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孙丰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老习处万人之上，还怕捞不着话说？可他不管对错捞着就说，像“正能量”、“青年兴”、“拿破仑的中国睡狮”、“俄罗斯古典名著是《钢铁怎样炼成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错话多了去啦，就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大错特错。
话或语言是人交流意识的载体，载体就是包装，如同口袋或集装箱。其功用是承载思想，但人说的话是物质符号或外壳，是视觉、听觉等外感官可面对的。因其可视可听故可以模仿、学舌，但未必理解。如同商品被包装或装箱。可见其外表却不能见其所装是什么。什么话都可学可说，就如什么外物都可被视，什么声音都可被听。但看到、听到的只是意识的外壳，壳里装的是什么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鸯鹉能学舌，却不知所学是什么。只要是话，就人人能说，但其说并＝理解。我没受教育不识字母，但我能照抄字母，却不明其意。
那么，什么是懂或理解呢？所谓懂或理解就是能用经验去直观间接的、抽象的、概括语句。
人下生几天后眼睛才能对刺激作出反应，这是“注意”的形成。注意首先是由外部物象的刺激引起，所以婴儿最初并不会说“我”，而是用大人喊的名字来指自已。因对外界的意识总是由同一感应能力来感觉，这才形成出自我意识。人类所有知识都是由经验（刺激）输入：见山时大人说“山”，见水时大人说水，感到甜时大人说糖，酸时说醋……这是在知识，这类知识的外壳与所知内容是统而为一的，这叫经验知识。凡经验知识其外壳与被知识对象的联系是直接的，如同栗子的皮与质，只要吃上一回便可理解。经验知识无所谓错。
人一下生，就经受外部事物的刺激，所有刺激都是直接的、面对面的，但刺激所包含的内容有的是直接的，如以上说说，把山知识成山，把水知识成水，把某种感觉知识成甜，把某种知识成酸……能发生刺激的东西与其被感觉相同步。还有一些语汇储存的思想却是间接的、抽象的，它们对人发生刺激是通过外壳，外壳与人也是直接关系，能造成记忆。我今年72岁，刚进小学时学的一些歌至今也没弄明白唱词，老师是成人可以教，歌有曲有调，孩子只是机械地跟着溜（只多用自已的理解力）连理解的自觉都还没形成。若成人后没有重复这些歌词的机会，对解错了的尽其终生也不能理解。
特别是那些有政治倾向，即意识形态歌曲，如《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解放区的天》……等等。3、4岁的幼儿就已会唱，可会唱不＝理解。他们成熟成行为能力后，又有几人能有机会来反身自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党”？什么是“共产党”呢？……赵紫阳为反驳邓力群等极左势力，在书记处会议上不动声色地问：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还真不弄不明白，你们哪位知道马列经典著作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大意）赵这一行为有两点可说：一是他的政治艺术，他不采取对抗的方法来处理，而是通过自己对“社会主义”这个纯知识的未解，推己及人到邓小平等全党同僚其实都没有把这个词当成纯知识来反问的机会，因大家都活动在这个概念内，无一人有机会把它当成对象来考问。因在坐的均无此准备，被这一军将傻，都成了无知之徒，谁还有脸再坚持审察？此例可见共产党全党所达到的虚伪程度。
第二点是：实际的人是不得已的在“往下活”，在“往下活”限度内只能关涉到经验知识，是被抽象知识包裹着，被抽象知识所支配，成了抽象知识的奴婢。大多数人终生跳不出抽象知识的禁固与束缚。比如“地心说”，因人的感官不能直观各天体的关系，及各天体如何运转。一下生必掉进先在学说的怀抱，实际生活不可能触及这些问题。而人就生活在地平上，对大地的直观只能是“平的”，又怎么能凭白无辜地去怀疑“地心说”呢？
同理，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人，一下生就掉进了社会主义包装箱里，从不自觉到自觉个人智慧都在这个包装箱内被应用，即使是一再地陷入苦痛，也只能凭着经验在经验的范围内去寻找答案。日常生活没有把社会主义做为纯知识当成对象考察的机会，不可能发生对它的认识。
原北大的焦国标副教授称自己的字为书法，就只因源于外部环境中有“书法家”、有“书法作品展”这些既成语汇，人一二再地被这些语汇所刺激，却没有对“法”这个概念作知识的杭缘。“法”是效法、法则。是指有律可循的知识，因而“法则”本身就是知识对象，而“书写”却是行为。“书法”的定义就应是：能在书写中知识书写的法则、通过法则来展示作品的美，淘冶人的情操。也就是说“书法”一词的含义更注重对“法则”的认识与体现，“书法”的皮涵侧重于认识，而非书写。人轻而易举地就能说出“书法”，可未化懂“书法”是什么意思。许多年前赵忠祥在一次主持中问一小孩：“小朋友，你几岁开始练书法的”？赵就不懂能练的是“字”，不是“法”。“法”只可被认识，不能被“练”。
因而，“懂或理解”就是能用经验直观对抽象知识作出还原，并且其还原的每一环节都必是经验可证明的。
“中华民族”是一单记概念，因陈述或断定的对象是唯一的。“伟大”是一评价词，即形容。相信习近平在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能对“中华民族”和“伟大”发生理解，因这两个概念的外延都是唯一，不会理解错。但他对“复兴”却没有那怕最表层的理解。他想说的并不是复兴，而是发展、兴盛、强大或繁荣。社会的兴旺、强盛、繁荣、发达可指各领域，表示综合国力。习说的相当于胡锦涛说的“软势力”，但应去掉定语成分的“软”。他讲的是个国力问题，即进入世界民族之林，能影响世界，贡献世界。他这个“复兴”有点相当于前几年流行的“腾飞”或“崛起”，但“腾飞”作为概念其实不能成立，是胡拼。习近平不知其实“复兴”亦是一个极为单纯的概念，只有一个外延，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专名，是世界史或人类史的唯一，不能隨便扩充。做为单记概念，复兴所“复”的是指前六世纪至前二世纪间的古希腊人的自由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即人性自然性。人是社会的唯一的本。因在苏格拦底前的希腊哲学是建立在“纷纭复杂、千变万化的宇宙是人的能力所可以认识的”这个假设上的。所以希腊人对生活充满乐观、自信，构成了他们特有的自由批判精神。
文艺复兴所复的不是富强，不是所向披糜的亚里山大大帝的大帝国，而是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因为罗马虽在建筑与国家管理方面登峰造极，但它实际上只是使用古希腊时期造就的出知识之流，它不注重为知识而知识的开源。所以把希腊知识应用到枯渴，使接下来的时代便陷于巫术、信仰的束缚，人的自由与批判精神丧失于黑暗与中古，人竟把今生看成是通往来世天堂的中转，今生没有意义，价值全在来世，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神而活。精神（即人性）被禁固在神学内，人成了神学的奴婢，人生便无足轻重，人丧失了自己。
所谓“复兴”说的是从超然的神学，经院哲学、神的禁固中复甦醒来，恢复人本地位。人本就是自已的本，复兴就是从丧失中复又苏醒。实际上“文艺复兴”就是人重新成为社会的本，成为判别是非的标准，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幸。也就是人权与普世价值从神学里的觉醒。因而说“文艺复兴”是一唯一外延的单纯概念。
习近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复”没有相应对象，他说的实际是“霸”，即想当世界警察。如果强将中国历史套到世界史，那么上世纪初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对子学时代的一次复兴，虽时间短暂，但人物辈出，成绩斐然。其实，在艰危地支撑着今天的社会秩序的正是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构成对这一复兴潮流的反动的是共产主义运动。
像习近平、薄熙来这类太子，可能有些个人聪明、能力，但绝无学识，根本没一点内圣可言却有强烈的外王要求。他们可能在经验限度内做某些事，但绝不可能把国家驶出困境。他们没有一人能意识到国家或时代所陷的困境不是某个人所造成，是因共产主义是一个先天机制罪恶的机理。只要这架机器一运转，它转出的肯定是人性的绝对抗力。时代要求能把共产主义当成理性的对象，对之展开思维与认识的人物。但现在的共产党里没有这种人物。（汪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倾向，但他已无用武的机会与条件）。
中国的赵紫阳与苏联的戈巴乔夫在有类似之处，但苏联政治上已没有由历史惯性铸造的势能人物，可中国还有个在势能上足以对抗全民族的邓小平，这是为什么同一历史进程会出现不同结局的所以然。而邓后的人物全是些只能被既成或习惯所规定，却不能把既成或习惯当成被思维对象，是些没有见的的假大空。
但历史有自己的规律，它一定能机制出走出困境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