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记者：因为我的助手张淼 我被中共审讯的全过程 组图

诚毅

                                                                        德媒记者：因为我的助手张淼 我被中共审讯的全过程 组图
                                                                    ——德媒：我的助手张淼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器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1-19 讯】

作者： ANGELA KÖCKRITZ



如果能找到一个所谓间谍，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有说服力了。难道这个人就是我?证据他们是没有的。但中国安全机构有很多办法，他们可以利用别的法律条文，用黑帮手段，曲解证据，污蔑诽谤。一位美国记者曾被暗示，他和他的家庭在北京将不再安全。

三月前的一天，即2014年10月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朋友兼助手张淼。那天早晨9点，当她敲开我在香港宾馆的房门时，我还穿着睡衣;然后我们在外一直奔走至深夜，报道占中。张淼正准备返回北京，我还想多呆一阵。我们拥抱告别。我说：“要当心啊”，她笑着说：“我会的，你也要小心点。反正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从此张淼就不见了。她被捕了。
在担任驻外记者的四年里，我时常关注中国的法律与公正问题。我出席新闻发布会，在那儿，政府向我们解释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我采访了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农民，他们试图争回自己的权利，却被殴打，被监禁，因为他们被当作不安定分子。我也采访了维权律师，他们坚忍不拔地试图把中国变成其所宣称的——法治国家。我还采访了异见人士，他们遭受恐吓，后来就消失了。翻看我的电话簿，其中很多人已难觅踪影。我向一位中国熟人讲起这些，他耸耸肩说，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异议人士身上，一般民众不会有事的。然而即使是最单纯无邪的人，也会因为一连串的不凑巧，被卷入司法和国家安全的机器中。就像癌症，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不会碰上。进监狱的总是别人。
这次是张淼碰上了，也就是我碰上了。在中国，只有在符合政府利益的情况下，法律才有效。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但亲身经历之后，感受是不一样的。
张淼四十岁，我认识她已六年。她在德国生活多年，是我在汉堡时的中文老师，她有德国的居留许可，我们成了朋友。两年前她回到北京，开始在《时代周报》北京代表处工作。对她来说，回国并非易事，她对很多事情已感隔膜，跟老朋友也谈不拢。她住在北京郊区的画家村宋庄，很快在那儿结识了新朋友。
我和张淼经常出差，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加上我们的女摄影师，有时我们开玩笑地自称为三剑客。

张淼和Angela Köckritz在香港采访© Privat

2014年9月24日，我和张淼飞往香港，追踪抗议活动的进程。9月28日是星期天，警察首次动用了催泪瓦斯。这一夜，我们在街上奔走，直到凌晨5点。
警察动用催泪瓦斯的消息，促使香港人走上街头。人群越聚越多，挤满了主干道、商业街和人行天桥。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聚集这么多人。不少人在这天晚上认为，北京会派坦克来，张淼也这么想，她一直摇着头：“跟当年一样。89年时，我们也根本没想到会有坦克来。”
当1989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时候，张淼是中学生。她就住在广场附近，常常给他们送水喝。6月4日夜里坦克开进来，就是从她家门前经过。至今房子的墙上还能看到弹痕。
但是这一夜在香港，没有坦克开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大街。亢奋取代了恐惧，陌生人互相逗乐，不停拍照。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到处都是人群。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土地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不可思议”，张淼反复念叨，她很兴奋，很高兴。一个女孩递给她一条黄丝带——它是这一活动的标志，她把它别在身上。我能理解她，但还是请她拿下来。“我们是记者”，我说，她笑了笑，把丝带取了下来。几小时后，在别的地方，她又把丝带别在身上。

亢奋取代了恐惧，大批年轻人涌上香港街头© Uli Knörzer

像许多大陆人一样，张淼在香港买了个iphone6手机，用来拍照，在微信上把照片发出去。张淼是微信控，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她这样，发这么多的信息和评论。但我们听说，中共警察把那些在香港拍照片并用微信发出去的中国人在回程时加以审讯和关押，“淼，别这么干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请求她，她只是笑笑，放下手机。过一会儿，她又继续微信。
一星期之后，张淼的7天签注到期，跟很多大陆人一样，她不得不返回北京，但我还想继续留下。她于10月1日中共国庆节那天离开香港。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采访，收到张淼的一条微信，这是一张头天晚上拍的照片，上面是张淼和四位男士，他们都带着黄丝带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就像学生领袖黄之锋在中共国旗升起时所做的那样。张淼在下面写着：“左边那位已被捕了，是个诗人。”

张淼在香港买了苹果手机，并把占中图片发到网上© Uli Knörzer
“天哪”，我想。我又查了一下，她把这张照片已传到朋友圈，把头像也改成了黄丝带。
我很想接下来的45分钟时光能够倒转。她肯定是在这45分钟里的某个时刻在北京下了车，尽管她看见了路边的警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阻止她，至少我很想阻止她。
45分钟后，我结束了采访，又匆匆赶赴下一个，一整天没有间隙。地铁里的网路信号很差，我没找到与下一个被采访者约定的地点，在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里迷了路，我心里想着一定要跟她谈谈，却没有时间。过后我觉得，当时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最没意义的不重要的事情。就好像为了要去洗衣店取一件干净的衬衣而穿越整个城市，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海啸的巨浪已压到头顶。
终于到了那家约定的咖啡馆前，我翻找着张淼的电话号码，而被采访对象已急匆匆向我走来。还没有坐下来喝杯咖啡，我就同时从两个渠道得到了张淼被捕的消息。汉堡的编辑部说：“中共公安部门的张先生打来电话，说张淼被捕了。”张淼的哥哥给我发来内容相同的短信。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停地打电话。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没干别的事情。几乎没吃，几乎没睡。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必须把张淼弄出来。我跟德国大使馆联系，跟外国记者俱乐部联系，跟张淼的家人和朋友联系，跟编辑部联系，跟公安部门的张先生联系——他在公安局给外国人发放签证的部门工作。如果记者们的报道令政府不满，他们有时就把外国记者叫来，威胁不再延长其签证。但我直到目前还没遇到这方面的麻烦。
“张先生，出什么事了?”
“我不太清楚。她卷入了村民纠纷，引起公众骚乱什么的。”
“村民纠纷?这简直不可思议，您能不能把当地派出所的电话给我?”
“那不行。”
“我从哪儿能得到电话号码?”
“这个我也不能说。”
“但是总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吧?”
“那么，我去打听打听，然后给你电话。”
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到处打电话。听说张淼是在画家村前往一个诗歌朗诵会的路上被抓的，据说这个诗歌朗诵会是要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更多的情况，别人也说不出来。

前往诗歌朗诵会的路上，张淼被警察追踪，后来她在此被捕© Uli Knörzer

张先生又来电话了。他听上去得意洋洋，“张淼是中国公民，她没有德国护照，而且她没有正式登记为你的助手。”
“是的，确实没登记。”好些编辑部都未给助手登记，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登记的话，就意味着更多的监控，另外也产生更多的费用。现在我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她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
“已发生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张说。
“有关系，她是我的助手，我对此负有责任。”
“这件事跟新闻工作没有关系。人家告诉我，她表现得很粗鲁，推搡警察，还骂了他们。可怕。”听上去，他很生气。
“对不起，张先生，但我无法想象她会这样。”
“不管怎样，张淼是个很普通的中国公民。我们会把她当作一个中国公民对待。”
第二天晚上，我很晚飞往北京，早上四点才到家。这是10月4日，星期六。中午起来，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张先生已来过好几个电话。他说“要过来聊天。”他用了“聊天”一词，像是朋友一起喝咖啡。
此时我已得知，张淼的朋友里已经有人知道事情的过程。我给她打了电话，我要做好被审问的准备。三位知情人对我说了以下之事：10月2日下午，张淼与朋友一起去那位前一天被捕的诗人家，他们想看望他的家人。警察已经在那里等候，双方言辞渐趋激烈。之后张淼和一个朋友想去参加声援香港抗议活动的朗诵会。一位艺术家朋友开车把他们带到那里，警察已经等在门口。张淼和她的朋友下了车，开车的朋友看着她们走向举办活动的地方，警察紧追着她们，她们逃，警察追上来，并用警车堵住她们。接下来的事情，开车的朋友就看不见了，因为警察催着他离开。张淼显然成功逃离，几分钟后，她给另一个朋友打了电话，通话中断了好几次。她喊着：“他们要抓我们，他们打了我们。”
然后通话就断了，也打不通张淼的电话。张淼则踪影全无。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支持占中而被捕，根据维权律师的消息，有两百多人被捕。宋庄有十人被捕，全都与诗歌朗诵会有关，我认识其中的四人。
我前往张先生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他陪我来到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两位他的年轻同事在场，一位姓徐的先生，另一位是记录员，他们面前都摆着记录本。我拿出自己的记录本，记下他们的警号。“这是要干嘛?”张先生说，“这里又不是采访!”他们跟我说普通话，我答道：“我想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报道，现在我正亲身经历。我希望能写一篇乐观的报道。”徐先生说，“好，保持乐观。你会看到，中国的法治情况会让你乐观的。”
他们审问了我。我怎么与张淼认识，我们在香港干了什么，我们采访了谁，我是否知道北京举办的活动?在审问过程中，张淼从骚乱嫌疑分子变成了真的骚乱分子。
“为什么你们总是说——这个骚乱分子?”我问，“法庭还没有判决。”张厉声训斥我：“我已经说过——有可能。我每次都要再重复一遍，还是怎么着?这里是朋友之间的谈话，但你却不这么认为。赶快别再记录了，这儿不是采访!”我说：“对不起，但是‘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这时张就更愤怒了，“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谁?你真的是德国人吗?你跟别的德国人完全不一样啊!”
“是吗?”
“其他德国人都很诚实。”
“我不诚实吗?”
“对，你不诚实。你很奇怪，非常奇怪。我们跟其他德国记者一直相处得很愉快。”
“他们跟我说的并非如此。”
“跟你说话太令人不愉快了。我要是你的话，就会控制点情绪。”
这期间，徐渐渐唱起了红脸，张变成了唱白脸的。当我向这两人指出这一点时，张发火了：“我们还会打交道的，比如，你明年要是申请延长签证的话，会有问题的。你小心点!”
“我很想知道张淼在哪里。根据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捕人之后，应当在48个小时之内通知家属，我们却至今未得到任何消息。”徐先生露出灿烂的微笑，“这个案子与你毫无关系，你别再管了。请相信中国是完美无缺的法治国家。”张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徐陪着我一起出来。他握住我的手，不松开，“别怪张的态度，他有时候很冲动，他是留学德国的，对德国人的评价非常高。下回我请你喝咖啡，好吗?聊聊天?”
第二天，我们还是对张淼的情况一无所知。张淼的哥哥得到消息，她可能在北京的第一看守所。几个小时之后，我、还有张淼的哥哥和继母——她带了满满一包保暖的衣服，来到那个看守所的门前。一夜之间，天气骤冷。监狱位于北京郊区，一片脏兮兮的黄颜色房子。高墙后面有几颗大树，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看门的是个穿着烂糟糟蓝制服的年轻人。
“我们想问一下，是否有个人关在这里。”
“过完节再来。”
“等假期过后?”
“当然。”
“监狱是不放假的吧?”
“放的。”
“坐牢的人也有假期?”
“那倒没有。”
“看守呢?”
“也没有。”
“那就应该有人能告诉我们吧。”
他打了个哈欠，“过几天再来吧。”
“我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法治社会的书。你想让我记下你的工号吗?”
看门的有所促动，他让我们进入门卫室，门卫也以放假为理打发我们。过了好半天，他才给领导——两男一女——打了电话，几经周折，他们中的一人给我们做了登记。他在记事本里翻看半天，总算说了句有分量的话，“我可以查查，她是不是在这里，现在可是假期。”他想转过身来，“但是”，我说，“根据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您有义务在当事人被捕24小时内告知我们。24小时已经过了。”

监狱门口，张淼的家人被赶出来，他们被告知假日期间无法提供信息© Uli Knörzer

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我，“这可是假日。”
“那么法治国家呢?也放假了?”
他几乎厌烦地说，“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家属，也不是律师。走吧!”我给徐先生打电话，“你不是说中国的法治是完美的吗?我现在正经历着的事情，看上去并不完美。我在监狱的门口，可……”
“当心，别掺和这事，知道吗?这事跟你无关，我们会安排的。”
“跟我有关，现在我想跟相关的领导谈谈。”
“我们无法帮助你。我们没有名字，也没有号码。”
“总会有一个相关的部门吧。哪个部门管这事?哪个检察院?”
“我们不知道，赶紧回家吧。”
他挂了。
监狱的警察不再与我说话，对张淼的家人也爱理不理。我们只得离开，上了车，我忍不住发火，“这些家伙……”张淼的哥哥耸耸肩：“他们还不算过分的。至少他们没对着我们喊叫，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张淼的律师周世锋竭尽全力试图获得与被捕者见面的机会，申请尚未获准，律师仍在努力，提出上诉，这需要好几个月。我问他，“怎么会是这样?”法律规定被捕48小时后，公安局必须通知家属。然而后面还有一段——“如果有必要进一步审讯的话。”
“这就是说，警察可以永远找到例外的借口?”
“法律制定者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法律，他们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公安部门必须要为例外作解释或者获得许可吗?”
周说不会。原则上公安部门可以在每条法规里找到例外的条文，面对国家，尚无有效的对公民及其代理人的保护。
10月8日，星期三，家属得到官方的逮捕令。张淼现被关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她被怀疑寻衅滋事。针对异议人士，公安部门很愿意用这一罪名，最长可以判处10年监禁。我们还一直希望，过几天张淼就能放出来。
这一星期，德国和中国政府正在为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做准备，10月9日星期四，他将带领一批部长访问柏林，这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国政府间的磋商。几天之前，很多媒体——其中包括《南华早报》和《纽约时报》——打电话给我，他们想报道张淼一事，张淼家人则请求尽量少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该如何报道李克强的来访?每个人都给我不同的建议。我越想越明白，没有人能够预知此事公之于众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我所承受的不安全感，是他们有意而为。
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为张淼之事极力奔走，令我对外交部门很是敬重。张淼事件现已进入德国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所有德国部长知晓此事。本星期四晚上，德新社会报道张淼事件，我自己也将为《时代周报》的网络版撰写一篇小文。
星期四早上，徐先生又来电话，让我去——聊聊。当我走进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时，里面已坐着三个男人——两个调查员，一个记录员。与徐和张不同，他们是另一类人，年龄较大，经验丰富。调查员说，他们姓李和关。李是主事者，他的眼圈是黑的，非同一般的脸上，表情瞬间可变——松弛、奉承、威胁。关更接近那种斗牛犬的类型，强硬、寡言、坚韧。李说，他是该部门的副主任，但我估计，他是国家安全部的。我无从调查核实他的身份。
李想一开始让谈话轻松些，他想谈个人爱好、哲学和文化。我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在戒备森严的没窗户的房间里谈论这些;再说，安全部门反正知道，我在业余时间里干些什么。
“我是一个狂热的骑手”，李说。“你认为怎样才算一个好骑手?”他问我。“我觉得，引导能力。”
“一个好骑手知道怎样完全控制住马。”他紧盯着我，“然后马就会一切按骑手的意志去做。”李先生热爱骑马哲学，他在交谈中常常用它，而且边说边看着我，似乎想说：我是骑手，你是马。李先生聊了一会儿，然后就威胁我，我的记者签证将不再延长。我耸耸肩说：“那我就去香港，从那里报道。”他的声音尖锐起来，“那我去那儿找你，别以为你能从我这儿逃走。”他一再问我是如何认识张淼的，我是否信任她。
他同时从好几个层面进行着谈话，使用不同的语气。他试图诱导我从谨慎趋于激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准我们的律师见张淼。他说，“你不应该过分担心，我们正在调查此案，这需要些时间。”
李先生知道我如何经历了两德统一。他问我，两个德国统一在一起，是否令我高兴;问我是否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说自己是热烈的爱国者，“对我来说，祖国的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试图向他解释，从希特勒以后，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对大多数德国人是一个问题;德国的有些事情，我是喜爱的，有些却觉得有问题。李热烈地说，“我爱中国文化的一切。”我问，“一切吗?”他肯定地说，“一切。”“也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李无言地合上记录本，走出房间。我想，他生气了。
斗牛犬接续谈话。他不想谈哲学，提出了强硬而简短的问题。审问结束时，他坚持要我在审问记录上签字。记录是中文的，有四、五页。我拒绝，他坚持，僵持了很久。
我慢慢地阅读谈话记录，三遍、四遍，客气的徐先生走了进来。每当气氛糟糕透顶时，徐先生总是出现，他是公安局的气氛调节者。他现在未穿制服，在我阅读记录时，他跟我说话，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跟关警官说，李克强访问期间，张淼一事会见报。他说，“这会带来负面影响，还是不报道为好。这是我以私人身份给你的建议。”
“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你好好考虑考虑。”
审问持续了四个半小时。我筋疲力尽地走出这个房间，大厅里等着很多警察。他们笑着，开着玩笑，一下子变得不可思议地友好。
李先生说，他很愿意以私人身份请我吃饭，“跟你聊天，真的很美妙。”
“老实说，我受够了你们的审问。”我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愿意明天再见到你，谈谈报道的事情。”他笑着说。徐又握住我的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
德国的下午时间，李克强抵达柏林。这一刻，德新社的报道正在撰写，其他媒体也准备报道，大赦国际组织要求释放张淼。第二天早上，在李克强与默克尔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将会有一位德国记者就此提问，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会对李谈及此事。
但是张淼未被释放。
10月9日，星期五。早晨我接到两个电话，公安局要见我，中共外交部也要见我。“我该怎么办呢?”我问外交部的人，“昨天我被审问了四个半小时之久。”他说，“见完他们之后，赶快到我们这边来，事情很紧急。”
我赶快前往公安局。李先生的黑眼圈比昨天更黑了，“我们在这里坐到凌晨两点。关于你，我们考虑了很久。我们不断地问自己，你是什么人。就是说，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单独坐在房间里。他说，“我们今天直截了当，谈要点。”我点头。
他问，“赛马最要紧的是什么?”
“不懂。”
他说，“骑手必须在短时间内赢得马的信任。”
“这样。”
“你信任我吗?”
“不信任，但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说。
“你说过，你信任张淼?”
“对。”
“要是她完全跟你想象的不同呢?”
“我不信。”
“张淼承认了，说你是这一切的组织者，支持占中活动。你们去香港是为了在那里组织抗议活动。她是为你个人工作的，不是为报纸工作。”
“她没有这么说!”
“她是这么说的，我们有证据。”
“我希望能听到她亲口这么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监狱里的口供常常不是自愿所为。”
“你组织了这一切。”
“我没有。”
“我们知道。”
我说，“对我来说，有三种可能：要么张淼被迫说了这话，要么她没说真话，要么就是你没有说真话。”
“还有第四种可能”，他轻声说道。突然，他站了起来，越说声音越高：“那就是你说谎，你说谎。”他恐吓道，“你说谎!”
我转过身。他真这么想?他要宣布我是密探、是间谍?
第一种可能，他想吓住我，破坏我和张淼之间的信任关系。
第二种可能，他们真的要给我扣上间谍的帽子。但有些事情让这种可能性不成立：与德国的关系，对中国很重要，要是他们想找个替罪羊，也会找个其他国家的人，比如找个日本人。另一方面，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段。国家安全处在紧急状态，领导层正要准备出台反间谍法。从一开始，国家就说占中是“颜色革命”，由外国敌对势力支持。如果能找到一个所谓间谍，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有说服力了。难道这个人就是我?
证据他们是没有的。但中国安全机构有很多办法，他们可以利用别的法律条文，用黑帮手段，曲解证据，污蔑诽谤。一位美国记者曾被暗示，他和他的家庭在北京将不再安全。
“我想要中断谈话”，我说。“只有大使馆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我才与您交谈。我现在给新闻随员打电话。”第一新闻随员承诺，将派第二随员来。警察们说，“我们不会放他进来的。”我说，“反正他已经在路上了。”
李走出去，关进来继续。他想知道张淼的所有微信行为，他想要我说出名字。我拒绝，他非常恼火。我向门口走去，所有警察跑过来阻止我。外交部打来电话，他们想要现在跟我说话。关说，“好，好，我知道，你们的事也很重要。”听上去像是大哥跟小弟说话似的，他很紧张，又让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我拒绝。徐在外面等着，他像阳光一样，心情好极了。“你太敏感了”，他说。
与前面的会面相反，跟中国外交官的会面让人舒心。恰好是在李总理国事访问期间报道了张淼一事，这让他们不悦，但是他们很客气，彬彬有礼。与那些我的安全局的新相识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外交部里都是些熟知世界的人，但这是中共最弱的部门，与此相反，安全部却强大无比。
次日，10月11日，星期六。我又接到徐的电话，我还须接受审问——聊天。“我病了”，我说。“还是来吧。”我说，“那不行，会传染给你们。”星期天他给我发来短信：“身体好点了吗?今天天气开始降温，多穿点衣服，注意休息。徐警官。”
周末，我在报纸上看到对中国法治的赞美。党的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其关键词就是“法治社会”。我们仍然没有张淼的任何消息。
10月13日，星期一。徐又来电话，他要聊天。这次我坚持不再说中文，在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和翻译的陪同下前往。这位外交官在路上对我说，你应该请个律师。要是你被关押的话，我们除了抗议，就没办法了。
审问室已经有三个人等着，其中一位是审问过张淼的调查员，他头发很短，宽宽的多肉的脸，烟鬼一样的脸色。他的右边坐着一个男人，穿着皮夹克，没做自我介绍。我们问，他是谁，他神秘地笑笑，“我无处不在。我认识你们所有人。你们在很多照片上见过我。”他很少说话，但他是那个施加威胁的人，他的官阶肯定最高。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属于哪个部门，我问那个粗壮的家伙属于哪个部门，他笑得那么谦恭，简直不像真的：“我就是个普通警察。”
他问得简短而强硬。他面前放着张淼微信的截图，整整一厚叠。他的所有问题指向一个目标：张淼是我的私人助手。我不只是一个记者，我有另外的使命。我们与批评政府者、分裂主义者会面，给了他们钱。

安全局审问中，李警官叫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撒谎!你们去香港是为了组织抗议活动!”© Uli Knörzer
我察觉到，他如何收紧我脖子上的绳子。他的问题以事实作为依据：对，我确实见了批评政府者。对，我在采访一个病重的维权律师之后，给了她500块人民币，用以购买药品，她被公安殴打至不能行走。但是我仍然是记者，而不是这个壮汉所怀疑的间谍或密探。
我阅读过很多，现在自己亲身经历：他们巧妙地将任何事情都为自己目的所用，他们有足够的材料。四年以来，他们对我实施窃听，在电话里，在住所内，他们看了我的电子邮件，监控着发给我的网路信件。他们搜查我的住房，有时还让我知道。我办公桌上的名片盒，放到了外面的信箱上;本来锁着的房门大开着。别的记者也有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丑陋的事实，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去多想，不然我在这儿怎么生活呢?现在我知道，他们不仅搜集材料，而且还利用这些材料，利用得面目全非。我想到张淼手机里和邮件箱里的那些敏感的工作资料。我受不了了，互联网让公民被政府一览无遗。
我问，张淼怎么样了，为什么无视刑事审判程序。“别担心。她很好。”
我说，“我很怀疑。”
“你们记者以为，占中是原因。但事实上原因比这要多得多，这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恐怖阴谋，刑事审判程序才管不了这么多。”
“人们对我说，她卷入了村民纠纷。”
“事关煽动骚乱，影响国家利益。”

匆忙整理行李：离开中国前记者的行李箱© Uli Knörzer
那个壮汉不断地追问张淼，我坚持要一个律师。他们现在要我在十页的中文记录上签字，但却不提供翻译件，我们也不能带走原件去翻译。我们拒绝。“就在这里翻译，口头翻译。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过夜。”整个一小时的争执，最后，震怒的他们终于让我们离开。
出来的时候，翻译长长吁了口气，“他们给你加上了所有的罪名——分裂、反抗、香港，对你很不利啊。”
“我想明天出境。”
“希望你明天能出境。”陪同我的随员说，“我们陪你去机场，以免你被拦下来。”
夜里，我发疯似地整理行李，记录本、材料、信件。我知道，我走之后，他们会来搜查。第二天，大使馆的两位工作人员陪同我前往机场。在机场，一位同事打来电话，香港的凤凰卫视提到一个德国记者，在香港参与策动。还没挂掉电话，我又收到徐警官的短信：“一路平安。微信号多少?这样可以保持长期联系，欢迎再回北京。”

离开中国之前：《时代周刊》记者在北京机场匆忙登机© Uli Knörzer
尽管律师尝试了各种办法，我们还是没有张淼的任何消息。在不断询问下，律师得到消息，她已不在第一看守所了。我们担心她进了黑监狱。这种非法监狱不受法律监管，安全局的人在里面为所欲为。一天以后，我们得知，她被转到了通州看守所，通州是北京的郊区。根据法律，那里的警察和守卫是不许打人的，但是他们常常利用特定的同监者——他们受命于守卫或在他们知情的情况下——虐待同牢房的人。
12月10日，律师终于被允许见张淼。他暗示我，我们在电话里不能随便说话，但他还是告诉我，张淼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折磨，她意志坚强。公安局试图迫使她签一个声明，宣布她与我们的关系结束。
她没有签。
纠正:陪同淼去参加诗歌会的那位朋友并不是BBC的新闻助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 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