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的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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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的于谦

原作：华人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今杭州）人，自幼聪颖过人，善书法，其书静穆高雅，气韵盈沛。青年时代就写下了《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著名诗篇。在三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于谦的这些半神的操守准则，对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象害怕韩信、岳飞、袁崇焕一样，邪恶势力也是极其害怕于谦给后人留下的为人的文化，因此急于破坏之，采用的邪恶伎俩也是故意将于谦杀害，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好人没有好下场”的错觉，使人追求阿谀奉承、逆来顺受，最终被毁掉。其实，按照自然的规律，于谦的自然结局至少应该是善终,其品德操守举世崇尚并被树碑立传。那才是于谦所创中华文化的果。

于谦一生，可谓历经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磨难。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几乎名落孙山。无它，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等到当上官，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瘦马一匹。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上京奏事，不带一物。有人对他说你即使不带金银，也该带些土产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公元1449年，蒙古瓦刺军席卷南下，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有人主张南逃，有人主张投降。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则就杀掉英宗。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国家民族重要，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带领22万大军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