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有我需要的一切，除了自由”

诚毅

                                                                          纽时：“中国有我需要的一切，除了自由”

【阿波罗新闻网 1375-01-06 讯】



　　香港——他们揪住那些胆敢嘲笑敬爱的毛主席的博客作者不放。他们在全国的学校和报刊中仔细搜寻受西方影响的自由派异端邪说的蛛丝马迹。他们把眼中那些不忠于共产党正统思想的人拉下马，不管是教授、记者，还是其他人。
　　中国的毛派意识形态在遭遇此前的政治遗弃之后正重新崛起。这一态势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传统倾向的提振，并因一系列的党内命令而得到了强化。这些命令等于是宣布，可以肆意攻击那些被视为不够又红又专的学者、艺术家及党内干部。
　　意识形态卫道士在解除王从圣（此为笔名，本名王守田——译注）教职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王从圣在北京的一所学校教授法学，在网上发表批评党的言论后，先是遭拘留，后被学校停止教职。另一个靶子则是报刊评论员王垚烽。他表达了对香港近期的亲民主抗议活动的支持，结果被报社开除。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自由思想人士的压力和控制确实变紧了，”去年秋天遭降职处理的新闻学教授乔木说。他的降职部分原因在于公开支持多党制选举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事在经历恐惧和骚扰。”
　　对异见人士实施全面打压的两年时间里，习近平一直在加强对其眼中的意识形态对立面的关注，在高等院校、出版社和新闻媒体当中掀起波澜，并让那些认为他才是毛泽东合格接班人的强硬派备受鼓舞。
　　根据官方通讯机构新华社的报道，在上周发布的指示中，习近平敦促大学“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在内部规定中，他更为直白，抨击自由派思想是毒害党员的不利威胁，并且呼吁各级官员清除与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思想基础相悖的理念。
　　去年10月，一些党内和高校网站上出现了习近平的指示意见，“决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日渐式微的毛派，如今还受到了另一份简称为“30号文件”的内部指示的鼓舞。文中进一步强调，要警惕受西方影响的新闻独立观念、“普世价值”及对毛泽东的批评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
　　“现在中国对左派来说是黄金时代，”知名新毛派张宏良接受采访时表示。“习上台以来，跟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石破惊天的大变化。”
　　中共老同志中的左派是一个松散的网络，成员包括台上台下的官员、共产党老干部的子女，以及坚决反西方的学术与新闻工作者。他们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言论中寻找力量，尤其是后者，试图以此扭转中国自由市场政策和背离党内传统的价值观的传播带来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党内领导层的直接影响力遭到了限制，但他们一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热切地党同伐异。
　　他们最中意的敌人几乎总是属于中国自由派的成员：那些如今陷入围剿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理念，为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最佳道路。
　　习近平近期的指示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对手施压力度的急剧增大，进一步打消了外界最初的怀疑——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是逐渐掌控权力的过程中为了在传统派当中建立威信而打出的一种幌子。正相反，他对受西方影响的理念进行的持续打压令党内传统左派欢欣鼓舞。
　　“中国观察人士都不要再说什么这全是做做样子，或者他向左转是为了向右转，”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这就是此人个性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左派肯定也感觉到了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约翰逊曾在中央情报局(CIA)担任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
　　去年11月，报刊评论员王垚烽被开除的时候，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在社评中对他的解职进行了颂扬。“体制今后将对‘砸锅党’采取更严厉的态度，他们将面临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言行，或者离开体制，”文中写道。这里的“砸锅党”间接引用了习近平关于靠党生存但对其进行抨击的那些人的评论。
　　根据退役少将宋方敏的说法，最新指示“30号文件”要求，将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大专院校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门中清除出去。他是在与一群党内老干部和极左活动人士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此番言论的。按照他的讲话，30号文件是2013年4月在习近平授意下发布的“9号文件”的后续。“9号文件”中对“公民社会”等观念进行了抨击。
　　“实际上这两个文件非常重要，都是总书记讲话的概括，”他说，“捋出头绪来，把靶子树起来了，这是看准了斗争目标。”
　　令共产党领导人震惊的是，9号文件在网上广泛流传。与9号文件不同，30号文件没有对外公布。但共产党的一些刊物登了习近平的部分评论，大学、党组织及左派组织的网站也提到了这份文件，从而加大了针对异议的压力。
　　一名来自北京知名大学的政治学者表示，高层领导为了不让这份文件泄露出去，向相关人员口头传达了文件内容。“这次，文件高度保密，”他说。“因为上次有点太公开了。”
　　但效果非常明显。报纸指责大学充当反党思想的孵化器，大学党委接到了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命令。去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透露，一名党的调查人员指责中科院内部存在异见人士。纪检干部张英伟发表讲话称，中科院受到境外破坏势力的渗透，研究人员“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
　　这场运动为自由主义学者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习近平会重新掀起针对内部敌人的批评浪潮。自毛主席发表长篇大论声讨资产阶级思想，震惊全国以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包括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吴思在内的一些人则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辩称，政治现实最终会迫使习近平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
　　吴思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点我理解为一种自我防御，来挡住那些说他是新自由派的攻击。”
　　在习近平于2012年接近年末时候上台执政之前，没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剧烈、广泛的意识形态转变。中共领导人当时正忙着清除薄熙来，这名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曾通过唤起人们对毛泽东以及革命时期的言论的回忆，向党内传统主义者示好。薄熙来下台时，其左派追随者遭到官方的怀疑，一些网站和出版物被封停。
　　但如今，左派思维又大行其道。分析人士称，习近平不太可能希望把中国带回毛泽东的那种严控时代，但遵从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将他视作有益的盟友，将他的指令视作攻击针对党的自由主义批评人士的许可。
　　“左派在一段时期内面临压力，但现在又变得非常活跃，”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副教授冯崇义说。“习近平利用这些人展开攻击。”冯崇义非常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和政治发展形势。
　　去年10月，相关部门召集各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开会，研讨习近平的指示，并敦促他们“增强忧患意识，坚决保障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去年11月，中国东北的一家党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该文章称，大学现在面临思想松懈的问题。文章称，有些老师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比较，追捧三权分立等西方理念，“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
　　该报道称，“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管制让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到了一丝寒意。几名学者拒绝接受采访，称他们这段时间要保持低调。其他人则表示，他们经历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清洗。
　　自去年10月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教授乔木被降职，干起了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在校图书馆为英文图书写摘要。乔木表示，这是对他提倡西方式的新闻报道，长期参与中国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组织的惩罚。
　　他表示，除了禁止他上课以外，管理人员将他的工资削减了三分之一，把他的名字从该系的网站上删除，并迫使他的学生找其他老师当论文导师。乔木表示，“这是一种羞辱。”他还表示，他被告知，这种降职状态可能会持续几年。
　　官方的说法是，他因为反抗不允许他出国参加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的上级指示而受到惩罚。但私下里，学校领导承认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44岁的乔木目前在图书馆消磨时间，他变得有些沮丧。一些朋友曾建议他离开中国，或者至少在价值观上做出让步，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
　　他说，“我想留在祖国。”他还表示，“我常说，中国有我需要的一切，除了自由。”
　　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k Zu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