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共特科”

诚毅

                                        历史上“中共特科”的真实故事

作者: 源泉

今天我来聊一聊历史上的“中共特科”，这个在中共党史记载中也语焉不详的神秘组织。

熟悉共产党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在前苏联还没有成为苏联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内部意见分裂，反对党强大，还有方方面面拥护沙皇帝制的传统力量，这时在列宁的主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契卡”恐怖特务组织，从事暗杀与恐怖活动，以极其残酷的极端手段来消除和镇压异已力量及竞争对手。最终，共产势力成为了执政党。而由苏共一手复制扶植出来的中共同样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大陆知名纪实作家王凡最近出版了新书《聆听历史细节》，记录了众多当事人的亲身讲述，旨在揭示真实准确的历史细节，其中对“中共特科”这个秘密组织也有许多详细的记述。

揭开“中共特科”组织的面纱

“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自此中共中央机关多设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武汉，在张国焘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机关开始迁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汉，然而不久就出现了“宁汉合流”，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百，不使一人漏网”，开始捕杀中共党员，中共机关在武汉也难以立足。因为当时上海是“特区”，人口多，流动快，不查户口，租房与办事都方便，加之中共在沪经营多年，有深厚的关系网络，所以最后党魁们讨论决定，还是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回到上海。
当时上海正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是一项风险比较大的秘密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科长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负责剿匪开道）。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
最近海外发表了一篇曝光文章，揭示缺乏经验与成绩的周恩来为什么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原因在于他是黄埔军校的唯一赞助商苏共的特务头子大力推荐的，周恩来早年一直担任特科头子及与苏联老大哥的通讯员，自是因为他在苏共学习期间接受的就是这方面的培训。
此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如选租住房、选择会议地点、掌管财务等。
二科是情报科。它成立于1928年4月，第一任科长是陈赓。他还是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副手。二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并对敌方的侦探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经陈赓的筹划安排，一批共产党员秘密打入国民党的情报机构。钱壮飞成为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成为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情报机构的实际负责人；胡底成为国民党华北情报网的实际负责人；宋再生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也因为陈赓做工作，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务机构的特派员杨登瀛，被策反为中共特科的“内线”。
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亲自担任。三科的主要力量就是现在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红队”，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安全，如会议安保、营救被捕的领导人；暗杀敌方的特务及中共的“叛徒”。
四科是交通科。科长是李强。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线网的正常运行，同时负责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报务。若有重要会议召开，四科还要负责人员护送和会议文件的传递。
中共的中央机关有一套庞杂的班子，有负责会务的、负责文秘的、负责保卫的、负责与各地组织交通联络的，有很多工作人员。上海形势的险恶超乎寻常，军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后纷纷“变节”，并造成更多地下党员的被捕和工作班子被捣毁。
由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屡遭破坏，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的掩护思路，即设立的工作班子要以工厂、商店、学校等单位形式做掩护，工作人员装扮成不同类型的家庭，许多对“革命情侣”也是在这时根据工作需要自由组合、换来换去。

失败的营救与成功的暗杀

特科三科的谭忠余是“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三科科长顾顺章的老乡和副手，他参与了那次影响甚大的“暗杀白鑫行动”。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并向其透露中共中央高层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新闸路开会。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公安局的名义，与租界巡捕房共同采取行动，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五人。为掩人耳目，他们将白鑫也一并逮捕，随即置于特工组的严密保护之下，以防止中共“红队”追杀。
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于当晚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会议，部署营救工作。中共特科通过国民党高官杨登瀛这条内线查出了彭湃等人被捕是因为白鑫投诚国民党所致。
特科并通过这条内线得知8月28日囚犯将从拘留所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命令特科全体出动，在枫林桥武装劫车救人。
8月28日晨，一队“电影摄制组”人员在枫林桥边拉开拍片的阵势，过往的行人和商贩也多于往日，这都是红队成员装扮而成的。按计划，应有专人骑脚踏车将一箱枪支带到劫车现场，不过因安排粗疏，送货员迟到了，囚车呼啸而过，而那些神勇的“红队”队员还没来的及清理掉枪膛内的黄油……
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营救”，彭湃等人8月30日被枪杀处决。周恩来命令特科一定要干掉白鑫，杀一儆百。
白鑫熟悉中共的手段，自知必成“红队”追杀的对象，于是在严密护卫下深居简出。
然而9月初，白鑫突然出现在达生医院，原来他是去患病求医的，他本与主管医师柯麟相识，却不知他也是中共秘密党员，而这个医院还是中共的联络点。柯麟开好药方后，试图将白鑫稳在医院，自己外出传讯。白鑫见医生表现异常，心生警觉，便不辞而别离开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外出求医。特科在医院的行刺计划也落空了。
时隔月余，秘密内线杨登瀛传来消息，白鑫将于11月11日前往意大利。得到特务的情报之后，顾顺章便带队在其必经路线上用手枪射杀了白鑫。

顾顺章碰上了“铲共专家”蔡孟坚

不久，中共组织在上海的处境更加艰难，难以立足。组织成员开始向苏区转移，如当时议决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去江西苏区，而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去鄂豫皖苏区。
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离沪。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他入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归国即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从上海到汉口的旅途，张国焘在顾顺章的料理下安然无事。但抵达汉口之后，顾顺章打探到原定歇脚的联络点已受特务怀疑。他告诉张国焘说，自己就曾是一度在上海声名卓著的大魔术师“花广奇”，许多人拜在他门下。他建议张国焘住到一个跟他学艺的大商人家里去，但张没同意。
此时，中共在湖北的组织已被有着“铲共专家”之称的特工蔡孟坚侦破，中共汉口地区负责人尤崇新已将组织机密和盘托出，但顾顺章并不知晓，他把张国焘交给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员之后，自己却并未立即返沪，不知是因手痒还是想赚钱，自个儿跑到汉口去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尤崇新指认并逮捕，随身携带的一箱魔术道具也被当场扣下。
顾顺章被捕后，起初沉默不语，想蒙混过关，但蔡孟坚把他的身份来历说的一清二楚，并反复晓以利害，他才开始改变态度，并要求立即拜见蒋介石，面陈一网打尽中共要员的计划。他将中共驻武汉交通站、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及协助他护送张国焘的地下交通员一一讲出来，又请求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应尽快将他解往南京。
可惜蔡孟坚等人急于立功，没有理睬顾的请求，直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电报，称已捕获中共要员顾顺章，并已令其与国民党合作，提出了连根拔起中共组织要员的计划。当顾顺章于数日后得知此事，急的击掌顿足，连叹：“完了，完了，捉不着周恩来了！”蔡等不知何故，顾顺章这才告诉他们，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就是中共秘密党员。
很多中共党员其实都没有后来的中共教科书说的那样英勇无畏，就象刘胡兰的故事大家最终发现充满了水分一样，很多中共党员被捕后都“变了颜色”。象后来的向忠发就是这样。甚至毛泽东也曾经被捕过，并很可能因此而导致另一领导人被抓，但他自己一直对被捕后如何逃脱的情形轻轻带过，讳莫如深。而周恩来脱党的“伍豪事件”，毛和周本人都极端重视，极有可能不是空穴来风，毛和周这个级别的人也没这么无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拿这个当互斗的关键王牌。中共一直声称周恩来声明脱党的“伍豪事件”是国民党“伪造”，但事实如何，还有待考证。
蔡孟坚向南京发报时，是4月25日周末夜。这时通常都由他器重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办公室值班。钱壮飞就是中共安插在国民党中的特务。钱壮飞连续收到了六份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绝密急电，便用李克农乘徐恩曾外出时偷拍下的密码本，译出急电的内容，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电文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顾顺章已经叛变，并称能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且不日即可被送往南京。
钱壮飞非常清楚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职责，中央首脑的保卫工作、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自己和李克农等特务的谍报工作，都是由顾顺章掌握的。如果这消息不能及时汇报中共高层，并采取紧急措施，后果当然极其严重。
他知道徐恩曾在星期一之前不会回办公室，必须抓紧这短暂的时间把情报送出去。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要其连夜乘特快列车奔赴上海；自己则在南京做善后工作。诸事停当之后，他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警告”徐若加害自己的家人，就将徐个人的所有隐私公诸社会，随后他也奔至上海。
刘杞夫26日清晨到上海后，立即找到李克农。李克农得知这一刻不容缓的情报，却一时没法同负责情报的陈赓联系，便设法找到江苏的联络人，由其转告陈赓，并报知周恩来。
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随即召见了他，他亦向蒋倾筐倒箧、和盘托出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蒋介石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工赶往上海，会同英、法巡捕房，实施抓捕中共首脑的计划。
然而当28日凌晨，这一干人按照顾顺章所供，来到中共中央、中共电台所在地，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住所时，均已人去楼空。原来，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内，中共在上海的重要机关、主要领导人，统统按周恩来的部署紧急大搬迁了。
顾顺章见行动不成功，又努力设法在上海寻找他可能利用的关系。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地下党斩断了他可能联系的一切线索，顾顺章全家也都被周恩来率人杀掉，包括他家里的客人。

周恩来说：中共首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组织高层的计划虽未成功，但确使中共地下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被他指认出来，枪毙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名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要职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只得中止潜伏，出卖国民党情报的杨登瀛等人也被羁押。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得到消息，立即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是很快“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已经传来。向忠发知道周恩来的住所，并有钥匙，如他向国民党投诚，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家。为确认向忠发是否真的“反水”，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带人监视自己原先的寓所。
谭忠余亲率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已投向国民党。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见了。
周恩来很快躲到了别人的家里。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身边的同伴取笑他化装后活像个日本人。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大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已任职三年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置党务及工作于不顾，长年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熟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这名已搬家的女佣，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顺章准备通过蹲点与跟踪，来寻找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正被躲在杨住所的向忠发看见，顾顺章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要求向忠发暂与自己同住在隐秘居所。但6月21日向忠发非要见杨秀贞不可。周不得已，只得同意他们见面，但反复叮嘱其不能留宿，但向忠发根本不睬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第二天租车返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未等动刑，向忠发就全招供了，还供出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杨秀贞和陈琮英随即被逮捕。据说，她俩均遭受刑讯但没肯招认，后来还是向忠发露面要她从实招供。周恩来后来得知了这一消息，说这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投向了国民党，由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下周恩来一人，很多特务都只得离开了潜伏岗位，停止工作。
顾顺章因为立功甚大，颇受陈立夫重用。但顾顺章看不起曾被下属钱壮飞糊弄的顶头上司徐恩曾，对徐恩曾压制自己的行为十分不满，而与军统的特工首领戴笠往来甚密，他在一次发牢骚时讲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缺陷，最好要组建一个新团体。于是原本就对顾顺章和钱壮飞怀恨在心的徐恩曾就以此为罪名，派人将他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