礼成性”的功夫，西方人则用“天主之城”，上帝之爱，靠彼岸世界的感召力来牵引人的灵性，来拯救人的罪性。这些对于养成坚定的信念，对于“善”的提升，有推力之功效。可惜，当今海外的民运人士几乎都未能悟道。
未能悟道即为精神萎靡的症状。
     
1)        缺乏高贵精神

       民主政治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它是由无数的公民以主体性互相交往的协调形式，作为高超的精神性形式来运作，其品位远高于物质生产的层面上之作为， 因此从事民运的人士其品行赖以需求的相对于工人农民商人的品行要高出一大筹。
  推行中国的民主化必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就当今中国国情来说，民运亟需有开创性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此需要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殉道者来开拓，崇高德性辅以道德勇气，这勇气不仅施展在作为政治对手的中共专制统治身上，而且还在于更为根深蒂固的作为专制土壤层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上、在于更为广泛的作为芸芸众生的惰性阻力的“无物之阵”上、最需付出勇气的是在于自身的思想改造。  
   从事民主事业需要有较高的德性，较高德性的提升需要有宗教的力量，而不是依赖于世俗间道德的“模范”和“标兵”；从事民运的同时就须有待于自己持续不懈的德行修炼，努力使自己得以拯救，这本身就是民运的有效组成部分，而并非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傲才持物，霸气十足。而我们的一些老民运人士恰是如此，这样就耽搁在走向人格完善之路的最初路段上。
  高贵精神即上乘之善。缺失即低贱、非进则退。
品味低劣之外显，只认贱物，回避良知，轻视知识，蔑视智者。还要相互攀比金钱多寡，甚者还要攀比姘头美妇有多寡，进而嘲笑长期从事民运的人士清廉无钱者甚多，其意为：缺钱者等价于无能、无才，堪比廉价货、穷小子、酸腐气，而无助于民运，书生闹事十年不成。
品位低俗的另一特征，大献媚俗，俯首广大农民工，而甘为孺子牛。典例即如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某教育大臣那样，一以贯之地向偷渡客人群灌输如下的道理：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实是一场农民工的革命，农民工应该当作先锋队来使用，首先起来发动暴动。其根源在于中国城乡的二元化对立非常严重，农民工是如何如何的苦大仇深，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譬如中国城市里的新建住房市民必须将一半的要赔让出来，该由农民工住进去，如此这般民粹，却博得了“搞身份”听众的满堂喝彩。   
犹太裔学者阿伦特在论述审判纳粹屠夫艾希曼一案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庸者之为平庸也，顺从之然成全了恶，它能够为虎作伥、可以为非作歹，逐之晋升为大恶，乃因至上的终极善的缺失，其之缺失来自于个人主体性的自由思想的否弃、独立判断能力的丧失。在我看来，“平庸之恶”其实与“平庸之善”相关联的，两者界限不甚分明，就因平庸，隐匿在寻常百姓的日用伦常之中而不得知。
看看我们的民运队伍的情景吧，那些不看书籍无暇思索的人们，都认为，只需从众随大流就认准了“斗争大方向”，只要“流大汗、出大力”便是无疑地确定自己在“从善”，可以夸耀起“业绩”来，此不外是“积功积德”，最终“荣返故里”、“光宗耀祖”，好不快乐。但是人们的终极目的地的“善”究竟在何方？人们普遍没有能力、也懒得去思考，大家都觉得如此则太书生气了。
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内心所欲的是由无数外在的言行来显露的，即以下列为见证。

2)        缺乏民主精神

       四十年代中共延安政权办有《新华日报》，其大肆吹捧美国的民主自由是如何的美好，而中国的未来就是要建立起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共为此努力为之。近年来，胡锦涛、习近平，甚至连薄熙来之流都要时时叫嚷一番：“发扬民主”、“发扬党内民主”，温家宝被讽为“影帝”，豪言壮语连篇——世上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搞民运吧？！
     人们同样有理由去怀疑：海外的许多民运人士，他们搞的运动是否民主？！
言必称“民主”的海外民运人士，长期处身民主自由的环境，耳濡目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怎么会缺乏民主精神呢？确为如此，实不足怪。就如在你越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大厅墙上高挂着“精神”字样的大招牌那样，仅仅只是一件摆设而已，就在这大招牌旁，为“民主”而忙碌的人们嘲笑书生气迂腐劲较真儿的却是相当不少。
“言必称”及其相关行为仅仅表明了一种面具，一种外显的张扬，一种短期有效的目的性行为，并非是内心真正的欲念——这才是长远的目的。而真正最内在的最卑下的目的，往往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就如鲁迅先生揭示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也因此，中国人的人格分裂症多多，海外民运人士也不例外。
中国人特别看重了面具的功能，如同衣服来遮羞一般，因为国人深信：“性本善”。
号称“老民运”者，动辄摆出老资格架子的，却不知自己是如何的无知——不知道民主是何物的！可谓比比皆是。以为民运的任何无非就在于推翻中共统治——为此尽可不择手段！从思想上说，盖因“认识你自己”是由主客体互为牵涉互为交融着展开的，就如上述的国民性与国民读书少互为交融一样。这与齐美尔的社会学中的“互相盘绕”、阐释学上的文本“阐释学循环”，以及符号互动理论中的“镜中我”，有相通之处。
须知，民主政治是一项主体性突出的人类活动，是社会全体成员在交互的主体性之中的呈现。作为民主政治所实践的客体，人人又都能够作为反身为大写的主体而呈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自我主体的认识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内容，自我主体认识的严重欠缺，就是成为民主政治认识的严重障碍。自我是作为“镜中自我”而在主体间的交互性的作用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符号互动理论）。
中国国民的主体性稚弱，是腐朽的中国国粹之一，这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障碍。而从事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几乎莫能认识这点。以下将展开论述。

3)        缺乏科学精神

        搞民运必须懂得民主的理念、民主的真谛，民主的程序，民主的背景，为此，需要人们刻苦去专研许多人文类的著作和典籍，搞懂真相。民主理念的体认需要建立在高度科学观和真理观的基础之上，没有科学的认真态度，民主理念便会失偏。
从事民运的人士，有不少是高等学历，有些还是名牌大学理工科硕士博士，怎么会缺乏科学精神？ 是的，一点都不假。高学历只是表明科技知识获得较多，并不表明具有足够的科学精神。
人具有某种精神性，即表现出一种感情倾向和态度，也就是心理学上的特定气质，它并不与某种知识的占有状况可直接对应，可与之线性相关联。人们常说，智商与情商、知识与智慧，两者有区别，有相通的道理。
世人通常认为，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是科学精神的首要特征。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求实与创新。科学意义的真理只凭借真理的本身，而不是真理的载体，即其叙述者所讲叙的事实本身的情况。
海外民运圈内的人士懂得上述这些吗？观察一番民运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可以得知，几都泛泛而论，空洞得很，凡是大声叫嚷者都是名人、大腕，唯有资历、名声、地位，甚至嗓门，方可大声“研讨”——却与真理无甚关系。
若是谁提出批评、怀疑、创新——那是绝对犯大忌的事情。
说起：宽容精神——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苏格拉底创立的辩证法告诉人们，真理的显现需要持有意见的各方来辩论并进行互相的辩驳——这对于大多数民运人士，无疑是阳春白雪。        
   就我所见闻到的一部分民运人士，有些还是大碗级的民运明星呢，却抱怨民运界谈论的“理论”太多了，“理论会中毒的”，“重要的事情是做实际的事情”，等等。那么在此且问抱怨的人士：什么是“理论”？你所理解的“理论”是怎么样的？你究竟阅读过几本关于民主的理论书籍呢？——不知自己无知，焉可有知？
民谚云：书读得越多越觉知识少，反之亦然，不喜欢阅读文科书籍的人士，往往自高自大，自以为能够掌握一切民主知识。毛泽东时代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在统治法术层面上说，也许有其道理。

4)        缺乏实践精神

        人们常常以为，某些人群的气质和秉性既然淡化书本知识，轻视科学文化，缺乏理论热情，那么势必会重视实践操作了吧？作为形下之事的物质形态的事情必定会展开了许多吧？
        错也！就是因为思想浅薄，因为急功近利，因为主奴根性，因为贪图钱财，所以，操作起来的“实际工作”就成了“态度至上”，即主张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口咬定要搞“大团结”、“大联合”，步调一致，高度统一，张狂者还主张“听话和训政”、一元化领导，这样，一切虚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倒是开展了不少。究其实质，是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活生生地剥夺了一个个主体性的个人的权利。其实质也就是丧失了民主的理念和操作规则。作为民主理念的践行来说，恰是缺失了。
       有一位民运大碗多次宣称：搞民运“最重要的还是做实际的事情”——何为实际？他所理解的，无非就是拿出实际行动来操作推翻中共的统治——可想而知，就是农民起义的模式，既然“实际”是如此的大而无当，实际之为“实际”也就是取消了实际！
       民主政治是西方人的创造性贡献，历经二千多年的东西方各国民主政治实践，西方的学术界认识到：社会进步是渐进的过程，如同生物进化。幻想民主化之实现，一步登天，一蹴而就，那是典型的东方小农意识所主导的思路。
        民主政治是基于个人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理念是，如果没有个人权利优先、不能“为我”，如果只强调集体的利益，焉得自由？胡适论道：“争你们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一言中的。为此，我们的所谓民主实践就应是民运队伍当下的民主操作，而非远在天边（即我们所在的地球位置的背后）的事情！首要的操作，即以从尊重个人着手，梳理“群己权界”为要义。

5)        缺乏法治精神

        民主与法治被认为是宪政民主机制良性运作的双翼，缺一不可，民主建设和宪政立法不可或缺地需要制度化，规范化的操作，这就是法治精神。
惜乎，真如搞民运者不知民主、理学博士不懂科学精神一样，尽管民运队伍中法律工作者多多，但未必能够领悟法治精神的真谛。法治比起法律还要来得重要，因为前者是高级的精神形式。精神是与人的气质相关联的，这具有心理学上的恒定性，并不随之学到的理论知识的多寡增减而迅速改变。
又因，民主政治的操作要点之一，就是尽多地吸引大众来参与，于是搞民主运动就得使自身在行为上多多从众，思想上多多合群，这样就成两难悖论，牵涉进了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中国的传统就是人治，它所凝聚起的超稳定性，积淀成了历史的包袱，短时难以卸下。
      法治精神是讲规则至上、程序正义、公正竞赛、依法执政，然则海外民运的实际运作，太多地讲人治行政，暗箱操作，枉法徇私，党超越法，信口开河，党组织的章程起草和立法且不说是自说自话自编，即便是私法也是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会认真地研读，更鲜有人去认真校验实际操作的党政行为、去问责、去监督。
       没有法治的执着和敬畏，民主定会走样走调，异化变质。

6)        缺乏知识分子精神
      
  社会或社团欲使健全发展、成全有人性的生态，必须有要一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出站，以独立的人格从事社会批判的工作，担当起社会良心的功能。  
       社会本身是个硕大的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一堆瓦砾场，它即便体壮如牛，也会行动缓慢，思想迟钝，麻木自得，无知自豪，懒散成性，不思进取，为此亟需牛虻上阵，来激活笨拙的躯体，疏通麻痹的神经，鞭策没落的灵魂，警醒倦意的嗜睡。
    海外的民运组织，与中国人的其他社团不无二致，弊端众多，腐朽成性，为此牛忙的存在同样是必要的、有意义的。民运圈中，高学历者众多，怎么会缺乏知识分子精神？ 诚然，一点都不假。  
  一些民运大腕，头戴着美国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个个都号称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公共知识分子”。真如搞民运的人士不知民主真谛一样，号称自己是如何了得也哉，却实在不知是怎么的“如何”，不知自己是如何的无知，实在不少见。
知识分子，倘若良心犹存，应该运用康德对知识分子所作的标准来对照自己：“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而不该炫耀其高学历，高资历，高知名度，高出镜率， 即以“四高”来私自定义自身。身居自由土地，心身自由既然大舒展，社会责任也相应倍增，这样才合符社会正义。良心和勇气之运用，远远不限于批判中共，因为这“勇气”实在是太廉价了，如此的“一切公共事务”其空间太狭窄了，“运用理性”却被倒置了，因为身处海外，单单批判中共，越尖锐越能为己牟利得势。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孜孜不倦地学习，执着地寻觅真理，为求知而求知，上下而求索，读书破万卷。书越读多越觉得知识少，反之亦然。浅薄者动辄叫嚷：我看穿了世界、看破了红尘云云。而今的民运界，号称高学历者，用功求知者甚少。不绝于耳的叫嚷：理论太多了、理论要中毒的、理论无用的、书本知识迂腐等等，恰是自嘲自讽。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
                                                        2013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