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明史，还是文字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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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明史，还是文字狱史？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中国一部“文明史”，就是因文触祸的文字狱史！

　　几千年封建专×，密布之文网，无端之文祸，不知让多少知识分子成了刀下
鬼！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却不知道反省制度，去寻求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自身的
保护，而是仍然心悦诚服地恭颂起“太平盛世”来。为了加强皇权专×，中国的
统治者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极其残忍；从魏晋到明清，文字狱从诛一人逐渐发展为
瓜蔓抄式的株连，动辄诛族、凌迟、分尸。而且，嗜血成性的皇帝们，像朱元璋，
像雍正，像乾隆，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就可以杀人，这样，他们把个中
国搞得万马齐喑、满是奴才。

　　我相信，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个野蛮的国家。从对待
言论、文化、读书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品性。现在我们才明白，所谓
的“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帮臣子们不愿作野蛮的满洲贵族的奴隶，而甘愿作
残暴的朱家的奴隶罢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是屠
刀横在知识分子的脖子上的“盛世”；所谓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古代知识分子们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在很大程度上为的只是一家
之邦、一姓之国，而历史（汗青）也不过是专×者的工具罢了，并无多少真实可
言。　　雍正、乾隆确实不愧为名君。他们有多项“发明”。雍正不仅发明了密
折奏事制度，还开启了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先河。

　　儒生钱名世赠诗年羹尧“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
（霍去病）”，年羹尧出事后，雍正命钱名世在家中悬挂“名教罪人”匾额，并
让数百举人、进士撰写诗文，对他加以批判；诗文结集为《御制钱名世》，发给
各学校以作警戒。还有，为治查嗣庭的罪，雍正命人从查氏日记中寻找罪证，从
而挖罪证挖到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以加强思想统治。

　　乾隆则独创了查办销毁禁书的全国性运动，并且将文字狱与禁书结合，兴起
许多文祸，历时二十余年。

　　如今，有关雍正、乾隆的电视剧几乎令万人空巷，一些中国人发现了新的伟
大导师。

　　旧中国是文祸之国。文祸就是因思想、作品犯罪。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思想、
文化被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节精神荡然无存，软骨病在中国人中蔓延开
来。由此，社会形成了汰优择劣的机制，精英被杀，小人得志。读书人要么曲学
阿世，要么钻到故纸堆里去。

　　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文字狱绝非皇权时代所独有，它是人治社会共有的产物。当代的“反右”、
“文革”就将中华几千年的文字狱“灿烂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几
百上千万人罹难其中。可是，谁见过一部痛彻反省的巨著问世？我们的国民得了
健忘症！知识分子得了“不堪回首”症！

　　最早的文字狱始于春秋时齐国之“崔杼杀太史”。公元前 548年，齐庄公因
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
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中国号称具有独一无二的浩如烟海的历史
典籍，原来大多是御用工具，是歪曲的历史。汉朝时杨恽被朝廷免职后，作书：
“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也，须富贵何时？是日
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宣帝极度
厌恶，罗织罪名，说他杨恽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诛之。明朝时御用文人陶
凯，做过礼部尚书，只因用“耐久道人”之别号，朱元璋谓其“自贱”，杀之。
王子之师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式教写字，朱氏知道后称“堂堂天
朝，何讥诮若此！”遂斩之。

　　因厌生杀，奴才之命不如狗！

　　唐时武则天假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之手实行恐怖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
引起民怨，这时女皇施于反手，让酷吏们做了替罪羊。

　　斯大林以“肃反”的名义杀了无数的同胞，然后他指责副手叶若夫“毫无根
据地镇压苏联人民”，于是让叶若夫当了替罪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一代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讥讽新党，差点丢脑袋，幸亏王安石等上疏“岂有
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加上苏子自己也逐一检讨所写诗句，深刻认罪：“入馆多
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是与轼不同，以此撰作文字讥讽”，才
被从宽放过，贬到黄州；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人亦受株连。

　　从此，文字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党派之争、个人之争的工具，检讨、反省成
为统治者驯服知识分子的手段。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犯有“原罪”的，无法还清白之灵魂。

　　秦桧不愧为大“政治家”，他所制造的李光《小史》案等，深文周纳，不择
手段，以瓜蔓株连的方式排斥打击异己，文祸与禁书并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苛
密程度。康乾恐怕也是拜了秦桧为师的。

　　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苦大仇深的人一旦得势，其祸害可能无可胜言。

　　贫民无赖出身的刘邦成为高祖后便削平诸王；要饭的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摇身
一变成了朱皇帝后便大杀功臣，除了早年解甲归田、奉还赐物的小老乡汤和得以
善终之外，余者几乎全部丧命。

　　朱元璋还遍撒文网，把读书人一网打尽……

　　因表笺中“则”与“贼”似、“生”与“僧”近、“道”嫌于“盗”等，被
猜忌成性的朱元璋诛杀的有：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桂林府
学训导蒋质、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常州府学训导蒋镇、陈州府学训导周冕、怀庆
府学训导吕睿、亳州府学训导林云……

　　因诗被诛杀的有：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
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殊”为“歹朱”，杀之；一个叫
一初的和尚写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
林静处栖”，一个叫止庵的和尚写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
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杀香。晚风只有溪
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都被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法网太密而丧生。一日，朱元
璋见寺院墙壁上有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
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朱氏恼怒，“尽诛寺僧”。诗人高启写诗“女奴扶
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
是在讽刺自己，借故把他杀了。张尚礼写诗“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
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被“下蚕室死”。陈养浩有诗“城南有嫠
妇，夜夜哭征夫”，被“投之于水”。

　　中国不愧为诗国。多少士大夫因诗丧命，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写。他们的才智
不是用在制度建设上，而是用诗来回避或隐喻现实，表现自己的雕虫小技式的创
造性。可惜，诗人再聪明，也躲不过蛮横无理的屠刀。孙贲为凉国公蓝玉的藏画
题过诗，于是被斥为蓝党处斩，临刑前他咏前人诗“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
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朱元璋得知后，指责监斩使：他写有这样的好诗，
为什么不报告，却把他杀了？于是，朱氏下令杀了监斩使。朱元璋还得摆出爱诗
爱才的样子。

　　随着“文明”的进化，清朝的文字狱又达到新的高峰。顺治时，发生了释函
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庄廷龙案等，其中数庄案最为凶残。庄
氏因编《明史辑略》而发案，七十余人被杀，其中戮尸二人，凌迟十八人。康熙
时，发生了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特别是朱案中，方旦
抨击理学之精理不精数、老庄言道不言动、思维在心不在脑等，被时下推为“圣
人”。可惜，所谓的“明君”康熙却指责他悖逆圣道，加以处决。雍正时，发生
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屈大钧案、徐骏案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徐骏等被处决或
戮尸。徐骏是因将陛下误写为“狴下”，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
“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而遭此厄运的。到“圣主”、“十全老人”
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
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这就是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

　　古代中国的太平盛世是以杀戮为基础、以奴役为代价的。

　　（编后：千秋青史，斑驳文案，皇帝们手忙脚乱的镇压，亦不过有力地论证
了思想的可怕与专×的脆弱而已。只是，异端之思想往往比野草强健得多，焚烧
过后，非但会茵茵重生，甚至还要漫山盈野，更加郁郁葱葱，不可收拾。刀子磨
得再快，怕也有些来不及。）

沐目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