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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新闻网的一篇报道《不孝子女:清华、北大毕业生》,报道以极具愤怒的口气开头“国家养了这帮不孝子女,长大了弃母!回头再来帮着老外来跟国企竞争,来挖国家的墙角!最可悲的是,周围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他们好像真的衣锦还乡了”,这种说法,记者自觉有数据支持:
2000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有2154人,研究生1596人,这些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751人,大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0%,其中有587人同时选择了美国,比例高达78%。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
来自新华社的数据表明: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
另据统计,在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自费出去的,而学成回国的人员不到1/3,其中自费留学生回国率只有4%左右。绝大多数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是靠奖学金自费留学的。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推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千龙新闻网)
如果以清华、北大学子们的“人权、自由”而言,在当今的语境下,似乎无什么好激动的,草民以为,可能令报道作者愤怒的不是那些“天之骄子”们的选择如何,而在于清华、北大本身依靠国家倾斜政策所占有的巨大教育资源,特别在一个生活着中国近九成人口的农村、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所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少得可怜,哪怕是国内普通大学、特别是中西部大学所得财政支持很拮据的背景下,清华、北大两所大学“从1999年起,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家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款18个亿。”。
如此的投入换来的是令人齿寒的回报,大批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享用了国家“一流教学资源”、“一流科研设备”、“一流教学环境”的所谓“顶尖人才”,到头来不过是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哪怕是二流、三流大学)的实验室增加了可供挑选的助手群体,最后可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移民中又多出来许多“校友”。这里,草民不禁想起一个悠久的称谓“留美预备学校”。
“留美预备学校”的称谓,恰恰是清华近百年历史的起点,在清华大学网站的内容里,有一行“1911年 建立‘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1908年,有中国外交人员发现“赔多了”,经过艰苦谈判,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应该说,美国和西方的这一招是很高明的,用中国自己的钱,力图培养出具有西方思维的精英人群。曾经被鲁迅先生斥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先生说过,美国的此举“本意是好的”,但又令留学者不无屈辱感觉。此后,此文化战略一直延伸到1949年。
清华大学网站主页的自我简介说“清华大学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11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治学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功勋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截至2001年12月底,153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25%为清华大学校友。”、“从‘五四’爱国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从施滉、韦杰三到闻一多、朱自清,生动地展现了清华师生的革命精神。解放后,清华大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培育‘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探索出一条‘爱国、成才、奉献’和‘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成才道路。”,然而,愈演愈烈的“精英西去不复返”的浪潮,并未将其中所述更加发扬光大,却更像是九十四年前的“留美预备学校”的“返老还童了”,连发端于京师大学堂的北大,也不遑多让。
然而,症结在哪里,草民并不完全同意千龙新闻网报道的“不孝子女:清华、北大毕业生”的愤慨,把“不孝”的棍子打在清华、北大学子们的屁股上,这是时代的特质,只不过清华、北大的学子更加引人注目而已,他们是时代、社会造就的。
首先,清华自我介绍的“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培育‘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那种氛围,在当今之时事下,还剩余几分?“红”是什么,恐怕早已淡忘,倒是见到不少贤达学阀在大喊“大公无私是罪恶”、“人的自我实现至高无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需要甘于寂寞,耐得清贫,乐于奉献的境界。原先的清华留学归来的学子,如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们,是抛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学术环境回来艰苦奋斗的,现今的师长们,还有几人身体力行着呢?而今的学子们正好是逆向而去,奔国外有可能得到的国外优越的生活、学术环境而去的,现今社会的价值体现似乎只有一个标准:金钱,教育象牙塔里的腐败,已经彰示了原有价值观的颓势。而获得金钱优势的其中两个重要途径,要么贵为权势者,要么贵为买办,这又与外留是盘根错节的。
其二,崇尚洋学历成风,引一篇《南方周末》的欢呼“瞩目中国政坛:新一代海归官员渐担重任”,大有主角儿登台之势,“改革开放后负笈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悄然登场”,“据不完全统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有几十人之多,但相对于全国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级干部而言,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百分之几。”,“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无不伴随着丰厚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就是各外资跨国公司中的白领买办们,这些群体要么大权在握,要么数十万、数百万的年薪,被无数次地赞誉为“成功人士”,相形之下,王淦昌、邓稼先们隐姓埋名数十载,为国争光的成功理念,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了。
其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全国各地大小党政官员的子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巨额的收入,能够争先恐后地将子女“自费”送到学费昂贵的欧美学校念书,从小小的科长、所长、处长,到市长、X长,莫不如是,有的从中学就开始“留学”了。作为执政党宗旨体现者、社会管理者们如此,怎能够苛求可能是倾其全家所有,甚至背负巨额债务而供养出来的清华、北大学子们呢。去年,不是有自费数以千万计把自己的“留学生涯”拍成说是“反映了改革开放新一代精神风貌”的电影,推荐给中小学生观看的高干子女么。君不见,有的人留学归来,毫无学术建树,就可以担纲学术机构重要领导职务么。
从“留美预备学校”走向“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培育‘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探索出一条‘爱国、成才、奉献’和‘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再返回“留美预备学校”,历史来了个小小的螺旋,“不孝”的难道真是咱们的“清华、北大毕业生”?草民看是大可疑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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