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中国官场之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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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研究员：2004年度中国杰出管理科学研究者）

　　何祚庥，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后写作XX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保荐下入XX部工作。从那时起,在大学期间不学无术却深谙为官之道的何祚庥便步入官场,极尽其所能、左右逢源、横刀立马、叱咤政坛五十余年，可谓不倒翁。



    没想到拆北京古城墙跟他有关

   何祚庥凭借他多年在XX部的工作，对毛泽东的的内心世界揣摩得一清二楚，每走一步必须恰好落到主席的心坎上。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提议拆掉城 墙，理由是“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这显然是一个迎合刚 刚赢得新中国最高领导者梦寐以求登上自古以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登上天安门的理由。在毛泽东：“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口号的鼓舞下。在XX部任干事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文章批判梁思成，使得学贯中西的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建筑思想成为泡影。并引发1955年北京大拆大毁古建筑狂潮。

   在XX部工作期间，何祚庥无时无刻不在紧跟中央，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我们的和（何）大人被毛泽东赶出了XX部，被下放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所做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何祚庥“优秀”的政治品质又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时，这个除了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的北京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 级性”的研究。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年代，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 “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如何当上院士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为农民出身，但一生好强的他对诺贝尔奖充满热情。 他创立并发动长达二十余年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攻坚战，凸显了他企图通过权势、政治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为中国科学或者说为他自己赢得“全世界人民伟大领 袖”的光荣称号而努力争得一块诺贝尔奖“高地”。1964年8月，毛泽东约于光远和周培源到中南海谈话。于是，在XX部负责人于光远的策划下，一场人类有 史以来最大的伪科学闹剧开演了。在接受于光远的亲授密旨后，何祚庥同志在毛泽东“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这一思想指引下，提出 了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何祚庥认为：“物质可分为层子，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 ’，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在强力部门的宣 传和支持下，“层子模型”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这是何祚庥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并因此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政协委员的荣誉称号。而同时期坚持 真理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并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成果的刘耀阳，他的论文只能象征性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 的末尾，并受到无情的批判。然而，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今天，当《科技日报》就刘耀阳没有同 盖尔曼一起被授诺贝尔奖而发表议论时，你何祚庥应不应该感到有一点自责呢?

   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

  进入21世纪，在伪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国“著名”伪科学家何祚庥又故伎重演紧跟新一代中央领导的政治把戏，提出“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3day：真高级）的 高论，并号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三个代表”指导量子力学的研究工作，企图重演伪科学“层子理论”的闹剧。而当我又看到2006年4月何祚庥在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青年大讲用“八荣、八耻”规范科学研究行为的报道时，我不禁感叹：理论物理所量子力学的研究又要在和（何）大人的乎悠下增加新的 政治指导内容了。这样的研究所想在科学的海洋中到达彼岸是绝对不可能的（而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你无法在科研中找到既保持八荣八耻高风亮节,又 具有三个代表光辉形象的“模范粒子”的运行规律。这种除了搞伪科学之外就一事无成且永远找不到北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国家有必要花纳税人的钱再办下去 吗?像这种利用物理学原理证明当权者指示永远是真理的滑稽而又可笑的行为，完全可以评为中国当代科技腐败之最。现在，“毛子”已经仙逝，“何子”、“骗 子”还能弥留多久呢？但愿我们人老心红的何祚庥先生能够在攀附权势的艰难旅程中有新的突破和“科学”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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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大陆，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可谓是个知名度极高的大人物，此公以“反伪科学”出名。近日编者在网络上偶然看到“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见1）与“何祚庥同志思想研究！！”（见2）等几篇专门介绍和研究何院士的文章，读后真有眼界大开之感！

    现特将这几篇文章略加综合编辑，并冠以若干小标题，推荐给对何大师感兴趣的读者诸公，相信大家读后一定会对何院士其人其事有一个更全面更详细的了解。

  一、“万能科学大师”何祚庥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所以所谓无所不知的“万能科学大师”在今天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产生。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大陆却恰恰冒出了这样一位“大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纭兑拙》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厢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中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真不知我们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何大师的“学术水平”

   那么，自称主业是理论物理学且无所不通的何祚庥院士其学术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请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网站”“何祚庥主页”上的介绍：“何祚庥，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该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篇科学论文。曾获国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写了“科学论文”250+300=550多篇。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足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惭愧，更让中外文坛所有多产作家汗颜。不过，作为一个有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选出来装点主页“门面”的主要著作——当然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几篇“政治挂帅”大作，真让人哭笑不得。

   何祚庥的支持者曾特地搜索了一个国际科学文献数据库 (SciSearch at LANL)，找到了他在在物理学期刊(1974 -1999)上发表的31篇文章，以此来佐证他的学术成就。不过，其中的17篇是发表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自己办的英文刊物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和国内杂志“中国科学”(SCIENTIA SINICA)上。更遗憾的是，他是第一作者的论文寥寥无几。

   何祚庥的支持者专门强调的3篇文章(见3)，有一篇共有16个作者署名，何祚庥是第15个；另一篇有5个作者，何祚庥是最后一个；还有一篇是1984年同夫人合写的，何祚庥是第二作者(就是常在媒体上被提到的“中微子的质量”这篇论文，说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也有说是强烈影响，要是他再接再励就好了！)。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沙子再多也变不成米。何祚庥的学术造诣竟悲惨如此，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试想，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何祚庥，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万事、心向八方”而“分心、忧心、烦心”，哪里还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需要“净、静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国人历来宽厚，自然不会去与何院士较真，但这毕竟给“坏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那些求全责备者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沆瀣一气，一直诬蔑何院士“不务正业”、“滥竽充数”、“除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诽谤何院士的网页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光屁股打灯笼——亮臊”、“光屁股上联合国——满世界献丑”；并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知羞”。这完全是“恶毒攻击”。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院士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院士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何院士。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院士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院士的英明伟大。何院士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院士，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

   政治打手何祚庥

   自解放初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陆在学术领域发动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多年来，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且举以下几例：

  1、 1952～1953年：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

  在前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他从30年代起就反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并将其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李森科由于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飞黄腾达。苏联一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因此受牵连，惨遭迫害。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大力宣扬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见3)，对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摩根的学生）发动围剿，谈家桢不得不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根的学说而做了检讨，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见4、5)，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1958年：批“共振论”

   本世纪初发现苯的克库勒模型以来，数十年一直未能对苯的化学结构给予合理的解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泡利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的阐述了苯的化学结构，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何祚庥等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指责克库勒模型的学说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见5)。

   3、 1965年：批“控制论”

   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在有关控制论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来表明他的观点：二战时期，高射炮对敌机的命中率非常之低，因此盟军方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对此进行攻关。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是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何况生物与非生物乎？何祚庥等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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