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秘中苏五十年代军援秘闻

博讯螺杆

核心提示: 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赠与或出售军火，其中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军舰及其他装备。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来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这6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是按照苏联的编制配备的：每个师(14963人)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五七反坦克炮营。炮团装备有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12门);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T-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辆;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炮12门;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门，汽车261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136匹。

在60个师的武器装备中，我们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另1个师的装备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实际装备了56个师。但即使这些装备了苏联武器的部队也多是在国内驻防，真正到朝鲜前线作战的仅有3个师。主要原因一是装备时间晚了，部队全部换装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二是苏军的装备不适合朝鲜的山地作战，例如，坦克团就不需要每个师都装备。50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除56个师按苏军编制装备外，另外50个师都是用国产仿苏武器换装的，这些部队都部署在淮河以南，因那里水网稻田地多，山地多，完全按苏军装备没必要。
各陆军师的装备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为装备、培训中国的坦克装甲兵，根据中苏协议，苏军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这些装备有T-34中型坦克300辆，IS-2重型坦克60辆，ISU-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用它们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苏军根据二战的经验，炮兵的装备配备中，地面压制炮兵(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野战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的比例为6：2：2。志愿军出国作战时，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炮兵只有地面炮兵(或称突破炮兵)，没有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而且装备也很落后。如炮1师、炮2师、炮8师，配备的都是杂牌美、日式野战榴弹炮。后来用苏式火炮改进了装备，如炮7师、炮3师入朝时，装备了苏式122毫米榴弹炮、152毫米榴弹炮，加强了地面炮兵的攻击力。此外，也增加了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如装备了苏式五七反坦克炮的炮31师、炮33师后来也曾入朝作战。但苏联提供的反坦克炮制式落后，都是苏军淘汰品，这种炮需要用骡马牵引，行进起来长度达17米，在前线作战行动不便，特别是在山地行军和近距离打坦克，还不如国产五七无坐力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用苏联37毫米高射炮编组了101个独立高射炮营，其中53个营入朝，另40个营编入城防高射炮师、团，4个营编入坦克师，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5个野战高炮师、1个城防高炮师均入朝作战(野战高射炮师和城防高射炮师用苏联85毫米高射炮装备了24个营，用76.2毫米高射炮装备了14个营)。

另外，炮21师、炮22师(共9个团)装备的是苏BM-13火箭炮(即“喀秋莎”)，在朝鲜战场作战中也取得了一定战果。这种火箭炮在汽车上有16个滑轨发射器，火力大，机动性强，但发射时尾部喷火，目标大，由于志愿军没有空军掩护，所以发射后需要立即转移阵地，隐蔽起来，又因为射程仅8千米，射弹散布面大，只能用来打地面集团目标，而这种目标较少，所以在实际使用上受到限制。

中国军队在上世纪50年代用苏联火炮装备了榴弹炮兵师14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火箭炮兵师2个、野战高射炮兵师5个、共87个团。此外，还有城防高射炮兵师3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雷达营8个。

工兵方面，用苏联的工程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13个工兵团。

铁道兵方面，入朝的铁道兵10个师，加上铁路员工共15万多人。铁路工程器材基本上购自苏联。

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苏联购进的，用于全军各通信分队和防化分队。

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陆军武器1954年以前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陆军武器几乎都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1954年苏联领导人更换后，对华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向中国提供苏军现役装备中的枪炮等武器。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就不再向中国出售陆军武器了。这里介绍一下有关这些武器的情况。

苏联援助中国的1891/30式“水连珠”步枪已在二战中被淘汰。其实，“水连珠”步枪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大概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即散落在中国民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又被大量购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其内战期间，部分白军败逃到中国，曾被奉军收编，参加中国军阀混战，“水连珠”步枪大量流入东北和华北。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初，八路军在山东的第四游击支队在淄川的一个排就曾用“水连珠”步枪集中射击，击落过日军的一架轰炸机。该机从济南起飞轰炸九江，返航时被击落，飞行员被俘，送到延安后参加了反战同盟。在朝鲜战场，1951年11月12日夜，担任公路防空哨的公安师一个副班长在黄海北道东村里公路上放哨时，用苏制1891/30式“水连珠”步枪发射4发子弹，击落了美国空军的一架B-26夜航轰炸机。后来，苏联将1891/30式步枪、1938/44式骑枪图纸转让给中国，1953年中国仿制，定名五三式步枪。1954年苏联将CKC-45式半自动步枪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出来，称为56式半自动步枪。50年代后期，1891/30式、1938/44式和国产53式步骑枪逐步退役，改为民兵武器，用以保护农田作物，除山害，打野猪等。

1927式DP轻机枪(即通常说的转盘机枪)在抗日战争中就曾卖给中国，八路军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图纸转让中国后，中国仿制出了53式机枪。但苏军战后改用Pпд班用轻机枪和Pп-46式连用轻机枪。1955年1月，苏联方面把Pпд班用轻机枪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出来，称为56式机枪。1957年，苏方又向中国转让Pп-46式连用轻机枪图纸，中国1958年仿制出来，称为58式机枪。

苏军二战中仍使用1910年式水冷“马克沁”重机枪，1943年研制出сΥ-43郭留诺夫重机枪，可迅速更换枪管，不用水冷却。苏联供应给中国的60个师的装备中，重机枪除сΥ-43式外，还搭配了324挺1910年式“马克沁”重机枪。二战后苏军淘汰了сΥ-43式重机枪，改用改进型的CrM型。сΥ-43式重机枪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于1953年仿制出来，称为53式重机枪。CrM型重机枪图纸于1956年转让给中国，中国1957年仿制出来，称为57式重机枪。在志愿军入朝后，中国兵工厂技术人员依靠苏联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实物，测绘出图纸，1950年10月仿制出来，毛泽东于12月批准生产，定名为50式冲锋枪，生产了3.6万支，枪弹720万发。

苏联1943式冲锋枪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来，称为54式冲锋枪。1955年1月，苏联将AK-47突击步枪的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仿带0出56式冲锋枪。中国还根据苏制枪械仿制了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班用机枪、59式手枪等。1954年，中国按照苏联转让的苏1938式12.7毫米高射机枪图纸，仿制了54式高射机枪，但这种型号的机枪只能射击时速600千米/小时的活塞式飞机。苏联1948年研制出14，5毫米单管、双管四联高射机枪，可射击时速800千米/小时以上的喷气式飞机。1955年1月，苏联将这种机枪的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8年仿制出来，定名58式高射机枪。

苏制1939式37毫米高射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的敌机最多，很受志愿军官兵欢迎。i954年中国将这种高射炮仿制出来，定名54式高射炮。苏军在战后的1947年研制出-了B47;t3L管37毫米高射炮，但是它的图纸没给中国。后来中国自行研制的双管37毫米高射炮于1965年定型，称为65式高射炮。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苏式57毫米反坦克炮的战果不佳，因为远距离使用这种反坦克炮的战机少，又需要牵引机动，在近距离作战还不如国产的五七式无坐力炮。但苏联在提供给中国60个师的武器中，仍然将这种炮作为制式武器编入独立反坦克炮营。中国按苏联的图纸生产，于1955年仿制出来，定名为55式。不久以后，中央军委决定改用苏式76，2毫米加农炮取代。

76，2毫米加农炮在朝鲜战场上作为炮兵群中的压制、支援火炮，射速快，较受欢迎。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来，定名54式加农炮。但这种武器也是苏军淘汰的，1955年苏联才将新型加农炮图纸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成功，逐渐取代了76，2毫米加农炮。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30毫米和152毫米加农炮图纸，中国1959年仿制出来，称为59式加农炮。

苏联的1937式82毫米和107毫米追击炮、1938式120毫米迫击炮也都提供给了中国，并用于朝鲜战场。此前中国可以生产60毫米、82毫米迫击炮，太原阎锡山的兵工厂还生产过一种迫击炮，称为150毫米臼炮。苏联于1952年把82毫米、107毫米、120毫米迫击炮图纸提供给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大量使用国产的82毫米迫击炮和炮弹。107毫米迫击炮是可分解用骡马驮载的山地迫击炮，中国只生产了一部分。制式化时期，82毫米迫击炮为营属迫击炮，120毫米迫击炮为师属炮团、团属炮营火炮。中国按苏联的标准，1953年仿制出82毫米迫击炮，1955年仿制出120毫米迫击炮。1955年1月苏联把1943年式160毫米迫击炮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成功，但160毫米迫击炮比较笨重，射程不够远。60年代后，中国自主研制开发，除生产出新型120毫米追击炮外，还研制出性能更好的lD0毫米追击炮。

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能生产122、152、203、305毫米榴弹炮。十月革命后经过改进，生产出1937式加农榴弹炮、1938式122毫米榴弹炮、1943式152毫米榴弹炮。徐向前1951年10月在莫斯科谈判时，苏联答应提供152毫米口径以下的苏式枪炮图纸。中国于1954年生产出仿苏122毫米榴弹炮，1956年仿制出152毫米榴弹炮。但苏联没有提供给中国加农榴弹炮的图纸，中国在1966年自主研制出了152毫米加农榴弹炮。

苏联提供中国的第一批高射炮图纸，除单管37毫米炮外，还有85毫米、76，2毫米高射炮，构成高、中、低对空火力层次。但在朝鲜战场，野战85毫米高射炮和76，2毫米高射炮因人工操作，特别是人工标定爆炸引信，延误时间，又不准确，打下的敌机较少，只是对敌机构成一定的威胁。由于敌机飞行员每次飞行都在航图上做出中国高射炮火力配置的标记，志愿军便采取游击方式，经常转移高炮阵地，使敌飞行员以为到处都有高炮，出航时顾忌颇多。

对用于城防的85毫米高射炮，苏联研制出计算机自动指挥系统，可使数门高射炮同步联动，自动测定方位角、高低角，标定爆炸引信，指挥员只需按电钮发射。1954年6月苏联主动向中国提供这种新型85毫米高射炮图纸，1954年12月又出售给中国KS-19型100毫米高射炮48门，装备了2个团。1955年4月苏联还向中国出售过S-60型57毫米高射炮64门，装备2个团，并转让生产图纸，这是40年代后期苏联新研制的产品，性能更好，配有自动指挥仪。于是，中国先仿制了57毫米和100毫米高射炮，1959年仿制成功，当时没有仿制85毫米高射炮。60年代末，考虑到100毫米高射炮的重量过大，不适合江南水网较密的地形，又开始研制85毫米高射炮，1972年定型投产。

T-34中型坦克在二战中是十分优异的坦克，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型号的坦克同美国的M-26、M-46坦克相比，就不占优势了。1947年，苏联在T-44坦克(未批量生产)的基础上研制出了T-54坦克，50年代初又研制出可防御原子武器的T-55新型坦克，于-是就把T54坦克的技术资料转让给了中国。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坦克工业中，作为中国工厂的首批产品，装有100毫米口径炮的59式坦克生产了出来。在苏联提供给中国的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中，有60辆IS-2和IS-3型重型坦克，这是二战后期的产品。战后苏军装备了IS-4新型重型坦克，这种新产品没有提供给中国。

朝鲜战场自l951年夏战线稳定后，坦克已不能发挥其快速突击和机动的特点，只能使用火炮发挥作用。美国陆军师中编有149辆坦克，除曾以小编队、短距离出击外，多是以个别坦克在前沿作固定发射炮使用，因坦克炮初速大，弹道低伸，弹丸出膛速度快，往往是击中目标爆炸后才被得知，对志愿军前沿阵地守军威胁很大。而IS-2重型坦克上的122毫米加农炮射程远，用来打敌军前沿的固定坦克效果很好，迫使敌前沿的固定坦克不得不转移阵地。据苏军坦克团官兵讲，二战中这种重型坦克在紧急情况下要自行炸毁，以免落入德军手中。这种坦克苏联只卖给中国60辆，后来中国又在旅大有偿接收了18辆。

苏联提供的60个师的76，2毫米自行火炮是苏军1942年在苏军中试用的轻型火炮，以T-70轻型坦克为-基础，在其履带底盘上装76，2毫米炮。按苏军经验，2～3辆坦克作战需l辆自行火炮支援，共火炮威力要大干坦克炮。德军入侵苏联时使用的Ⅲ型坦克(装37毫米炮)、Ⅳ型坦克(装75毫米炮)，在T34坦克(装76，2毫米炮)、KB重型坦克(装76，2毫米炮)面前处于 劣势，后德军在1942年把“虎”I重型坦克(装88毫米炮)投入战场，使苏T-34、KB坦克受到威胁。苏军于1943年在T-34坦克上改装85毫米炮，并以KB重型坦克为基础制出IS-1重型坦克，也装85毫米炮，但对付德军“虎”I型坦克仍然不占优势。于是1944年苏联推出了装配122毫米加农炮的IS-2重型坦克，使德国“虎”I型坦克失去了优势。

苏联在1942年试制出76毫米自行火炮，因火力小于T-34的85毫米炮，于是用IS-2重型坦克底盘装122毫米加农炮，制出122毫米自行火炮。同时，苏联还推出85毫米、100毫米、152毫米自行火炮，用于支援-T34和IS-2坦克作战。而76毫米自行火炮则改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在卖给中国的60个陆军师的装备中，苏方确定的坦克自行火炮团配置为T-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门，而76毫米炮很难支援装85毫米炮的T-34坦克作战。由于当时中国方面缺乏现代技术兵种兵器在战场使用的知识，就稀里糊涂地接收了960门76毫米自行火炮。另外，在卖给中国的10个坦克团装备中，每团配置T-34坦克30辆，IS-2重型坦克6辆，122毫米自行火炮4门。本来自行火炮按规定应配122毫米加农炮，但苏联却为了做试验而安装了122毫米榴弹炮，也是欺负中国人不了解情况。


在陆军接收的旅大基地苏军装备中，有357辆坦克自行火炮，这是中国接收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坦克自行火炮。有关的详细数据没有查到，但据相关材料推断，应包括IS-2~_型坦克18辆，T-54~克16辆，T-34坦克224辆，100毫米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一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22毫米加农炮各2个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一再强调尽可能不再购买苏联的武器，只进口一些高性能的武器，如米格-17、米格-19飞机，57毫米、100毫米高射炮，S-75地对空导弹等，不再进口坦克，待本国能生产坦克后再扩建坦克部队。当时部队掌握的武器主要用来训练，训练要走在国产武器生产之前，不能在可成批生产后才训练。

最后还有军用汽车。现代战争离不开汽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以租借法案向苏联运去了各种车辆46万多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柏林!”

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拥有缴获的和东北军区购自苏联的汽车共24000余辆。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共有汽车1300余辆(3个汽车团700多辆，4个军各100余辆)，仅第一星期，就被敌机打坏217辆。从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夜出国到12月底72天，国内为志愿军补充汽车12486辆，损失6646辆，送回国内修理438辆，受损率达60%以上。到1953年朝鲜停战，国内为志愿军共拨汽车21728辆，其中损失7729辆，上交修理8436辆，所剩不足一半。

朝鲜战争开始时，苏联答应在1950年12月l5日以前为志愿军提供3000辆汽车，但难解燃眉之急。11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说：“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运来。”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周恩来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辆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辆，11月25～26日移交355辆。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运送到朝鲜前线，仅1950年即达5000辆，1951年中方又提出购买12000辆。总之，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辆，这包括运输车、指挥车，以及随60个步兵师、10个坦克团装备和炮兵、工兵、防化兵、防空军、公安军、海军、空军购买苏联装备时配置的特种车(牵引、工程修理、加油、消防清洗、通信、移动发电等专用车辆)。在中国能够自产汽车之前，军车的来源主要是购自苏联。

1956年10月，我国在苏联帮助下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能力虽是年产运输车3万台，但因原材料不足等缘故，达不到设计规模，年产仅2000～3000辆，而特种军用车辆在整个50年代仍依靠从苏联进口。到1958年全军车辆92000余辆，增加的数量基本还是购自苏联。从60年代起，中国开始自主开发研制各种军用特种车辆，经过25年的努力，到1985年，全军拥有的各种车辆的国产率达到90%以上，结束了军用车辆依靠进口的历史。

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对抗美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有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当然，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我们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

空军武器装备

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国向苏联订购了第一批飞机共424架。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5日首批购买的苏联20架雅克-18飞机飞抵中国。到1949年底，又接收了185架，全部配备苏联帮助开办的6所航校(歼击机方面4所，轰炸机方面2所)。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时，使用第一笔贷款订购了340架飞机，但这些飞机是何时交货，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帮助中国沿海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回国时移交的。在华东地区的巴季茨基部队于1950年10月回国时作价-移交中方一批飞机，计有米格一15喷气机38架、拉-11活塞飞机39架、图2活塞轰炸机9架、伊尔-10-活塞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在东北防空的别洛夫空军师有122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l6架教练机和通信飞机，也作价接收，作为第二批中国空军部队的装备。志愿军出国作战后，苏方又派出13个航空师来华协助沿海防空，并组训中国空军，到1951年这些部-队回国，苏方将飞机和其他装备作价移交中国空军，除1个米格一15喷气式歼击机师移交朝鲜人民军空军外，其余12个师的飞机均由中国接收，计有米格-15喷气式飞机师1个、米格9喷气式飞机师7个、-拉9活塞歼击机师1个、图-2活塞-轻轰炸机师1个、伊尔10活塞强击机师2个。此外，为支援解放军进军XZ，给部队空投补给品，1950年9月16日中国向苏联订购了42架苏制图一2轰炸机伊尔一12运输机，后组建了空13师。到1954年初，空军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团，飞机3000余架，均购自苏联。

1951年2月周恩来致电斯大林，通报说1951年4月初，中国空-军将以10个航空兵团(4个米格一15歼击机团、1个拉一11歼击机团、3个图2轰炸机团、2个伊尔一10强击机团)参加朝鲜的军事行动。为此中国需补充订购米格一15飞机5架，各种发动机96台，以及相应数量的弹药、专用汽车、通信器材、燃滑油料等。此外，为保障1951年上半年中国部队的战斗训练和飞行员的培训，需购买雅克-11飞机12架、雅克18飞机28架、图-2教练-机3架、图2轰炸教练机3架、图-2飞机10架，以及其他配套器材和物资。周恩来要求苏联于1951年4月1-日前将上述肮空物资器材和飞机运抵中国。

当时中国接收最多的苏联飞机是米格9歼击机，为此组建了6个-空军师，但是却无法派到朝鲜投入战斗，因为这种飞机性能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的飞机作战。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是苏联1946年生产的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发动机是参照缴获的德国喷气式发动机和购自英国的喷气式发动机仿制出来的，每架飞机两台发动机，耗油量大，机翼与机身成90度直角，时速910千米/小时，作战半径仅70千米。而美国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F-80(流星式)时速960千米/小时，活动半径达600～700千米。除F-80外1，美国投入朝鲜战场的还有F-84(“雷电”，有翼尖油箱，战士们称之为“油挑子”)年I：IF-86(“佩刀”)，性能更为优越。F-80、F-84都是战斗轰炸机，可攻击地面目标，F-86则用于空中截击。显然，苏联的米格一9是根本无法与其作战的。而且，苏联只生产了500架米格-9飞机，就推销给中国369架，对此，中国空军上下意见纷纷。由于中国空军部队都是由苏联空军顾问帮助训练的，所以问题很快就反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于1951年5月22、26日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歉意，并决定无偿提供给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苏联只收取运费，并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第一批72架飞机将于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在8月底以前陆续运抵。至于原来出售给中国的米格-9飞机，苏联也不再收回，留给中国作训练飞行用。苏联于1947年试飞并于1948年定型投产的米格-15喷气式飞机，性能虽不敌美国的F-86，但优于F-80和F-84。当时F-86还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大量-出现，米格15自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深表满意。后来，中国用苏联赠送的这批飞机取代米格9，装备了空军第6、12、14、15、17、18几个师。到1956年11月，中国空军的米格-9飞机233架全部退役。不过，在苏联-以米格-15飞机为中国空军米格9-换代时，苏联顾问又趁机提出，他们还有一批米格9发动机放在仓库-中无用，希望中国买下。考虑到中国空军初建，训练任务很重，而米格9飞机可用作训练用，也可打台湾的活塞式飞机，中国就同意买下了

1952年4月，针对中方提出的在1952年为20个航空兵团提供飞机的要求，斯大林答复，根据中苏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并考虑到苏联的生产能力，计划在1952年底以前提供给中国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有材料估计，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出售的米格-15飞机大约有1000架。


苏联l 950年又试制出产了米格-15比斯(改进型)飞机，米格15比斯同F-86性能相近，互有优劣。当1952年美国把F-86大批投入朝鲜战场后，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15比斯飞机。1952年8月苏联开始向中国出售米格-15比斯，到12月，中国空军共6个师改装了米格15比斯。按每个师60架飞机的编制，这批飞机大概是360余架，但这时距朝鲜战争停战只有半年时间了。

1949年苏联试飞了米格-17，1951年装备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但没有卖给中国。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米格-17飞机共96架，并于同年向中国转让米格-17图纸。中国1956年仿制出来，定名为歼5。

苏联1952年试飞米格-19(双发动机，超音速)，1955年装备部队，1957年停产，共生产4000架。1958年8月首批卖给中国8架，后又卖46架，并转让了米格-19飞机的制造图纸。中国在仿制的过程中因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擅自修改原图纸，结果1960年首次试飞质量不过关。1961年重新试制，1963年定型投产，定名为歼6。

苏联米格-21飞机是1955年试飞，1958年装备部队的。1961年中苏关系一度好转，3月20日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并由苏联帮助制造12架米格-21飞机的协议。1962年11月购进苏联生产的12架米格-21歼击机，中国于1967年投产，定名歼7。这是苏联60年代卖给中国的最后一批歼击机，当时苏联已经研制了米格-23和米格-25歼击机。此后中苏关系再度恶化，米格23、米格-25及后来的米格-29系列，苏联没有再向中国出售。

除了歼击机，苏联也向中国出售轰炸机。1952年9月，周恩来、彭德怀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谈判及战局。会谈期间，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60架伊尔28轻型轰炸机，另有3架教练机。这些飞机于当年10月飞抵中国齐齐哈尔机场，原装备图-2轻型轰炸机的空8师换装，组成了伊尔-28轰炸机师(三团制)。伊尔-28是苏联1948年制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当时苏联尚无更新产品，因此，这是斯大林在世时给中国的唯一的苏联空军现役装备。

但与此同时，苏联也没有忘记推销其过时产品。在出售伊尔28的过程中，苏联国防部和总顾问团一再建议中国购卖4个师的图4重型轰炸机，以每师30架计，为120架。图-4是苏联1946年仿照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制造的活塞式重型轰炸机。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一架美空军B-29飞机轰炸日本后降落在苏联海参崴机场，苏军扣下不归还，由工程技术人员分解后，迅速仿制出图4重型轰炸机，这曾使美国对苏联的仿制工业水平惊讶不已。但苏联在1952年已试飞了图-16中远程轰炸机，图4已被列入即将淘汰的装备。于是，苏联便提出将替换下来的图4推销给中国。事后得悉，苏联在1952年还试飞了一种洲际远程轰炸机一图-20/95型飞机，可载核弹，并在1954年正式投产。当时彭德怀极力反对购买图-4飞机，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在喷气式飞机发展到超音速时代，这种螺旋桨式轰炸机是完全过时的和几平无用的废物，苏联这样做，是一种商人式的推销商品，而不是帮助兄弟国家的应有态度。按照苏联国防部和军事总顾问的意见，中国购买这些飞机至少就要花费2亿美金外汇，而且以后还要支付大量的维护及修理费用。后来考虑到维护中苏关系，也为了培养远程轰炸机飞行员，我国作为训练器材买了10架，1953年1月接收飞机，组建了一个独立图4飞行团。

右面列表说明各种部队的装备和消耗等费用，可以看出，1个图4航空师的费用等于6个步兵师的费用。

苏联于1957年向中国出售图-16轰炸机，并转让技术资料。此前中苏两国于1956年签订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中型轰炸机工厂。1958年10月周恩来致电赫鲁晓夫，请求苏联同意中国提前试制图16轰炸机，因为图-16轰炸机为喷气式重型轰炸机，可载火箭和核武器。中央军委在1959～1962年军队装备建设规划中，计划空军和海军都将换装图-16轰炸机，其中空军换装1 3个团，海军换装3个团(每团20架)。1959年，中国用苏联部件组装出第一架图16轰炸机，1963年开始仿制，定名为轰6。苏式伊尔28轻型轰炸机的图纸大概在50年代末转让给中国。60年代中国参照实物，自己研制开发，到1967年定型，称为轰5。

运输机开始是进口苏制里2型运输机。周恩来乘此种客机去莫斯科要用三天，第一天(中途在乌兰巴托加油)到伊尔库茨克，第二天到鄂木斯克，第三天到莫斯科。后又进口了伊尔-12和伊尔-14运输机，均是活塞式。50年代后期进口伊尔-18(涡轮喷气螺旋桨)中程客机，1965年6月周恩来到坦桑尼亚做国事访问，首次乘坐伊尔-18出国。但这种中程客机作洲际飞行，还显得航程太短，到非洲去，中途要在德黑兰、卡拉奇、巴格达、开罗、喀土穆等地降落加油。

至于军用石油制品，也主要依靠从苏联进口。1951年中国石油制品自给率为10%，1959年也只有20%，尽管当时已经发现大庆油田，但加工提炼技术和设备等问题尚无法自行解决，要达到自给还需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石油制品中仅汽油、煤油、柴油、滑油4个系列就有几百个品种，50年代中国军民用燃油大概年需要量为30～40)5吨，军用燃油中，喷气式飞机用的航空煤油占60%。中国于1956年开始用玉门石油试制提炼喷气飞机航油，但后来在地面试验时发生严重烧蚀火焰筒现象，一直没有找到原因。1960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对中国供油加紧控制，中国石油部同有关单位组织专家攻关，终于在1961年6月发现，使用新疆产的原油提炼航空煤油应加入某种物质。接着用大庆原油试制，提炼出在零下60度不结晶的航空煤油。到1965年，中国军用油料实现了自给。

海军武器装备

海军舰艇的研制周期较长，材料装备也很复杂，它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需要有坚实的基础。按照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水平，只有修补、改装渔船和商船的能力，至多能造一些巡逻艇。所以，中国自行研制海军舰艇在当时是不具备条件的，如同肖劲光所说，“中国国内若干年是不可能和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为了保证具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有效地保卫领海、领空，向苏联购买现成舰艇和通过转让方式引进技术进行仿造，就成为中国海军建设之初的当务之急和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前夕，组织渡海解放海南岛、台湾等战役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军事目标。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把有关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到莫斯科，并于1950年1月11日致电毛泽东：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刘少奇提出的建议是，对这些战役都不能性急，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拟订将第一笔从苏联得到的贷款(12亿卢布)主要用于购买飞机和军舰，其中大约一半(6亿卢布)用来购买海军舰艇和装备。在此基础上，海军领导机关即根据中央军委总的国防建设意图，制订了海军建设三年计划，准备向苏联购买和在国内制造战斗舰艇205艘(55 300吨)、各种飞机420架，以及36个海岸炮连等装备。



这里说一下海军建设方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一些分歧意见。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1950年8月海军拟订了三年(后改为五年)建设计划，并确定海军兵种发展建设方针是以海军航空兵、潜水艇、鱼雷快艇为重点。彭德怀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认为海军的“空、潜、快”建设方针应改为以“潜、快”为重点，先艇后舰。彭德怀认为中国海岸线很长，帝国主义入侵主要来自海上，所有空军都应熟悉海上空中作战，否则将犯大错误。因此，海军只拥有海军作战必要的航空兵就可以了，不宜作为重点，应以潜艇、快艇为重点。但海军党委在1956年6月9日至19日的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仍提出以“空、潜、快”为建设方针。直到1959年6月15日至7月22日海军党委第一届六次全会，才同意了彭德怀的建议方针。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上台，仍然继续执行海军以潜艇、快艇为重点的建设方针。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把有限的愤金用于朝鲜战场，支援志愿军出国作战，中国决定把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空军的飞机，从而减少了海军订货。至于海军所需的舰艇，则寄希望干由苏联提供技术，中国自己建造。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除提出195i年所需供应的舰艇、飞机、武器装备、雷达通信设备、航海仪器、工程器材以及后勤所需各种车辆，扩大苏联顾问与教官数量等问题外，重点是要求苏联提供建造海军舰艇的器材、部件和技术。

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后，解放台湾的战役被迫推迟，但同时海岸防御任务也加重了。为此，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8日致电斯大林：鉴于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急需苏联提供下列海军武器装备：鱼雷快艇、漂雷、装甲舰、猎潜艇、扫雷器材、海军岸炮和鱼雷歼击机。毛泽东提议派海军司令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后勤部副部长秦亦津和苏联顾问库兹明一起乘飞机赴莫斯科，以便就购买上述武器装备问题及中国海军未来建设问题同苏联海军部门进行谈判。斯大林回电同意后，肖、罗等人于11月赴苏谈判。然而会谈并不顺利，周恩来11月28日致电肖劲光、罗舜初说：“为了更快地与苏方商定我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再直接与布尔加宁一谈。”周恩来还指出，“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车运的海军设备”。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以及中国拟订购买的海军装备清单，目前尚无详细资料。不过，从周恩来的电文可以看出，海军建设的整体计划恐怕没有谈妥，而苏联能够提供的海军装备只能是通过陆路运输的小型舰船及器材。这大概主要是担心刺激美国的神经，因为水面舰艇从海参崴到旅顺港，再从旅顺到青岛(中国海军主要基地)，虽然海路畅通，但无法避开美军的侦察监视。实际上，中国海军首批购买的只是一些小型舰艇。1950年8月，中国购买的第一批6艘鱼雷快艇抵达青岛。1951年又进口了36艘，共42艘，组建了4个鱼雷艇大队。

当然，由于资金紧张，中国海军当时也无力购买大型舰艇，即使肖劲光最初确定的少量装备，中国都无法一下子接受。1951年3月27日，周恩来告诉斯大林，因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订购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军事贷款额，所以，军事贷款只能完全用于购买必需的军用物资，而对于超过军事贷款的部分，将用外贸的方法弥补开支。为此，周恩来特别提出，肖劲光与苏联海军部所确定的向中国海军提供必需设备的计划，从1951年起开始分三年完成。周恩来开列的1951年供货清单中，只有鱼雷快艇12艘及其所需的弹药和设备，部分岸炮和舰炮，飞行技校用的飞机，声纳员练习所需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等。从事后看，肖劲光，罗舜初同布尔加宁进行商谈的结果，大概包括1951年买到的36艘鱼雷快艇和63个海岸炮兵连火炮252门，以及派275人到旅顺苏联海军基地学习掌握潜水艇等。

1951年年中，朝鲜战场进入僵持局面，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后方线延长，特别是东西两边狭长的海岸线需要加强防卫。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加强海防，提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援助。毛泽东于1952年3月28日给斯大林回电说：“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表示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希望苏联给予贷款援助。毛泽东这次提出的订单包括舰艇227艘(613万吨)，18个飞行团的飞机，82个海岸炮兵连的火炮等。4月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关于岸炮、护卫舰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的订货，但提出交货期必须延长2～3年，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意中国海军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

4月24日，肖劲光、罗舜初再次抵达莫斯科，双方代表举行了会谈。肖劲光从海军建设的战略方针、五年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谈到当年的订货和今后几年内需要购置的武器装备和希望得到的转让技术，非常坦率。谈判中，苏联减少和延长了部分订货，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苏联1952～1957年向中国提供舰艇255艘(驱逐舰8艘，中型潜艇12艘，小型潜艇8艘，教学潜艇1艘，鱼雷快艇120艘，基地扫雷艇12艘，猎潜艇24艘，江河扫雷艇30艘，海洋巡逻艇40艘)、18个飞行团的飞机、50个海岸炮连的火炮。但在付款问题上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苏联方面坚持要外贸现汇，中国因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无力拿出这笔钱，要求以贷款形式供货，苏联坚决不同意。结果是协议搁浅，肖劲光、罗舜初空手回国。同年9月，罗舜初再次赴莫斯科，督促苏联海军部尽快落实1952年和1953年的订货。苏联答应尽快解决1952年的订货，而对中国所需要的建造各种舰艇的蓝图，表示当年只能转让一部分。至于1953年的订货，需待1952年订货解决以后再考虑，并且要等到研究中国的五年海军建设计划时一并解决。

板门店谈判久拖不决，1953年初有情报说，美军可能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为加强海岸防御，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提出，中国准备派出海军志愿军，并请苏联政府在1953年2月根据1952年海军器材申请单提供相关武器。1953-年1月27日斯大林答复，已经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的海军装备有：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其中图2型轰炸机32架，拉-11型歼击机35架)、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中方电报拨给。

尽管数量比要求的少一些，但这是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由于到货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这批装备后来大都用于国内海防了。彭德怀1954年5～6月视察山东海岸防务时，青岛基地已有的63个海岸炮连，就是苏联提供的装备，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的76.2毫米高平两用海岸炮，部分是苏联造的45毫米火炮，只有极少数苏制130毫米海岸炮。76.2毫米海岸炮是二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战后双方多次谈判偿还问题，但苏联一直拖欠未还，这时去Ⅱ把其中相当一部分装备卖给了中国。由此可见，苏联在军事合作中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来源：加拿大华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