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机调兵 坐实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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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洪水滔天死保龙脉 草菅人命哀鸿遍野（1998）

3．藉机调兵 坐实军权

江泽民拒不采用分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要藉此调动军队，真正掌握实权。

江泽民虽是军委主席，但是一辈子没摸过枪，更没有老将军们疆场拚杀的资本。没有机会在军中树立威信，在关键时刻军队是否能无条件服从其指挥，江泽民心里一直没有底。邓小平死后，江更加急于找机会建立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调遣、演练军队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势必引起周边地区的不安和抗议，甚至引发国际争端。1998年入夏以来长江出现几乎是全流域范围的洪灾威胁，江泽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在这次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江泽民调集了广州、济南、南京、北京和沈阳军区，包括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共计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千多名师团级干部听从江泽民调度亲临长江大堤。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

此外，江泽民在抗洪部队中还进行了“指挥互换”的操演，如将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对调指挥。这显然与抗洪抢险毫不相干，完全是军事演习的训练内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队还经常接到换防“转移阵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师被紧急空投至武汉，再赶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监利——如果只是为了紧急抢险，直接空投石首、监利自然最快，何必让将士空耗体力，而且还耽误时间？又如，北京军区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抢险，然后接到命令赶往湖北沙市，最后又急急赶赴湖南岳阳，如此等等。

实际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抢险”口号，不过是使得江泽民“师出有名”，能够在和平时期检验自己对军队的权威控制而已。如果采用分洪方案，江泽民就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集和军事操演，因此江无论如何坚持不分洪。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军队士兵们奋勇拚搏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并不知道将百姓、官兵性命置于险境的正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特意过了一把军委主席的干瘾。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在飞机上，江泽民问张万年：“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张万年答道：“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他们到达荆江大堤后，在众多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张万年打开军事地图，向江泽民汇报了参加抗洪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江泽民像总指挥那样地问张万年：“济南部队现在哪里？”张万年指着地图答道：“在武汉。”江泽民又问：“空降兵部队呢？”张万年答道：“在洪湖。”接着张万年又向江泽民汇报……。”听完汇报后江泽民发表演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的人民军队。还是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过瘾！”江泽民真是过足了军委主席的干瘾。和平时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险，如此指东道西，江的发挥可以演好几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战争来临，恐怕连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样，江泽民利用长江洪水，组织了自“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进行了一次渡江战役以后的最大一次兵力调动，满意地检验了军队不顾险情只听命于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觉悟”。通过这次调兵，江泽民真正地掌握了军权，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间的权力交接，这正是“严防死守”背后的第二个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