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十章 2.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党员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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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味躁进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这期间，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但邓却听不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在和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斗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他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周看来，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也不能写，总还可以作点表示，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表示对过去的老账一笔勾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况且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上述评周的话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这对一心想在风烛残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深感今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内心忧惧交加。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半个月后，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乔冠华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一作者注)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以免惹祸。这次，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对毛尽心尽力，在细微之处表现殷勤，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这年七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泽东眼病的治疗方案，并连续约见汪东兴，过问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试验，以确保给毛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手术那天，周氏又强撑病体，赶到现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其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他却执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晚节而与毛泽东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桩牵念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尽量还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账，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更是感到内疚于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感觉，在周恩来病后一个人静下来回首住事的时候越发强烈，以更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陈毅在一个山腰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拉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这种梦境，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宫后，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负疚感则更大。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做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忙胛?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发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 "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 "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 "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


   "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即使是这样当面谢罪，似乎还是不能够减轻周恩来心里对贺龙之死的负疚感。随后，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就朝着贺龙骨灰盒深深鞠了一个躬，接着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又一个人向贺龙遗像鞠了三个躬，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后总共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点，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


    进入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开始出现晚期癌症病人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崩溃的症兆，虽然医疗组对此缄口不谈，却瞒不过周本人。他自知已是沉疴难起，各种冶疗手段已经无力回天，只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为此，周趁自己还能走动的时候，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以及经常会客、开会的人大会堂等令他留恋的地方。之后，他便开始和秘书一起清退文件，为后事作准备，甚至还打算放弃治疗，向医疗组提出要从医院搬回家中去，不再吃药和打针，和自己的家人亲属最后再团聚几天。当然，这是不会被上面采纳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密切注视著外界的各种动向，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虽说眼下的政治形势比文革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但他却不敢掉以轻心，对时局盲目乐观，因为他太了解毛翻覆无常的为人了。实际上，这期间周恩来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还因觉察出其中的某种吊诡之处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针对这种形势，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势心存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多年之后，纪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作者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局势起个逆转，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周恩来对纪登奎的这番谈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双重忧虑：一方面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态度八佧巨有变，另一方面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全面整顿"的搞法不无担心。周、邓二人虽然对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彼此的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喜欢快刀斩乱麻，急于抓出成效来。而周恩来则处事沉稳，深谙雪缓则圆，急则生变的道理，递事瞻前顾后，宁可温吞水，也绝不急躁冒进。


    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可以说，邓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个性并不是后来在"六?四"大开杀戒时才显露出来，而是在抓"全面整顿"时就已见端倪。不过，中共屠城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毁声名，最终难逃历史的审判；而"全面整顿"则叫他大得人望，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然，邓小平也是幸运，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帮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赵紫阳差不多，甚至还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豁达。据知情人说，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才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就出了毛病，要不是"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邓因此重见天日，否则真很难说了。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防并非无事自扰。毛在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对邓小平听其言观其行，察探他对文革的态度，以便最后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继续在政治上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对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竭力给外界造成江青已经失宠的印象，甚至有意放出风声要和她"分道扬镳"，这就是后来传得满城风雨的"红都女皇"事件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该书内容杂凑，错误百出，文字也很拙劣，但吹喇叭、抬轿子的功夫却是一流。这一点从书名即可看出，正好道出了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以吕后、武则天自比的江青的心事。


    不过，这本书却给江青帮了倒忙，在党内高层招致很大的非议。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坊间流传的"红都女皇"版本多把美国历史学者洛克珊?维特克采访江青后所写的书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江青未必知情，是无行文人的邀宠之作；后者则确有其事，像那首"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诗，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夏天接受采访时，题写在她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风景照上送给维特克的。


    在这次采访中，江青有意仿效毛泽东，让维特克像当年斯诺采访毛那样来采访她，先后同维特克在北京和广州长谈了六十多个小时，胡吹乱侃，竭力抬高她自己，从个人私生活、文学艺术扯到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宣称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


    这份谈话记录后来成了周恩来手里的烫上豆，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请示了毛，才把记录稿全部封存起来。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况且周恩来凭借其多年来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眼下时局的诡谲之处，因而不能不有所提防，宁缓毋躁，以免自投罗网。事实上，仅仅一个多月后，毛自信已经看准了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决心把他拉下马以后，就无意再演假离婚这出戏了。评《水浒》便是在政治上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不仅如此，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收工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