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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炎黄春秋》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取材偏狭，观点陈旧，推理失据，逻辑混乱。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应属低下之品。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不但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还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随后，又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学习。当年，马、恩、列、斯的单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视。可见，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意义的。由于这篇文章并没有阐发什么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述6700多字，介绍了崇祯朝的社会状况，介绍了崇祯和大臣们在明朝灭亡前夕的一些活动，介绍了李自成武装由壮大到失败的简要过程。其中，考证和谈论李自成部将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轶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一年，事件频仍，内容丰富，风云人物众多。以甲申为题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对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应该涉及的。但该文只写了两件事：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败亡。只写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人物：崇祯集团和李自成集团。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尔衮，在文章中看不到踪影，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吴三桂、张献忠也只是顺便提到了名字，他们的事迹则被全部略去。好象这几个人与甲申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戏似的。实际上，影响当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祯和李自成两个人。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甲申的历史就要重写。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有名的作家，这样文不对题、喧宾夺主的错误，照理是不会犯的。但这个错误他恰恰就犯了，他为什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很耐人寻味。
甲申之后，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这类著述郭沫若读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介绍崇祯和李自成。但他展现给读者的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却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实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实际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中，就有不少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负面的评价和描写，只是郭沫若没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寻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责骂崇祯，崇祯不但不受责骂，而且后人还很同情他。一个不受责骂，并且还得到人们同情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起码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了。但是，崇祯果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吗？郭沫若自己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崇祯是个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证明，崇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和暴君。崇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赈济灾民、减轻赋税等，他有权做，他可以做，但当大臣建议他做这些事时，他却断然拒绝。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接下来郭沫若就说："（崇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就凭这几点，崇祯能不被责骂？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崇祯的恶行，其实远不止此。崇祯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记载。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个被杀，四个被治罪）。杀督师及总督十一人，杀巡抚十二人。他不学无术又自作聪明。他重奴才而轻人才。他在所有的军队里安插太监，对军队的长官进行监视和控制。崇祯时期，太监人数达十万之多。崇祯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国本民族的人民起义。他曾经派人与满清谈判，但绝对不会考虑与李自成谈判。他任意妄为，残忍嗜杀、草菅人命。满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祯几乎全都代做了。崇祯给自己开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这样的昏君和暴君，会不被人责骂？会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祯末年，马世奇当面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为什么？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从贼难道从你崇祯？你崇祯比贼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后人，不就是崇祯死后的世人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有崇祯的孝子贤孙不责骂崇祯，同情崇祯，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责骂崇祯，都同情崇祯的。试想，被崇祯冤杀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祯朝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给崇祯提合理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会不责骂崇祯，会同情崇祯？顺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引得并不完整。这段文字出自《明史o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的下面，接着还有这样几句："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这几句说得很具体的话，郭沫若视若无睹，不予引用，不就是为了掩盖崇祯的丑恶嘴脸吗？
可见，郭沫若说的"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这句话，既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实际。
郭沫若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多了。"种种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是谁犯的错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很让人费解。清朝的入主，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实在是不好说的。如果明朝灭亡之时，有一个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个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国而因故没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该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当时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吗？没有。当时，有可能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势力有三个：崇祯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多尔衮的大清政府。但崇祯和李自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
事实证明，他们最后都被人民所抛弃，自取了灭亡。而正是他们的灭亡，给清朝入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结束了崇祯朝人相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郭沫若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再说，清朝没有入主之前，中国人民难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也不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中国人民的血泪，实际上潸流了几千年，并不是从清朝的入主开始的。郭沫若不说明朝统治时期中国人民的血泪，不说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民的血泪，只说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泪不是血泪，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泪才是血泪；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灭亡后，中国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没有流过血泪。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说不通的。清朝尽管也是封建专制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也饱受剥削和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好歹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好歹收复过台湾，扩大过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崇祯和李自成，一个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个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不共戴天的仇敌。面对这两个人，郭沫若的态度却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祯："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他批评崇祯："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也批评李自成："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在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评价上，郭沫若将他们等量齐观，不加区别，刻意回避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什么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动物的模样。在那个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自称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隐瞒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政治观点，出于什么目的？耐人寻味。
但是，要说郭沫若完全没有倾向性又好像不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几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号注明引自《明史o李自成传》。其实，《明史》中根本就没有《李自成传》这个篇名。所谓的《明史o李自成传》，实为《明史o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明史》是清朝乾隆时期吏部尚书张廷玉奉旨负责编撰的。出于封建统治的正统观，《明史》一般都用"贼"这个词指称李自成，当然是有意要贬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资料，却极力避免用"贼"来指称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显然是维护李自成的名声，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份偏爱。
郭沫若在文中有几段奇妙的推论："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假使没有外患，他（李自成）必然是成功了的"……过多的假使，让郭沫若遗憾万分。郭沫若这是自作多情，自寻烦恼。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历史的必然大大超过历史的偶然。郭沫若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假使，只要一个就够：假使全天下的人都拥护李自成，李自成就成功了。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史论中设置如此多的假使，也叫史论？何况，就算李自成成功了又怎么样呢？郭沫若没有继续推论下去。就在郭沫若所引用的所谓《明史o李自成传》中，有这么一段话："自成为人高颧深頔，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不难想象，在他的统治之下，老百姓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句话时，当时是怎么想的？
郭沫若说："（李自成）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满清取明而代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第二个足以取代朱明政权的政治力量。种族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这个悲剧决不是李自成个人悲剧的扩大而导致的。其实，种族之间的悲剧是悲剧，种族内部的悲剧同样是悲剧。在很多时候，种族内部的悲剧比种族之间的悲剧更惨烈、更残酷。"攘外必先安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理论"和"宁与外贼，不予家奴"的现象，就是种族内部的悲剧的总结和写照。朱元璋制造"空印案"杀十多万人；张献忠挖朱元璋祖坟、烧朱元璋家庙，在四川滥杀无辜；李自成决黄河堤，水淹开封。就是种族内部悲剧的具体而生动的反映。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87年间，中国老百姓的遭遇，与外族统治时期相比，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表达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解。他认为明朝的灭亡，与天灾有很大的关系。李自成的失败，与决策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认为，如果那时候不发生天灾，崇祯就不一定亡国。如果决策不发生失误，李自成就不一定失败。按照郭沫若的逻辑，当时如果既不发生天灾，李自成也不发生失误，崇祯和李自成就都不会失败，都将成为胜利者。那就是说，在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出现"双赢"的结局的，水火是可以相容的，这是什么逻辑？
《甲申三百年祭》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也不是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不但如此，它还存在着不少瑕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有名的作家，郭沫若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文章？
此文的发表也有颇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中的一些细节，很值得推敲。据知情者披露，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应《新华日报》委派的乔冠华、翦伯赞等人的请托而写的。乔冠华是有名的记者，翦伯赞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两个人都文名远扬。写一篇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小菜一碟。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写，却兴师动众地请郭沫若写？该文脱稿后，郭沫若先请中共驻重庆的负责人董必武审阅。然后，特意选择3月19日，即崇祯自杀的日子，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为什么要请一个非历史学家审阅？一个国民党政府高官的文章，为什么要请一个共产党高官审阅？选择崇祯自杀的日子发表这篇文章，用意又是什么？
要解开这一系列的疑团，我们不能不简单了解一下郭沫若其人和此文写作的时代背景。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7月参加国共两党合作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2月，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1927年3月，国民政府发生宁汉分裂，由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组成的武汉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对其通缉。在此期间，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通缉。1927年7月郭沫若任汪精卫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当年８月1日，郭沫若参加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其时，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一起义后，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否退出了国民党，不详。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67岁的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随后在1959年元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学习毛主席》一文，专谈自己入党后的感想。由此推测，郭沫若移居日本后，有可能被作了自动脱离共产党的处理。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受的是新华社的请托而不是指示。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郭沫若移居日本，从此远离政界近10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蒋介石没有算他的老帐，反而于1938年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11月又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长期出入于国共两党之间，又长期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与两党的高层人物关系密切。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金文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政、学两界的两栖人物，名声显赫。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已经公布。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争夺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共两党的头等大事。
1944年中国的政治局面，与300年前的甲申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蒋介石的地位有点像崇祯，是正在台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面临着内乱和外患，地位很不稳固。毛泽东的处境则有点像李自成，有部队，有地盘，有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实力和志向。虽然两党还没有公开兵戎相向，但争取人心、争夺人才的舆论战已经先期打响。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虽然占有优势，但它实行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加之政治腐败，众叛亲离，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但它反对封建、反对独裁，提倡自由、提倡民主的主张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政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两党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此时的国共两党，谁胜谁败还难见分晓。在这个时候，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郭沫若虽然加入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当时却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国民政府担任着高级职务。对郭沫若来说，国共两党，随便哪一个获胜，或随便哪一个失败，都不会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他都是可以接受的。而郭沫若在学、政两界享有的声望，使他成为国共两党都想争取的对象。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能得到郭沫若的公开支持，都会是舆论方面的一件好事。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委派乔冠华、翦伯赞等人去请他写一篇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文章；郭沫若为什么在写好之后要请董必武审阅；郭沫若在文章中为什么对崇祯和李自成不褒不贬、又褒又贬，各敬一炷香又各打五十大板；这篇疵点多多的文章，为什么《新华日报》刊出后，《解放日报》还要全文转载，大造声势，俨然把郭沫若当作自己人。而选择在崇祯自杀的那个日子发表文章，使人觉得此文是一篇崇祯忌日有感而发的纪念文章，与国共两党的斗争无关，作者是置身于两党斗争之外的。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他既惶惶不安，又窃窃自喜。当然，喜的成分要多一点。他知道，到时候即使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他也不必由于此文受到共产党的热炒而担忧。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是一边倒的，何况你根本就从这篇文章中找不到任何影射什么人、影射什么党、影射什么事的字句。郭沫若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郭沫若很会逢场作戏，也喜欢逢场作戏。他曾经对陈明远说过：“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北伐开始之後，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麽谈什麽，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可以说，《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典型的戏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所在地。共产党的机关报能在重庆出版发行，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对国民党冷嘲热讽的文章，可以在那里公开发表，既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的外强中干和不得人心，也说明了蒋介石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还不敢公开抗拒，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不敢公然禁止。
五年之后，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仓皇逃离了大陆，在台湾度过了他的余生。郭沫若则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和科学院院长，登上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则留给了后人许多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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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0 1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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