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

穿裤子的云

2014-10-17 胡政之

　　封面图为丰子恺先生作品《统一思想》​​　
　胡政之（1889～1949年4月14日）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选自《国闻周报》第11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　　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国民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说真话，而且不许人说真话！因为不许说真话，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着诈伪、虚矫、自欺欺人的空气，把人生也弄成空虚而没有意味。久而久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甚至积非成是的结果，间或有人敢于说真话、办实事，大家反尔怀疑敌视，甚至要打倒他而后已。惟其如此，社会上只有“乡愿”，只有“愚论”，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真舆论。因为这样的舆论，至少应该先把事实真相，赤裸裸地公表出来，供大众之认识与理解，然后根据真知灼见，由少数有识解的人们，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纠正，拿出具体主张。此际如果另有一部分少数识者，别具见地，也尽可以公开研讨，不客气地交换意见，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数人在这许多不同的观点之间，根据他们对于事实之认识和理解，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选择一种他们所认为比较合理的议论，一致起来赞成他，拥护他，主张他。经过如此阶段，这便可以成为所谓“健全而合理的舆论”。​​　　本来我们要拿这样的标准，来寻求舆论，事实诚然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任何国家，言论纪事，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尤其是在现代独裁政治化的世界潮流中，舆论是要受统制的。如意大利决不许有反对法西斯帝主义的言论公表；苏俄的报纸，不是政府办，就是党的机关报；日本报纸有形无形的受军部的干涉，异常厉害，所谓“禁止揭载事项”的通知书，各报一天不定要接到几次，如果违反军部意旨，不是派人掷炸弹恐吓你，就是叫各军队和军人家属，甚至在乡军人团体，停止购阅你的刊物，以“暴依可特”的手段，作压迫言论的武器。他们是举国皆兵的国家，这种“排报”的方法，比中国“排货”还有力，比扣报停邮的处分，来得更为凶狠。所以办报的人们，只好跟着军部走，掮上“愚论”的底货，冒充“舆论”的招牌。然而他们的政府能力，毕竟较好；人民程度，毕竟高些；法律保障，毕竟有点。所以报纸虽然无力，政府总还在轨道内行动，不至于完全与国民意志，相背而驰。尤其俄国，虽然党外没有言论自由，党内却实行民主集权制度，在党议未曾决定之先，大家尽可径情争辩，无须诈伪欺骗；而各种党报，对于政府机关和人员之腐化恶化，尤其可以尽量攻击，无庸顾忌，这更是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家所望尘莫及者。所以人家虽说没有自由，终比我们强得多。​​​​　　中国人的专制思想，是与生俱来之先天病态，所以中国言论纪事之不自由，不但政治使然，社会亦复如是。例如庚子闹义和团，在北方不是风靡一时吗？当时有人反对，便得受社会多数民众的攻击，仿佛是“二毛子”，人人得而诛之；一·二八上海停战会议之时，少数人知道不堪再打，谁都希望协定成立，大多数人却绝对不愿听这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议论，所以直到如今，这段交涉，还是南京政府受人攻击的口实。惟其社会上欢喜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感情论，夸大狂，以致冷静合理的主张，往往不合大众的胃口，不能见容，甚且遭受迫害。于是野心家，迎合众愚，务为高论，而少数沉潜之士，畏谤避祸，也只好噤若寒蝉，嗟叹于私室。此外纵有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身处孤危，亦惟有相机进言，聊求心之所安，力量当然有限。中国真正舆论之不能造成，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言论纪事的自由，不但应向政府要求，并且还得向社会要求；不但须请求解放，并且还得需要保护！​​　　在有权有势的人看来，干涉言论，压迫记者，本算不了一回事因为干涉和压迫的结果，事实真相，湮没不彰，又诚然于当时有权有势者不无便利。然而综合判断起来，实际是害多于利。因为他们这班人，大概是才不当其职，德不副其任，当局则迷，闭聪塞明，不一定个个都是极恶大坏，居心害国的人，如果尊重法律解放言论自由，明目达聪，兼视兼听，或者还可以免除左右近习蒙蔽之弊。例如袁世凯帝制之时，劝进之表，非分之谋，都是群小们勾串，构造出来的，甚至连日本人办的北京《顺天时报》，也都替他另印一份，每天呈阅，以示日本赞成帝制，壮壮他的胆子。就是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弄得秽声四播，又何尝不是左右近习架弄诱惑而成？我在那时，便是身受迫害之一人。事实是这样的：曹锟贿选事起，浙督卢永祥反对最力，曹政府决定加以讨伐，张作霖在奉天，阴与卢氏结合。江浙战事酝酿吃紧的时候，张曾致书曹锟，劝其不要用蛮横的武力，去糜烂江浙，否则将从事武装调停。此信到京，政府中人，当然大为着忙。想不到我有一个朋友张君，恰在奉天，充当张汉卿的秘书，他得着这封信稿，认是特等新闻，便用快信抄寄北京国闻通信社，信面写的是我的姓号，但是事不凑巧，我正在上海总社办事，并不在京，京社同人，接着这种大新闻，不顾利害，当晚发表出来。第二天各报有全登的、有摘录的，总而言之，国闻通信社的风头是出了，而大祸也便跟踪而来。记得张君的稿子，是十三年九月二日到的，我们当晚发出，九月三日下午七点三刻，就来了两个便衣警探，随着又来了四个雄赳赳的巡警，到梁家园后身的社所，取出京师警察厅的一张知会单说：我们总监请你们经理胡某某先生谈话。当晚社员们告以我在上海，他们便要叫编辑先生去代表，于是我的朋友周昌鸿先生便忠勇地做了我的替身。一连拘禁了两个月，从警察厅拘留所到卫戍司令部监狱，还和当时押在该处的共党首领张国焘同住过一间房子，后来又押在西苑十三师司令部军法处。彼时，通信社已被封门，同人逃亡，接着江浙开火，奉直战争，我们发表的新闻，真而又真，却是捕人封社，严重异常。我在上海，急得一筹莫展，幸而冯玉祥不久便回师倒吴，时局大变，周君方由邵飘萍先生的保释，恢复自由，通信社在执政府成立后，亦即启封。据说当时张函到京，曹锟并没见着原信，系由某要人等先行拆阅，恐怕曹锟见信着慌，就把原函改头换面，把内容换过，添了痛骂吴佩孚的一段，另抄呈给曹阅，同时反说报纸登的信，内容不实，嗾曹惩办通信社，这一下子周君可就无辜遭殃了。彼时假若我在北京，恐怕不是拘禁所能了事的。然而曹锟当时若不受左右的蒙蔽，或者不致狼狈失败，身受幽囚之辱。可见有权有势的人们，干涉言论，压迫记者，实在于他们无益而且有害。只可惜天下老鸦一般黑，谁人上台，谁也免不了来这一套，所以我们以新闻记者为职业的人，随时得冒着危险往前干，想到“自由”两字，真是“河清难俟”！说及代表“舆论”，更是惶悚汗颜了。​​　　要讲压迫言论，从我二十年的经验看来，真是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在民国四五年，当新闻记者的人，除非是好出风头，奔走政界，很少受人注意。电报局虽也有时检查专电，扣留不发，但是检查员间或还找着发报的记者，和你商量商量，有些经过解说，便可照样发出，有些纵令检扣，还许你另外改过再发，这都是我亲身阅历过的。后来北方军阀专政，虽说一样地干涉报馆，但是因为智识太欠缺的缘故，新闻记者只要立身行己，有卓然自全之道，在新闻技术上很容易避免危险。记得民国十五年九月大公报复刊后的第五天，因为刊登吴佩孚汀泗桥大败的新闻，报纸被当局扣留，我便去督署访问主办的某科长疏通，当时他对于我们的言论记事，并不甚责备，只说我们不应该把当天重要新闻标题，用大字写来，贴在日本租界旭街报馆的门口，招人注目，摇惑人心。我随即告诉他，我们这种方法，是仿照外国报馆的，我们都是南方人，许多同事，都是从上海约来。他听见这话，说道：“这就难怪！咱们北方，用不着如此招摇，你们以后少贴大字报子吧！”我当时惟惟答应，不到两小时，我就出来，以后又托人疏通褚玉璞的军法处长，当天解禁，不再扣报。我们后来，送了这位处长义务报半年，总算是平安过去。到了国民革命军进至长江，宁汉合一之后，我们抱着革命建设的新希望，言论纪事，总免不了替新兴势力张目，于是有些人便送我们一个“坐北朝南”的徽号。当时也曾发生过几次危险，幸而朋友多，随时得着爱护，所以别人得不到的自由，我们却还相当地能够享受与运用。民国十七年革命军统一北方，党部成立，言论便渐渐不如军阀时代自由，因为党人们都从此道出来，一切玩笔杆，掉枪花的做法，他们全知道，甚至各处收发的新闻电报检查之外，还任意加以修改，这比从前的方法，进步何止百倍？尤其苦痛的是统一不久，时局便现裂痕。报是要卖的，如果千篇一律，跟着当局的宣传大纲做，那还不如关门大吉，落得痛快！况且报的销路越多，范围越广，于是甲地欢迎，乙地反对，甲地发行，乙地便禁止。在张褚当道时代，就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国民党，我答道我是国民而不是国民党，我们办报，始终是抱定这个立场。但是因为国民党内争不已，离合无常，各方面都拿他们的着色眼镜来看我们的言论纪事，有时觉得胃口合适，便认为是对他们表同情，有时觉得刺耳碍眼，便认为受他们反对派的运动。其实我们是凭良心，说直话，好比一张白纸，不着丝毫色彩。然而事实毕竟不能容许，于是在他们的几反几覆中间，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总算占了交际广阔的光，又因为事实上没有背景，虽然在南北各地经过好几次扣报和禁止发卖的处分，终于没有把事业弄得消灭。尤其国闻周报，向来抱着多纪事，少说话的主义，比较更是少灾少难，支持过了十年。而我们差堪自慰的，是任令环境如何艰危，我们总有一贯不变的立场，从没有自相冲突的言论。所以尽管在不自由之中，我们总算利用着超然独立的地位，多少发表一点真事实，说上些须良心话，所享受的言论自由，实在要算最多的了。只可惜我们能力薄弱，把真正舆论代表不起来，这是我们万分惭愧的事。​​　　我尝说：外国社会是成人之美，是坦白爽直；中国社会却是充塞着忌嫉阴郁的气象，稍微不留神，便会被社会挤倒，这是中国社会业不能大成功的真原因。因为外国社会是捧人的，中国社会是毁人的，所以社会上只有交相破坏的心理，而无同情互助的精神。同是一件事，在外国有人喝彩，在中国却只能换得人们的冷笑；同是一句话，在外国专从正面去看，在中国却偏要往反面去解释，这也是中国不能造成健全而合理的舆论之一因。我们以二十年服务报界的经验，不但希望政府当局们要放宽度量，容纳诤友；同时还希望一般国民，要拿同情和好意，多听真话，尊重言论自由。然后真正的舆论，才能够造成表现。国家只要有了真舆论，政治想不上轨道也不可能。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实在是全国上下都应研究救济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