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回头看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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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4-11-25 讯】

作者：吴祚来




精神污染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口袋罪，任何被中共各级官员视为异端的东西都可以装入，譬如当时连李谷一的《乡恋》这样的抒情类歌曲都被视为靡靡之音，科幻小说也一并打击(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

党报浙江嘉兴日报社评论员王垚烽，因在微博发布反党反共反毛言论，而被开除，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因公开「反共反毛」而被除名的媒体人。有媒体评论人认为，身为党报评论员，不能首鼠两端，如果要反共，就得净身出门，如果想端着这只党给的饭碗，就不能反共。
在我看来，中共应该既容得下党外的尖锐批评，也应该容得下党内的尖锐批评，习近平早已讲过这样的话，尽管是在政协会议上讲的，但应该适用于党内外。如果中共媒体人不能批评甚至指责中共，中共的包容性在哪里?如果所有的人沉默、没有任何异见与批评，中共又如何意识到自己的罪错或缺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共八十年代初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许可以看出，一场运动的兴起，往往是中共内部极少数保守派为达到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目的，挑起事端，但中共最高层有无健康力量予以制衡，将直接影响中共是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酿成灾难。
七十年代末的西单墙事件以抓捕一系列参与者而告结束之后，八十年代初，媒体人、文艺界与知识分子们又在文艺领域及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上与中共保守的意识形态展开博弈。
文艺界，有伤痕文学兴起，揭露与反思文革灾难，而军旅作家白桦的《苦恋》更是将问题直指本质，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备受折磨。他女儿在逃亡国外前曾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主人公无法回答，以「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为剧终。
新闻界，当时的人民日报由社长胡绩伟主导，从1979年开始讨论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给予社会的答案是「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而1980年8月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再认识文章，为人道主义正名，无疑，也是对北京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的人性论不是无产阶级口号的否定。
理论界以光明日报为阵地，重要文章有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政体改革问题、中国与世界政治文明接轨问题等都成为主流声音。
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开始批评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言论，成为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前奏。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四十年代毛泽东秘书)，其一个人的作用，对中国改革的反制，亦可谓「中流砥柱」，当时，邓小平曾有意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传统封建专制理念侵蚀中共亦开始反思与警觉，但波兰工人大罢工事件，使胡乔木看到了改革对中共体制的危害性，立即起草信函给邓小平，邓小平因此警觉工人群众运动对党国的颠覆。八十年代初的政治改革机遇，就此丧失。而胡乔木对抵制精神污染或清除精神污染，也「居功其伟」，1983年3月7日，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题为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该演讲稿实为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人起草)，胡乔木与邓力群通过理论说服无法对付周扬等人，就找到胡耀邦，但被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阻止，保守力量并不甘心，就直接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当笔杆子找到了枪杆子，或者是笔杆子说服了枪杆子，一场政治运动就可以疾风暴雨式的开始了。
胡乔木的声音成为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主导声音，因为邓小平的讲话由胡乔木与邓力群们起草。
这次中共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使用邓力群为其准备的讲话稿《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理论界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
当异化论与人道主义争论被邓力群胡乔木送到胡耀邦面前时，胡耀邦当然意识到它的政治因素，但仍然把它当成理论问题，要求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探讨，但这一问题转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立即将其政治化，理论问题被泛政治化之后，就会带来一场政治运动，就会绞杀一些政治异己力量。而这，也许是邓小平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胡乔木与邓力群这样的人，他们要通过这样的运动，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他们确实是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没有斗争，就激发不出自己的政治生命力，也无法体现自己的理论价值，而通过斗争的方式，使自己与邓小平上下其手，打压理论对手，获得政治领域与理论界双重身份地位，这是他们的目的。
精神污染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口袋罪，任何被中共各级官员视为异端的东西都可以装入，譬如当时连李谷一的《乡恋》这样的抒情类歌曲都被视为靡靡之音，科幻小说也一并打击(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在活动的高峰期，《马克思传》内页因为有马克思夫人燕妮展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为刊登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在一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被收缴。
清除精神污染俨然成了一场文革式的反文化时尚的闹剧，不知道胡乔木与邓力群们如何看待这样的闹剧场景?而这样的闹剧如果没有官方制止，又将如何收场或演变成怎样的结局?似乎在中国，保守派只要一声令下，文革立即可以死灰复燃，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祖国山水一遍红，各种革命派打着红旗扫荡天下。
当时还好，有胡耀邦与赵紫阳，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神污染打击扩大化进行阻击，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11月17日刊登。此社论及后来的数篇文章，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提出批评。清污运动的高潮期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一方面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扩大化，日益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整人运动，另一方面是党内改革派的积极干预，通过中国青年报发表系列文章对清污运动予以遏制。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结束。
现在，我们看到，打击抹黑中国(或反共反毛)的运动正方兴未艾，中共党内还有胡耀邦与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出来力挽狂澜么?如果没有，这场新的打压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政治运动，会走向怎样的极致呢?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香港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