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热”动了谁的神经

诚毅

                                                                           “民国热”动了谁的神经
                                                                                       文/廖保平

大陆某著名媒体很奇葩，人家办喜事，他跑来奔丧。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是人家喜庆的日子，他就发表《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的文章，说大陆互联网社区的一些角落，以及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中华民国”的病态缅怀，以至于一些小圈子里甚至形成“民国热”，如果只是怀念民国时期的一首歌，一道风情，以及一些时间越久越让我们感到亲切的面孔，但歌颂那时的国家制度和它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对中国历史以及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伟大变化的所有人的侮辱。
民国热都热了好多年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挑出民国热来说事，放出几句警告般的话，真是“居心叵测”。
那是胜利者不容置疑的霸气测漏：“民国真的好吗？如果它真好，当初就不会被中国人民那么坚决地抛弃。”那是对失败者的傲慢鄙视：“如果不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烂透了，烂得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彻底失了民心，这一切怎么可能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奇迹般发生！”
1949年前的民国可谓多灾多难，从1911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是军阀混战期，从1937年到1949年，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国称为勘乱时期），民国相对稳定发展的只有1927到1937年这十年时间，即便这十年，民国实际上仍处在的内外交困的境地，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从未停止。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局势下，民国创造了“黄金十年”，中国工业（除东北外）以年率6.7%的速度增长，发电量10年增加了一倍，这些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一一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6%，美国、法国1936年的生产分别低于1929年的12%和21%。大陆学者黄汉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
再好的经济发展成果都不够战争用来消耗，由于内乱不断，仅黄金十年，民国政府军费开支就接近财政支出的1/2；抗日战争更是一场国力不对等的战争，且持续八年之久，民国家底被掏空；抗战胜利后接着打国共内战，战乱贯穿民国一生，持续的财政压力势必加剧民众负担和通货膨胀，社会不满的情绪积累，腐败一旦无可扼制，人心失散，又有可选项，雪崩式的溃败就会降临。
由此看，国民党政权溃败，究竟是“国家制度”有问题，还是“国家制度”不被执行有问题；是时运不济，还是给它的时间太短，值得反思。不仅失败者要反思，也值得胜利者反思。但胜利者的真诚反思，不应该用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傲慢姿态：因为我把你打败了，说明你的一切烂透了，说明我的制度比你好一万倍。由其失败而否定其一切，不可取，那不是反思，那是侮辱，不可能做到以史为鉴。
历史上有太多野蛮民族打败文明民族的先例，单说中国，有蒙古人打败宋朝，满人打败明朝，这能证明马背上的文明比中原文明更高级，中原文明或说制度烂透了？如果是这样，蒙古人和满人又何必认同、继承中原文明和制度，被汉文明同化？
胜利者的“历史必然论”，是用结果来推导原因，但历史有偶然性，一个粗心的人会死于粗心，也可能是他极细致的时候因外力而死。不容置疑的“必然论”是胜利者的狂妄，是构建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树立“史之外无有语言焉”的权威，压挤民间历史书写的空间——既然已经否定了失败者，就不应该为其唱赞歌，有春秋笔法以指陈时弊的手段更不容许。
但是，指望人们研究历史而不以当下体验和语境为基础，是不可能的事，每一个研究民国的人都有可能在现实与历史间穿梭，发现两者同构的地方，然后试图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正义，就有了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借着民国去抒发对当下的不满。这是很正常的，除非不让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将其彻底尘封。
研究这段历史的多数是知识分子，当他们追溯与重新审视民国这段历史时，难免将自身的境况与当时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然后会发现，民国虽然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乱不断，但知识分子是活得很不错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是稀缺的，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皇权时代的余光，即知识分子不只是单纯的文化人，同时像科举之下的士子，是特殊或者说特权阶层，比如晚清举人可以做官，可以不受刑责，可以免于赋税。在民众的眼里，民国知识分子即便不再为官，也有更高的地位，更大的自由空间，更多的话语权，为国家社会举足轻重的群体，他们也确实以天下为己任，这使得民国知识分子有一股精气神，“民国范儿”。
然而，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今非昔比，每况愈下，甚至在特殊时期成了“臭老九”，被打倒的对象，卑贱可怜，苟延残喘。现在虽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其实知识分子的地位并不高，自由空间并不大，话语权并不多，眼前吊着红萝卜，背后挥着大皮鞭，从还是不从，这是一个问题。
这些失意者回望民国，觉得“国家不幸诗家幸”，民国可能真的破破烂烂，但却相对自由，至少知识分子活得自由而体面，进而对民国生出一分好感和怀念，十分自然。既不让人活得自由，又不让人借古浇愁，难道要将人赶上绝路么？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