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誓碑》与毛泽东的A、B、C

淮南老樵

          赵匡胤的《誓碑》与毛泽东的A、B、C

    五代十国后期，由于后周政权的崛起，分裂、混乱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又开始出现逐步走向统一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开创者柴荣，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强人，他大力革除唐末以来五十年间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种种弊端，严明治军、慎施刑赏、兴修黄河水利、对人民薄取税赋，使得他所代表的、新生的后周政权实力大增。可惜的是，正当柴荣亲自率领后周大军东征西战，顺利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他却突然得了重病，不久便去世了。临死之前，柴荣也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故事一样，将自己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立为嗣君，托付给平时最受他器重的亲信大臣赵匡胤，叫赵匡胤看在以往君臣知遇的情份上，以后好好地辅佐幼主。

    赵匡胤当时官居“殿前都检点”，即是皇家禁卫军统帅，是个军权在握的实力人物。他没有像当年诸葛亮那样一旦受命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是借此打起了自家的算盘。公元960年，也就是柴荣死后第二年，赵匡胤乘着统兵于外的机会，在陈桥驿突然发动兵变，抛开柴宗训，让部下给他披上黄袍，自己当起了皇帝。在柴荣千辛万苦打下的实力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赵宋王朝。

    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采取暴力或其他不光彩手段谋取帝位、高位的人，登台以后一定要狠下杀手，要把被推翻、取代的前政权人物赶尽杀绝，然后再把扶他上马的那些人赶尽杀绝，同时为自己制造出很多必须杀人的理由。从汉高祖屠杀功臣，到朱元璋“火焚庆功楼”，莫不如此。然而，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之后却没有这样做，他用的是优礼柴氏家族、优礼前朝旧臣、优礼功臣们的仁慈办法。

    当上皇帝以后，赵匡胤一直很自谦，允许大臣们称其为“赵官家”而不是山呼“万岁”、言必称“圣上”。登基第三年（962年），赵匡胤命人密镌一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谓之誓碑，立于太庙。上刻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柴氏子孙”即柴荣的子孙。誓约的第一条即是对前朝皇室子孙的特殊优待，除了谋反其他任何罪行均赦免，即使谋反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且不能连累亲属。誓约的第二条即是对士大夫和大臣的尊重、优礼，特别强调了重视言路，不得杀戮上书言事之人。誓约的第三条是告诫自己的后代：违反这个誓约，上天必然降罪与你、灭掉你！

    赵匡胤对手下的悍将们不甚放心，害怕他们手握兵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效仿他的行为来个依样画葫芦。但是，他没有像刘邦那样滥杀功臣如草芥，而是精心编排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轻喜剧。他婉约地向臣下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见《宋史·列传九》）明明白白给大家指出了一条别无他图、唯贪富贵的路子。功臣们听了此言，主动交出了兵权。有宋一朝，“鞭朴不上公厅，刑罚不加大夫”，几百年君臣和睦，相为恭敬。

    所谓“逆取顺守”者，赵匡胤可谓榜样也！

    这很容易叫人从反比的角度想起毛泽东。想起王实味之死以及“延安整风”中被处决的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想起“土改运动”对所谓地主的杀戮，想起“镇反运动”中那几十万冤魂，想起“反右斗争”中百万文化人的涂炭，还有针对党内高层的“庐山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被活活打死的部长们，被整死的国家元首和元帅们，乃至公开处决、枪杀的女共产党人张志新……

    古代圣贤恩遇禽兽、泽及枯骨，毛泽东不仅绝不放过活人，连死了的人都照样“批判”、“斗争”，乃至挖坟掘墓、斩棺挫骨。400年前的海瑞、800年前的岳飞，2500年前的孔子都未能“幸免于难”。

    本来，“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比“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觉悟更高，比赵匡胤做的更好，更宽容、更人道、更仁慈一些。可是毛泽东却正好相反，他前面学习的是俄国老鬼子、超级屠夫斯大林“绝不放过你”的那一套，用的是肉体上消灭、精神上摧毁、名义上搞臭的手段，后面却效仿秦始皇，要么不动刀子，要动刀子就一定要杀个痛快,叫做“完全解决”和“彻底革命”。

    这，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