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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指出:新阶级不退出,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
吉拉斯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一九五三年成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
然而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党的领导人,后来却成了最坚决、最彻底的反体制派,站到了与自己曾领导的党势不两立的对立面。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缘于吉拉斯人性中还葆有一个自由、独立和真善的灵魂,即便在体制内担任过多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未能磨除其与生俱来的率真和良心,这一点有点象中国的胡耀邦。不过由于环境条件不同,时间也不允许,胡耀邦未能将真实的内心思考行诸成文,并象吉拉斯那样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吉拉思曾三度访问苏联,亲眼目睹斯大林及其亲信高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对人民极其残暴,随着他看到各共产党国家领导层日益蜕化为特权阶级,他对所谓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通过反思,他的思想有了彻底转变,于是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一九五四年,他主动退党。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一九五七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书被加刑七年。《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分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夺权后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很快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而由党官所组成的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显见,这个新阶级虽然仍旧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然而却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为利欲熏心、且道德感差得多的超级资产阶级。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而中国的新阶级,在奢糜享受和权力专断方面,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毛当年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是中西珍肴;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一九五八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却一直跳到一九六六年,毛等巨头还叫来文工团的年轻漂亮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而另有一人后来因为打牌罔顾救灾,酿成河南溃坝二十三万人被活活淹死的惨剧。如此荒淫无度的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一手酿就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遍地饿殍民怨沸腾。以至后来不得不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事实表明,新阶级主导的改革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并打着“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旗号,为他们自己和子女谋取利益。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阶级,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幌子,通过“私营化”明目张胆攫取国有财产,所有改革无不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权贵的利益,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权贵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阶级,成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在权贵掌握大权和主要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他们主导的改革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一切弊病,并让执政集团变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群体?吉拉斯认为,除非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革时,吉拉斯仍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一观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一大批秉持这样信念的人的引导下,通过百折不挠的坚持斗争,才让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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