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20军哗变真相，富田事变是如何发生的

诚毅

                                               富田事变是如何发生的  

1930年底正当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之际，中央红军所属20军为抵制红军总前委在部队中乱抓AB团而发生哗变，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口号，遭到武力镇压。这件事史称“富田事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0年12月12日上午，20军的团长刘敌偕同一营长张兴、政委粱学贻，发动一七四团一营官兵，包围了二十军军部，捉起了李韶九（后逃脱）和刘铁超，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收缴了李韶九带来肃“AB团”的一排人的武器。下午，刘敌、谢汉昌率部冲到富田，武装包围了省行委、省苏驻地，收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全部被捕而尚未杀害的近百名“AB团”人犯。当晚，在富田召开紧急会议，主张“公开反毛”，“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诸同志”，决定由一七二团团长萧大鹏出任红二十军军长。随后,根据左倾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为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力“肃反”，整整一个军杀的杀、逃的逃，一个不剩，红20军番号被迫取消。
关于富田事变发生的原因，在我党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当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央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革命。(1)朱德在延安时说地主要复辟乃是红军第二十军哗变的真正原因。(2)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人认为，富田事变是“因为过去赣西南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的结果。——党内一般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斗争”演变而成的。(3)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建国以来，关于富田事变的原因问题，少有讨论。著名党史专家戴向青先生认为，当年大肃ＡＢ团是冤假错案，应该为富田事变平反。所有这些争论与分歧都是围绕着其性质展开的，很少考量发生富田事变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1930年底，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前夕，战争迫在眉睫，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党内左倾的立三路线阴魂未散，同时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即将上台，党内路线斗争也十分尖锐；再加上苏区内确实有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情况十分复杂。“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之后，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曾发现有关于‘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负责干部，总前委因此认为对赣西南党的组织需要进行审查。”(4)富田事变，就是在这种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拉开帏幕的一场历史悲剧。

一、党的“左”倾领导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是江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思想根源。

江西苏区打AB团运动之际，正是共产国际左倾思潮泛滥之时。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左倾思潮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规模的反右派和右倾调和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直接受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自1921年苏共“十大”后，苏共党内即不断进行反右斗争。1929年将布哈林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理论，概括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把布哈林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又继续进行“清党”、“肃反”运动，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苏共党内所开展的这些斗争，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迅速波及中国党内。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要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指出，右倾是各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并给中共发出一系列加紧反右、反富农路线斗争的指示。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批评中共六大提出的“不要加紧反对富农”和中央一些文件中提过“联合富农”的口号，要求中国党必须“极其认真地重新讨论农民问题”，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为反对富农的政策。中共中央接到这封指示信后，立即作出了《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此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并把反富农和反AB团斗争联系在一起。一些地区“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AB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团改组派就不难肃。”(5)“AB团改组派，便以特别能在苏区活动，就是因为土地革命不能深入，反富农不坚决，富农是他的天然基础。”(6)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吉安写了一封给南方局即转中央局的信，这封信是在接到中央6月11日决议案之后写的，信中将富农问题和AB团问题相提并论，并对赣西南党内的情况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说赣西南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7)可见，苏区打AB团运动与共产国际的反富农指示有关。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党中央在AB团这个问题上首先犯了“左”倾错误。实际上，AB团这个组织自1927年“四．二”暴动中被摧毁后，再不存在了。然而，党中央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大革命时期对AB团的认识，夸大了AB团的势力。1928年8月，中央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8)认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9)1929年间，中央多次向江西发出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10)因此，中央要求江西党应特别注意“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11)中央严厉批评了江西党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必须“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萌、改组派、第三党”(12)的斗争。与此同进，中央还多次向赣西南地区派遣巡视员，调查了解情况，传达中央指示并协助贯彻落实。显然，中央对江西地区AB团势力的估计是脱离实际的，对肃反工作的指示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估计和指示，成为江西苏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理论根源。

赣西南特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中央指示的影响下，也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愈好，阶级斗争就会愈剧烈与深入，而“AB团混入赤色政权”，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13)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他们甚至提出“AB团是我们夺取中心城市的严重障碍。” (14)进而认为“AB团的组织系统——全国总团部——各省团部——各地总团部——县团部——区团部——支部——小组”，“AB团的机关——秘书处又分军事、组织、宣传、暗杀、交通、审查、经济等科。” (15)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想入非非。总前委在肃反问题上无疑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在一些决议、报告中总前委反复强调：“在赣西南AB团到处充满了党和团两特委以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最高指导机关及技术人员有三分之二为AB团分子，各级党团苏维埃以及红军学校、赤卫队、红色邮局，都布满了AB团的组织。” (16)因而1930年10月26日召开的罗坊会议上，总前委规定赣西南苏维埃区域今后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17)显然，罗坊会议在肃反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罗坊会议后，在总前委的部署下，赣西南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红军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反AB团的运动。

二、苏区肃反扩大化，是导致富田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说，革命形势危急之时，如革命队伍里隐藏着反革命分子，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苏区当时打AB团也是事出有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区初期在肃反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因而引起矛盾激化，导致富田事变的发生。

江西苏区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早在1930年春就开始了，不过此时的涉及面比较小，主要是把地、富、流氓分子当作AB团打掉了。其后，赣西南特委大打了一次AB团。据载，当时赣西南特委破获AB团的经过是这样的：
“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时常与AB团通书信，引起许多同志发生怀疑，同时因万安县委破获，AB团供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两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 (18)

判定朱某是AB团分子的根据是不充分的，除了怀疑他时常与之通信的是AB团外，主要是根据他“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加上有人供变他是AB团，通过“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并得到他自己口供的证实。所以，他的AB团分子的身份便盖棺论定。紧接着，根据朱某的口供，破获了赣西南地区的全部AB团分子。此次破获AB团，赣西南政府负科长部长的杀了六人。嫌疑犯六七人。全部人员占了四分之一。(19)1930年10月13日，赣西南特委召开了一次会议，承认“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内中一定含有许多可以教育过来。” (20)可见，早在1930年8月间，赣西南特委便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据载，当时20多万人口的于都县，杀了1600名AB团分子，万泰县十万人，杀了800余AB团分子，吉安县不到十万人，却杀出900余AB团分子。(21)赣西南地区打AB团运动就是这样逐步开始，愈演愈烈，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

那么，红军中打AB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赣西南特委破获了这么多AB团分子，这引起总前委的震惊，他们决心对赣西南特委进行一番“根本改造”。总前委负责人在打下吉安后，向中央表示：
“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22)
红一方面军开到赣东后，局势相对稳定，马上着手肃清AB团的工作，碰巧“四军在赣东与敌接触时，某部队上火线发谣风逃跑，由此找到红军中的线索，破获了整个方面军AB团的组织，由赣东及红军AB团的口供中找到赣西南AB团总线索，因此AB省党部被我们破获，廿军AB团也同时破获。” (23)

仅凭“临阵动摇”而断定是AB团从中破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头脑发热，分析不清。” (24)并且又根据红军中口供，破获赣西南特委AB团“总线索”。这样在红军和赣西南地方中形成打AB团运动的恶性循环。当时红军中口供可不可靠？有人为证：
“……当我把岗哨布置好回到连部时，审讯已经开始，先是连党代表段道一问那位战士：你是不是AB团？有哪些人参加了AB团？那个战士（名字回忆不起来）回答说：‘我不是AB团，更不知道谁是AB团分子。’他的话音刚落，三排长龚甫成（河南人）就怒气冲冲地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他说：‘妈的，你平时就吊儿郎当，好讲怪话。讲怪话就是对革命、对同志不满，就是反革命。’接着一耳光打过去，又喝道：‘你还是老老实实快说出实话，不讲就打死你’……之后，连排干部轮番审讯他，打得他遍身是伤，忍受不了酷刑，只得违心地承认自己是AB团。光这还通不过，在进一步审问中，又要他供出同伙。他说：‘我没同伙，只是有一天曾跟二班长俞世标上过一趟街。’结果，连队干部抓住他的这句话又怀疑俞世标也是AB团。……因此，当天不问情由，又提审俞世标。……” (25)在打AB团高潮时，甚至连口供这个唯一的根据也不要。总前委有1930年12月3日给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信中说：“凡哪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哪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当时担任二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同志说，总前委主要领导人要我们军打出五百AB团分子，二十二军总共才三千人，要打五百，实在打不出。陈毅因未完成总前委摊派的数目而挨批。(26)打AB团不从实际出发，却要按上级布置的指标来进行，这不得不令人联想起二十多年后党党史上那幕“按指标划右派”的闹剧，历史何其相似！据不完全统计，两个月中，红一方面军中共有四千余人被打为AB团分子，(27)这个数字几乎占了四万余人的红一方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

1932年1月，周恩来同志主持作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批评了总前委。指出，早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在对打AB团的认识与处置AB团的方法上，便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毛泽东同志后来也承认苏区打AB团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说，那时两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肃反审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轻信口供，错杀了自己人。(28)延安审干时，毛泽东便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方针，并说“多少脑袋才斗出八个字来。” (29)显然，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进行反思的结果。

正是由于总前很大打AB团时犯了扩大化错误，错误地扣押在东固苏区和红二十军有较高威望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同志，错误地在红军中打出四千余名所谓AB团分子，所以二十军干部、战士对总前委产生了对立情绪。肖克同志认为，“为什么会发生富田事变，主要原因就是乱打杀AB团，引起矛盾激化。抓李文林大失人心，又抓赣西南的大部分领导人，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怀疑，甚至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一触即发。” (30)所以，当被打为AB团的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对战士们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 (31)时，这不啻于在干燥的火柴堆上点了一把火，火焰在二十军干部、战士心中奔腾，遂酿成富田事变。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苏区肃反为什么会出现扩大化呢？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曾谈到苏区打AB团扩大化问题，他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这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32)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讲话，我们应该把握两个要点：（一）肃反是必要的；（二）肃反确实犯了扩大化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客观形势紧张，一是主观上没经验。“头脑发热，分析不清”。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比较中肯的。

三、赣西南特委及富田事变领导人与红军总前委之间的分歧，是导致事变发生的主观原因。

长期以来，赣西南特委和红军总前委之间存在着路线分歧。“刘迪藻（即刘敌——笔者注）和李文林乃是李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而朱德和毛泽东正与这条路线进行斗争。” (33)这句话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赣西南特委对立三路线是照搬不误的，而总前委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立三路线。1930年五月，党中央在李立三同志的主持下，对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估量，制定了一套“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有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但是，红四军对此兴趣不大，没有全盘贯彻执行，因而多次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中央批评毛泽东等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为“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在1939年6月1日的信中，中央严厉批评了四军前委，说“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必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应即来中央解决。”刚好在此期间，赣西南特委曾先后常委曾山、李文林分别从广东南雄和赣西南往上海。参加党中央于5月间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李文林同志到达上海时，苏代会已经结束，但他却全盘接受了当时党中央准备在全党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中央将批评四军前委的意见，也向李文林作了介绍。让李在中央的正式文件未到前，先向四军前委传达。

李文林回到赣西南后，立即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示“坚决接受中央的正确政治指示，与农民意识、保守割剧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奋斗。” (34)并对总前委未执行中央路线表示不满。毛泽东后来同斯诺谈话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赞成李立三路线，要救济金三军团以红军中分离出来……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的攻击。” (35)这样一来，围绕着执行还是不执行立三路线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关于分配土地标准问题。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分配土地，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各自有不同的看法。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代表团、五军、六军及赣西特委在吉安陂头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在讨论如何分配土地时，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以赣西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的派，主张按耕种能力的多少来分配，即谁种得多谁就可多分土地，耕种能力少或无期具有雇农，就可以少分或不分土地；以刘士奇、曾山等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按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双方争论的实质是：前者可以发展生产，着眼点是发展生产；后者便于争取群众，着眼点是争取群众。显然，在当时需要发展革命力量的形势下，争取群众，扩大革命力量的策略是正确的。所以，毛泽东作为四军前委的代表，在会上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方法切实可行。会议最后通过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方针。但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却说按劳动力分配土地是“富农路线”，硬给李文林等戴上“富农路线”执行者的帽子。(36)李文林等也毫不示弱，事后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右倾”。(37)本来是意见分歧，由于双方“上纲上线”，说是水火不相容的路线分歧，这样无形中就激化了矛盾。

其二，关于打南昌还是打吉安问题。毫无疑问，红一方面军也曾经执行过立三路线，这跟赣西南特委是一致的。但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检验，总前委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进行坚决抵制。红一方面军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进攻长沙，攻而不下，决定撤退。1930年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占领袁州（宜春）。在此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打南昌还是打吉安问题，会上争论很激烈。虽然总前委曾经派毛泽东和朱云卿等同志向赣西南特委常委们“反复申述先打吉安樟树理由，”再三说明“要争取武汉胜利，必须建立江西政权。要能即刻建立政权，必须先打吉安，引导赣西南群众向南昌前明。” (38)但是，赣西南特委（后改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坚持认为前委的意见是错误的，违背了立三中央的冒险政策。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为代表的部分同志坚决主张东出长沙，先夺南昌、九江，同时指责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中国革命高潮。” (39)后来，虽然经过毛泽东和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同志耐心说服，会议通过了攻打吉安的政治主张。但是，赣西南特委的思想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对总前委的做法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其三，关于战略方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总前委，面对强大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战术。可是赣西南特委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束缚，一味强调进攻，攻打大城市，不同意红军主力后撤，指责毛泽东同志不打南昌违背了党中央路线，(40)说什么“诱敌深入”实际上是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 (41)等等，这是极其错误的。

其四，关于毛泽东与李文林的个人恩怨。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统一领导赣西南等地，并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其连襟刘士奇为赣西特委书记，遭到原赣西南特委的抵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赣西南特委和红军总前委的矛盾冲突中，李文林是站在前台的主要人物，比较活跃的还有谢汉昌、段良弼、丛允中、李白芳等，他们在“二全会议”前后，附和李文林，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总前委的意见。碰巧总前委在肃反中从口供中得知这些“反对派”为AB团嫌疑分子，便以AB团罪名把他们先后抓了起来。但是，这些口供是不足为凭的，被抓着确实不是什么AB团分子，他们总以为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总前委的误抓，就引起了赣西南干部和群众的误解，认为总前委这样做是借机向赣西南党的领导人进行报复，因而对总前委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富田事变发动者刘敌断定总前委这种做法是“政治阴谋”，是借打AB团为名而把“赣西南的干部一网打尽。” (42)由于事变发动者的思想水平低，无产阶级党性差，不能正确对待党内斗争，以兵变这种武装对抗的形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所以酿成一场悲剧。

四、李韶九在红军中乱抓乱杀AB团，是富田事变发生的导火线。

关于李韶九，当时的人对他颇有微词，说他品质恶劣，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可是他得到总前委主要领导人的信任，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据说准备让他当二十二军政委，所以总前委派他为特派员到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二军中进行肃反，肖克同志说：
“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我与他是同乡。相距十五里。他在南昌起义中被俘。转入起义军……转到江西红二团工作后，他与李文林等领导人有矛盾。成立红三军时，他任一纵队政委，又与纵队司令柯武东不和。那时候，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他的丑事很多，1932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的决议中写了好几条，就是这样一个人掌握了肃反大权，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43)

肖克同志曾问他，AB团与取消派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AB团就是取消派，取消派就是AB团。(44)可见他连AB团是什么性质的组织都弄不清楚。怎么会不乱抓乱杀呢？1930年12月3日，李韶九带一连士兵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镇进行肃反。一到富田，他就将赣西南特委中许多同志抓起来，总前委没有指示抓的人,他也一并抓来，滥用逼、供、信，施以酷刑，几天时间抓了120多人，草菅人命。“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及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 (45)后来总前委又增派古柏同志到富田帮助肃反，李韶九于是带一连人到二十军所在地东固进行肃反，他抓了一七四团政委刘敌，说他是AB团分子，同时又以同乡的关系，私自将刘释放。李韶九还散布说，这不是AB团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说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是AB团的阴谋等等，这就更加加深了刘敌等人对总前委的成见，促使矛盾激化，以至富田事变发生。

五、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之所以发生，并在短时间内不断升级，还有它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客观上，当时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革命根据地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中，加之敌人确实不断派密探、奸细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故而革命同志时时处于高度警惕中，难免就扩大了敌情的严重性。地处穷山恶水的中央苏区，多数党员和红军来自农村，因而在革命的队伍中，小资产阶级占了很大比重。由于三大敌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他们濒于破产的境地。他们有强烈的革命激情，但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较差，容易产生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和狂热性。再加上我国几千年来长期处于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人们习惯家长式的专制。喜欢，也相信简单的行政命令，人们迷信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正确，盲目祟拜领导者的绝对权威。因此，只要有某一领导或组织作一指示，发一号令，指定谁是AB团分子，多数群众以至多数干部，甚至领导干部，都会盲目同意并贯彻执行。结果“一哄而上”，大打AB团，就连后来被打为AB团首要分子的事变领导人段良弼也曾盲目地参与了打AB团运动，自称是赣西南地区打AB团的第一人。(46)显然，这一易于趋向左倾的社会思潮，便成了当时打AB团扩大化的社会基础。

注释:
(1)(4)黄克诚: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
(2)(32)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329页
(3)中央局致赣西特委的信,1931年
(5)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
(6)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同志的来信,1930年10月19日
(7)(22)土地革命纪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第192页
(8)中央致江西省委信,1928年8月28日
(9) 中央致江西省委信,1929年3月27日
(10)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0日
(11)(12)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1月13日
(13)(15)(37)赣西南特委报告,1930年10月25日
(14)(18)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群众彻底肃清ΑΒ团》,1930年9月24日
(16)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1930年10月19日
(17) 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
(19)赣西南特委政权工作报告,1930年10月
(20)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
(21)(45)文宏:关于富田事变及江西苏区的肃反问题
(23)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9月20日
(24)邓小平文选,第265页
(25)梅成章:红三军团反ΑΒ团的见闻
(26)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八个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23日
(27)转引自刘俊秀文章,江西文史资料第四辑
(28)肖克:伟大之所在,解放军报,1978年12月15日
(29)(43)(44)肖克谈中央苏区初期肃反运动,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30)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
(31)邓小平文选,第265页
(33)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党对政治斗争问题决议案》,1930年8月27日
(34) 《西行漫记》,第153页
(35)土地革命纪事,第150-151页
(36)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
(38)毛泽东: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930年11月14日
(39)曾山同志给陈毅同志并转江西峡江县中共县委的信,1962年1月30日
(40)(41)(42)(46)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1930年12月20日

诚毅

                                             富田事变是怎样发生的？

作者：祝春亭

   祝春亭：年仅26岁的地痞流氓李韶九担当红军肃反大任，经他杀害的红军有数万人之多，赣西南根据地江西派红军干部几乎全部消灭干净。是谁纵容李韶九杀人如麻？党史曾指责李立三、王明，其实就是日后的红太阳。通往伟大领袖之路原来是鲜血铸成！

    一、根本不存在的AB团

富田事变是以肃清AB团为名目的红军内部的肃反。以富田事变为发端，各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肃反运动，有十多万红军及苏区干部被杀，冤杀人数远远多于国民党所杀的红军！

AB团是怎样的组织？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三个月后，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组织者宣布AB团解散。

之后，连国民党都没有AB团成员，更别说有AB团混到红军内部来。但这一切，并不妨碍红军倾轧拿来作为打击对手的借口。

过去，党史把内部倾轧提升的路线斗争的高度，胜利者永远是正确的，失败方自然就是敌人。我们联想起苏共史，列宁、斯大林作为胜利方，是踏着同志的鲜血登上权力巅峰的。其血腥和残忍，超过正常人的想像。在中国，列宁、斯大林的继承者毛泽东，权谋手段绝不亚于列宁和斯大林。

二、欲灭江西派红军，流氓李韶九担当大任

百度百科李韶九词条：李韶九的父亲是湖南“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中学未毕业即从军，进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4团，1927年参加北伐，随队往江西南昌，驻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是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李韶九被俘，后随共军至广东东江，不久被派往江西安源，史称李“素来卑鄙龌龊”……

李韶九是个流氓习气的兵痞，善逢迎，得到毛泽东常识，毛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总司令为朱德），红一方面军驻扎瑞金，又称中央红军。李韶九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就二人的职位，可见二人关系密切，李韶九为毛泽东的心腹干将。毛善阅人、御人、用人，干这种杀害同志的事，只有李韶九这类穷凶极恶者下得了手。毛可谓知人善任，毛加任李韶九肃反委员会主任一职，他在中央苏区小试牛刀后，毛便派比恶犬还凶狠、比疯犬还癫狂的李韶九来富田大显身手了。

吉安县东固山是江西派红军的大本营，赣西南根据地及红二十军均为江西籍中共早期革命者创建。富田则是赣西南根据地的重镇——江西行委（行动委员会，相当于省委）和省苏维埃设立在富田的王家祠堂。

]毛泽东为何要选择到富田肃清严惩AB团分子呢？

老祝查阅历史资料，毛泽东与江西派红军领导人李文林等的过节，多为政治观点与行动方案发生矛盾。即使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很难辨别谁对谁错。有一点是肯定的，李文林等没有唯毛泽东马首是瞻——毛泽东当时还不是中共领导人，李文林等做出的业绩绝不亚于毛泽东，任什么对你唯唯诺诺、忠心耿耿？但有一点，李文林等江西干部远逊出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权谋和手段。

李文林服从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当时在上海），而不事事听命于中央苏区，这令毛泽东非常不爽。

李韶九出马了，他奉中央红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来富田抓AB团。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曾开会把毛的亲信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祝春亭注：在本乡本土建立根据地的赣西南革命者，顾念乡土观念和长期生存，开杀戮往往下不了狠手），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至于李韶九准备采用什么手段，毛如何面授机宜，我们不得而知，但李韶九的所作所为印证了一句老话“胆小非魔王，无毒不丈夫”！

三、惨绝人寰的富田血案

    1930年12月3日下午，毛的心腹干将李韶九奉毛的密旨率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出发,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

　 赶到吉安县富田乡涉水进王家村，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行委所在的王家祠堂，宣称奉总前委命令来抓AB团。先下手为强，李韶九命令士兵把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这批带有理想色彩、单纯幼稚的苏区干部，坚信他们是无辜的，事实能够解释他们的清白。

连夜被抓的有省行委和省苏维埃的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即王家祠堂的120多人全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附近老百姓只要没有亲人在里面，均抱隔岸观火的态度，有的还幸灾乐祸，后人可以想像，革命究竟对当地老百姓带来什么？

    李韶九所用的侦破手段就是刑讯逼供。李韶九说谁是AB团，谁就得承认，不许辩解，否则就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打地雷公”，就是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你，叫你长久地痛。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现存的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文件，（1930年12月15日）。有一段李韶九审问江西行委常委段良弼的记录。

李韶九：段良弼你是AB团，你现在承认好吗！以免受刑罚。
　　段良弼：我也是AB团？从我的斗争历史看，从我现在的工作看，看哪一点是AB团？请你调查一下吧。如果我是AB团，那么是无产阶级的罪人，不要你们来动手，自己拿手枪打死自己。
　　李韶九：不管斗争历史，不管现在的事实，我与你讲理论是不能讲过你的。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是打地雷公烧香火……
　　段良弼：七项刑罚我怕什么？任凭你们怎样……

　　李韶九令左右士兵扒去段良弼的衣服，把他赤身裸体地按在地上，施以“打地雷公烧香火”等酷刑，不一会儿就打得他体无完肤，两个大拇指都断了。这时李韶九命令停刑。

　　李韶九：良弼你要死我不给你死，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AB团并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

　  对男“犯人”如此，对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正好来看望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

毛泽东8日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加强肃反的领导力量。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 名。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富田事变。

四、富田血案酿成富田事变

    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受刑不过，8日凌晨，按照李韶九的意图“咬”出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红二十军正是江西籍革命者创建的红军队伍，实际军权握在江西籍干部手中。

　　毛泽东委派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南行委书记王怀；李韶九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四十里外的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李韶九一行到了东固红二十军军部，作为中央红军总前委毛泽东的肃反大员，宣布在红二十军肃清AB团。李韶九亲自审讯174团政委刘敌。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相识多年,刘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

    刘敌虽是湖南人，在赣西南，与红二十军的官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回来之后，与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肃AB团是一个大阴谋，决定写信让他来开会，趁机将其扣留，逼其讲出阴谋。张兴听说李文林（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当时在家中养病）和王怀（赣西南行委书记）都被怀疑为AB团，忿然之下前往军部质问李韶九，结果即被李韶九扣押。刘敌闻之，即率第一营将军部包围，将军长刘铁超（湖南人，不是东固山革命武装的创始人，是中央苏区派到东固任新编二十军军长）捆起，释放了被李韶九带来东固的谢汉昌等所谓AB团分子，李韶九仓皇出逃。

当天晚上，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王家祠堂，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古柏、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陈正人夫人）闻讯连夜从富田逃往兴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也从机关逃出，躲在附近沙村的一个农民家里，随后前往宁都的黄陂。正义正直、嫉恶如仇的刘敌等人的反抗，直接导致富田事变的发生。

（祝春亭注：李文林等创建的赣西南根据地，仅有曾山（曾庆红父亲）、陈正人等二位江西籍干部49年后任部级高官、中央委员，他们在富田事变前成了毛的人，所以幸存。有人说他们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亦有人指责他们是江西派中的变节者，沾有同仁的鲜血，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亦不同。）

　 事变发生的当晚，刘敌、谢汉昌及被释放出来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李韶九等人抓AB团有阴谋，并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暂由段良弼负责，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

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事变领导人召开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知情估量与军事行动”、“彻底肃清AB团”、“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问题”、“派人去中央汇报”、“派人去总前委”等决议。

这就长期被掩盖、被歪曲的富田事变！

   五、毛泽东亲自动手了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事缺席)，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项英没有听信毛泽东的一面之辞，在《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祝春亭：这件事，毛耿耿于怀，皖南事变，项英终于被毛玩于股掌之中，丢了性命。博友可读我的博文《是谁导演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链接：h**p://blog.sina.com.cn/s/blog_af5c8fd601013k7y.html）

    然而，位于上海的党中央，王明等认为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提出“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腾出的职位由毛泽东接任。

     这种结果令毛泽东大喜过望！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彭德怀、林彪率领部队对红二十军进行剿杀。红二十军军长（祝春亭注：受江西派排斥的刘铁超不再任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红二十军干部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49年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时，为富田事变平反，东固山根据地及红二十军主要创始人李文林被释放；毛泽东接任项英代理书记，李文林再次被捕，于第二年5月枪决。江西派干部除曾山等极少投靠毛泽东的外，全部遇难。

富田事变拉开了红军肃反的大幕，有10多万红军及苏维埃干部死于自己人的屠刀下！

下面这段文字隶自《关于富田事变1987年4月访谈录》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满天乌云透出几分杀气。红军总部派来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二十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到于都平头寨(亦称平安寨)的祠堂“开会”。当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有序进入祠堂后，旋即一个个被缴枪、捆绑。随后，全部被押到谢田河滩，以“AB团分子”的罪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坝上杀死。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罹难！据当地老人目睹者回忆说，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苍山在悲呜，河水在哭泣，历史老人低垂着沉重的头……

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惟一幸存者、时任一七二团副官的老红军、长征干部谢象晃曾向笔者沉痛的回忆说：“到平头寨的一天早晨，令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集合后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杀了。我幸亏被杨至诚保下来，才免遭一死。”“富田事变是湖南人李韶九带十二军一连人来富田大抓AB团逼出来的。”“现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该是平反的时候了。”

平头寨“整编”后，红二十军的士兵，被分散编入红七军。从此，红二十军这支在赣西南苏区骁勇善战、战功卓著的红军部队宣告解体，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