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中科大少年班为什么那么“火”？

poi0314

赵平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作者手记


记得读过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的是人的年龄，除了有实际年龄、心理年龄之外，还应当有一个新的年龄概念：记忆年龄。因为许多人到了晚年，占据其一生记忆一半的，大多是21岁以前的经历，也就是说，从记忆年龄的角度来看，21岁的人，就已经度过了人生的一半了。笔者随着年龄增长，一天天地变老，深感此说言之有理。大学毕业以来，虽然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但似乎都没有留下多少值得怀念的记忆，反倒是自己从读书开始，直到21岁（1983年）从中科大毕业的那段相对平淡的、没有起伏的日子，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这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科大少年班同学的一些交往。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本人虽然当年参加了中科大少年班的考试，但录取时却直接被编入了普通班，没有经过少年班这一过渡。可能的原因是本人出生于1962年底，在78年少年班招生时，要求的年龄是不超过15岁，而我的年龄属于擦边球，已经接近16岁了，年龄优势不再。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在后来与少年班同学仍有密切的交往，这是因为我所在的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是当年科大最热门的专业，许多少年班的同学，包括当年少年班的名人，如宁铂、谢彦波、干政等，都选择了近代物理系。而我在科大5年里，同宿舍的同学一直都有多位来自少年班的，头一年是宁铂、李剑芒，后来在理论物理专业则有郭震、熊明和徐建军。

记得在当年全中国媒体热捧科大少年班的那段日子里，笔者这位非少年班的外人，也随之沾了少许光，现在回忆起来还颇为有趣。一件事是本人每年寒暑假坐火车探亲回家和返校，一路共有30多个小时的车程，通常是没有座位的，颇为痛苦。那时本人一上火车，就巴不得与占有座位的乘客聊上天，而聊天的主题就尽量往本人所在的学校，中科大上引，这一引，就自然要谈到少年班，接下来当然就是本人与宁铂同宿舍了。话只要说到这份上，我的好运也就来了：通常，就会有乘客主动让我，这位本来绝对轮不上被让座的后生，稍座一会儿。或者，三人座的长椅也会挤出一点空间，让我凑上半个屁股，而我付出的，便是尽量详细地透露出一些少年班同学的名人轶事。另一件趣事则波及到了我的伯父，他当时在武汉师院，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教书。听说我与名人宁铂同一宿舍，他立马来信，要我与宁铂的合照。我只好花5毛钱，专程跑到安徽省博物馆门前（这是当时距离科大最近的外景照相点），与宁铂照了个合照给他寄去。岂知，马上又收到伯父的来函，要底片！后来，我的这位伯父把这张底片请人放大成为大幅照片，并配以镜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把这张大幅照片悬挂在家中的显眼之处：每每有客人到家来，我的伯父都要炫耀一番。大概，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个个都知道了他有一位“争气”的侄子居然与宁铂是同班同学，还同宿舍！

20多年过去了，我和当年的少年班同学都已经人到中年。看到前不久《南方周末》刊登的《“神童”到中年》一文，谈到这些当年知名的神童，今天却远远没有像人们预期地那样成功，我们当年78级近代物理系（这是科大前两届少年班同学最集中的）的同学感触很多。在我们的E-mail List上，许多人都发出了感叹：当年的少年班里，那些默默无闻者，目前还真有几位有些建树。但当年的名人，现在却多少有些失落。是啊，少年得志乃人生之一大不幸，这一古训在当年我们年少之时，完全被当成了耳边风，但今天却不幸地被现实所验证了。

一个人，其少年的得志为何会给他以后成年的心理造成障碍，这或许是一个心理学当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本人对心理学毫无研究，对此不敢妄评。倒是这些天来，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直盘踞在笔者脑海：当年，是甚么原因导致了国人对科大少年班的疯狂追捧？为此，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虽然这是对2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的回味，但愿这当中也有些现实意义。

原因之一：中国在那个时代树立典型的需要

笔者移民到加国以来，要说感受到的重要文化差别之一，那就是在加拿大这里，从来就没有树立过什么模范人物，用来号召全国人民、全省人民或者全市人民向这位模范人物学习，而这在中国，往往是隔几年就要树立一批模范人物、典型形象用于改造国人的思想、振奋国人的精神，如五、六十年代的焦裕禄、雷锋，文革时期的年四旺、张铁生、黄帅，八、九十年代的朱伯儒、李素丽等等。

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20多年以前，“科大少年班”红片全国大江南北的那个时代。七十年代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主政初期喊出的嘹亮口号是，要“大干快上，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为此，为配合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从1976年底到1978年，中共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76年底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77年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单从这三个会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共宣传机器对科技界宣传的尴尬。农业有了典型：大寨。从虎头山上俯瞰拍下的层层梯田，和当年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那张农民脸，大寨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鲜活的时代图像；工业也有了典型：大庆。铁人王进喜的艰苦创业之口号：“天当房、地当床，没有水泥搅拌机就跳下去用我们的身体上”，以及刘秉义当年演唱的那一曲“天不怕、地不怕”，“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之歌声，大庆的形象，也有效地转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声音。但科技界的宣传典型在那里？如何让一位科技界的典型变成图像、化作声音，以一种通俗、简洁的形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当年的中共宣传部门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也没有造出一个恰当的典型出来，以至于与农业、工业并行的科技界的盛会，只能称作为“全国科学大会”，而不是“科技界学XX大会”。

在1978年的3月，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召开的这唯一的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落下帷幕，这次大会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无疑，开会之前，典型没有造出来，会开完了，配合会议的新提法，也没有相应的典型形象出现，中共宣传机器当时的压力，实在是无比巨大：象征着“科学的春天”的、具有勃勃生机的典型人物，到哪里去找？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也就是这一年的3月，伴随着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的入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首期少年班闪亮登场。一群天真的少年，恰好构成了“科学的春天”之绝妙的宣传画。看看当年全国所有报纸都大幅刊登的照片吧：

星光下，数位少年大学生簇拥着宁铂仰望夜空、宁铂在为同伴们指点星象；

黑板前，以数学公式为背景，立着一位戴着红领巾的、11岁的少年谢彦波。

这群天真活泼的孩子的照片，让人们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岂能不引发人们心灵的震撼？比起大寨梯田的曲线，比起石油工人跳进坑中，用人体作搅拌机的豪情，这群孩子显然更加能激发人们的联想：中国要现代化，要向神秘的科学进军，这群年幼的孩子，就成了中国人向科学进军的象征图像。

不过，为何当年中共的宣传机器选中了中科大少年班，这还得多做一些分析。

作为“科学的春天”的配套宣传，挑选出来的典型最好来自科研机构，这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当年中宣部也是这么做的，来自中科院的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就是原本宣传机器要刻意树立的典型：1977年，也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自57年反右以来，连续受气了近20年之后，陈景润在这一年里，被破格提拔成了研究员。此举当时在神州大地引发的轰动效应，绝不比陈永贵大叔和王进喜大哥的效应来得差。既然引起了如此轰动，把他在树成典型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陈景润的人物形象，也有许多特点：他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属于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比起其他从“美帝苏修”那边毕业的旧知识分子，陈景润的根要红得多。同时，其“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工作发表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还比较新，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当时文革不但没有否定，当时中共的口号是，还要巩固文革之胜利成果呢。更何况，该猜想之研究虽然在数学上深不可测，但这个问题本身，任何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却是小学生也可以理解的，符合典型人物之典型事迹，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理解的要求。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数学家的宣传，无疑很容易地就在老百姓中张扬开来了。种种因素表明，这原本是一个很恰当的科技界的典型人物。

可惜的是，两个原因导致了陈景润这个典型不太成功。首先，书呆子陈景润同志本人太不争气，太不识抬举，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实现从数学家到社会活动家的转变：各地邀请陈景润同志去谈理想、去谈如何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邀请函，曾经像雪片一样飞来，但陈景润同志居然无动于衷。一个树立起来的典型人物不能把他的“事迹”转化成为通俗、生动的语言在全国传播，实在是一件让人着急的事情。其次，更糟糕的是，徐迟先生撰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又为中宣部帮了个大倒忙，此文最为轰动的，似乎不是陈景润同志是如何攻克难关、攀登科学高峰的，而是让人们了解到，这位数学家当时40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这样，“陈景润热”马上就变了味。这使得当年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为知识分子书呆子找媳妇忽然成了热门的主题，如作家戴晴当年发表的成名作《眼镜》，描写的就是一位只会搞技术不会讨女人欢喜的、戴着眼镜的书呆子。中宣部当年刻意去发掘的典型人物，结果演变成了“为书呆子找媳妇”的全民庸俗话题，这实在是料所未及的。

这样，原来树立的科技界典型人物陈景润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此时此刻，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又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典型，怎么办？还能再找一位科技界的人物作为替代典型吗？显然不妥，民间的“陈景润热”还没有退烧，哪能树立两个完全同类的典型“打架”？再说，当年刚刚结束文革，中国科技界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几项能拿得出手的成果，替代典型也不好找吧……

此时此刻，正在中宣部苦于找不到科技界的典型人物之际，一封人民来信扭转了乾坤。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了一位来自江西赣州的少年天才宁铂，这导致了后来中国科大不仅破格录取了宁铂，还进而张罗了一批天才少年，在1978年初，组成了少年班。这批准备破格培养的、将来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人才，当然立即就得到了求之不得的中共宣传机器的注意。

中科大少年班作为宣传典型，就是在这一大气候背景下出笼的。一群朝气蓬勃的娃娃，作为“科学的春天”的象征，虽然少了科研成果的光环，但毕竟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嘹亮的大学名称多少有些弥补；而当时又恰逢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把这批少年大学生作为代表推出来，又是一个亮点；还有，当时社会上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关于人才问题，下面还要谈及），培养这群少年，当然极为吻合“早出人才”的思路。这样，中科大少年班就立马扬名神州大地，成了当时那个年代的典型。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点，要想成为中共宣传机器的宠儿，把握时机真的是十分关键。中国科大这次推出少年班的时机，如前文所述，的确把握得很好，赶上了“科学的春天”和首批大学生入学这两大时机。当然，这令其他高校十分眼馋。也就是在那一年，1978年，复旦大学亦推出了一个数学尖子班。科大少年班不是得益于“早出人才”的“早”字吗？复旦这次转而利用“快出人才”的“快”字，号称要让这个数学尖子班在大学四年就学完研究生课程！考虑到中国科大当时是学制5年，复旦的这一“快”字，可真是“快”了不少啊！另外，科大少年班的宁铂、谢彦波等都是后来记者们炒出名的，而复旦的数学尖子班却收录了一位当年的明星级人物，全国数学竞赛冠军李峻。这样，位于大都市上海的复旦的数学尖子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应当比位于二流城市合肥的中科大少年班来得差。但问题就出在复旦大学晚推了半年，错过了时机，没有抢到第一波风头。在舆论的浪潮下，想后来者居上，这太难了。这样，复旦的这个数学尖子班，始终就未能提起中国大众的兴致。笔者刚刚在Google中搜索，居然数学竞赛冠军李峻和复旦数学尖子班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结果：它们已经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地剔除了。

原因之二：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人才的渴望

在中国，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要“火”起来，中共宣传机器之大力度地宣传当然是必要的前提，但同时还需要另一个前提，那就是还要得到民间百姓的共鸣，两者缺一不可。如雷锋的形象，就一直比较成功，尽管不同年代的雷锋精神之含义略有区别，但这一形象从60年代一直“火”到了90年代，这是因为行善、做好事对民间百姓而言，总是积德的事情，不会有多大抵触。相反，70年代的那几个“反潮流”的英雄典型，就怎么也“火”不起来，因为如此交白卷、与老师抗衡般地“反潮流”，实在是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样的道理，40多岁了还没有娶妻生子的陈景润，也让百姓感觉有些不妙，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要这么个“攀登”法，也太没有人情了吧！这也是陈景润的典型形象在当年很快就衰败了的原因。

但为何当年的少年班能“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呢？初看起来，其原因似乎是满足了普通中国家庭望子成龙的心态。当年，中国的家长把宁铂、谢彦波当作了榜样，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为与之一样的人物。这种心态当然是有的。事实上，当年笔者与宁铂同一宿舍，发现每天他都要收到几十封来信，而宁铂本人习惯于把这些人民来信都压在他的床垫底下。我们同宿舍的同学则经常掀开他的床垫，阅读这些来信取乐：这些来信，绝大部分都是来讨教学习经验的，并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孩子的家长。

不过，笔者认为，以上原因还不是主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宁铂、谢彦波当年盛名在外，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却并没有因此获得过多少媒体的曝光度，当时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的家长、老师是如何培养神童的报道。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某种望子成龙的心态而导致了宁铂、谢彦波成了当年中国的偶像的话，那么，一定会衍生出来某种关于教育得法不得法的争议，某种是不是炒作的争议，就像近年来，哈佛女孩刘亦亭引发了人们的许多争议一样。而在当年，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报道却完全是一边倒地热捧，当时没有什么人对少年班的这种做法提出过丝毫的怀疑或者质疑。顺便说一句，可能正是这种当年媒体对少年班的一边倒的热捧，而害了宁铂、谢彦波、干政这些少年班的名人。如果他们是在人们的争议之中成长起来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加有利一些。

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当年的少年班这一典型形象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呢？笔者认为，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人才的渴望，可能是更加深层的原因。

先谈谈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的迷茫。这个时期，华国锋刚刚当政，新官上任三把火，老华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要在上个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标准是，全面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初期的一段语录，在当时亦被反复引用，大意是，如果我们建设五、六十年还敢不上美国，我们中国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毛的这段话大概是在1950年左右说的，到了当时的70年代后期，五、六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但当时的中国依然贫穷落后：当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急了。人一急，往往想出来的，不是巧办法而是蛮办法。如当年流行的冒进口号：“大干快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更有华国锋为“工业学大庆会议”所题写的那一首最缺乏水平的题词：“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

中国果真能通过以上的“蛮干”、“拼命”，来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吗？显然，当时的中国人心里对此没有信心，这就是中国人在70年代后期的迷茫。而这段时期随着中国的国门向世界逐渐敞开，使得国人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差距，这种迷茫还愈发放大了：开放的正面作用是开阔眼见，但负面作用却是感受到了落后而自卑。以下的两个例子，或许能更加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记得笔者刚进科大时，听过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本校的一位教师作为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后回国的观感，谈到了美国的先进：美国马路十字路口的交通居然都是电子控制的，而路上又没有任何行人，全是小汽车。中国代表团一行人走在美国的马路上，居然不懂如何过马路，因为马路对面的指示灯总是显示一直红色的“手”，拦着。他们等了20多分钟，拦着的红“手”也一直不变，怎么办？代表中国的这一行人，只好找了个空档，猛跑过去。后来，他们才获悉，过马路前，要先按一下绑在电线杆子上的电钮……这是多么地可悲可叹，代表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到了美国以后，居然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另一个报告是安徽省工业厅的一位厅长访日归来，在科大礼堂给全体师生做的，其中一个场景更绝：他向当时的全校师生展示了从兜里掏出来的、一只在访问日本期间购买的一个钥匙圈：“你们知道吗？手电筒可以做在钥匙圈上？”说着，便按了一下，于是，全体科大师生看到了一丝从主席台上发出的红光，大家才看了一眼，显然不过瘾，许多同学在台下高呼口号：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接下来的场景就是，台上又闪了几下，台下为之爆发出一片片啧啧称奇声，后排的同学为了看清，要起立，甚至了站到凳子上。这一切，都是一只纽扣电池加一只发光二极管惹的祸：日本商店里的一个普通钥匙圈，迷倒了中国一所高校的全体师生。

是的，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竞有如此之大。对于如此之大的差距，中国的国民不得不思考：中华民族要振兴，需要的是什么？

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在那个年代出现了，魏京生先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现代化之口号也孕育在那个时期。但可惜，民主墙运动随后很快被瓦解了，这一瓦解的直接原因可以被认为是专政的残酷，但实际上，更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在当时，70年代的后期，整个中华民族的觉悟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有时，思想的超前者和落后者一样，都是会被时代所抛弃的。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觉悟都还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中国要发展，不能单靠“苦干”、“蛮干”和“拼命”，在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急需要培养人才，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所思考出的结论。

关于人才这两个字眼在中文里的恢复使用，还有必要多说几句。在文革的岁月里，“人才”这两个字，实际上是禁用的，无人敢用。因为有毛主席的语录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您若胆敢自称为人才，岂不是个等着挨批的蠢才？后来，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当时中共并没有说是为邓平反，而只是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说邓是“人才难得”。既然老毛都亲自用了“人才”二字，所以人才这两个字，才终于得以恢复使用，并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从77年中期开始，人才两个字，逐渐出现在当时报刊文章中，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两句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了当时中华大地民间的强烈呼唤：它隐含着这样一层意义，中华民族被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了这么多年，已经不成样子了，但愿天公保佑，能有人才降临神州大地。

现在回忆起来，在近30年前的77、78年的那段日子，中国民间虽然没有经济改革的呼唤，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却以盼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在间接地抵制着当年华国锋倡导的“蛮干”和“拼命”——这当然是具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事实上，距离当时20年前的1958年，中国大地已经犯过了一次疯，因为“蛮干”和“拼命”已经付出了一次沉痛的代价，历史容不得我们这个民族再重复犯一次。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呼唤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中国终于重新得以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在今天看来，高考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高考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吧。通过高考的选拔而跨入大学门槛的大学生，在当时所受到的社会尊重，大概也是中国的历史之最。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亦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罗罗嗦嗦写到这里，就不难分析出，中科大少年班当时 “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之原因了——这是因为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每个成年人都痛感自己耽误自己美好的光阴而身心疲惫，人们对于通过“蛮干”和“拼命”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完全没有信心。这样，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人身上，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这群少年大学生当作还处在学习阶段的、单纯的孩子，而是把他们看作了人才，或者说，至少是能够在未来振兴中华的人才——这如同经历了一生坎坷之后而陷入绝境的父母亲，他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自己这辈子还有什么翻身之日，所以就只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科大少年班的这群孩子们，就是人们当时希望的象征。

再补充几句题外话。如同中文里“小姐”这个概念在近年来已被糟蹋了一样，“人才”这个概念，在这几十年来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中科大少年班火红的那个年代，人才的概念是内涵某种使命感的，它虽不及救星那么伟大，但人才至少也应当是精英，天降大任于斯人——人才，乃天公降下来振兴我们这个民族的超人。所以，在70年代末期，甚至有一位叫雷祯孝者，要创立一门学科，叫做人才学，在当时曾轰动一时。但很快，汉语中人才这个概念的使命含义开始下降了，功利的含义却开始上升：八、九十年代，从原单位跳槽下海者，在把档案往人才交流中心投放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个人才！如今，一个巴掌大的公司，可能只有一个老板加一个女秘书，招人时也胆敢号称是在“招聘人才”……无怪乎，电影《天下无贼》里的那位贼头都可以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人才”这个概念，也被彻底糟蹋了。

原因之三：媒体的误导——一场造神的宣传

中科大少年班之所以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除了中共宣传机器的需要和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期望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当年媒体的误导，尽管这种误导并不带有任何恶意的成分。

在科大少年班中，媒体报道的最多的神童，大概非宁铂莫属。为此，过去这些年来，宁铂在很多场合下都表示过，当年记者的报道有某种夸大的成分。但是，似乎没有任何记者有兴趣去把这些陈年旧事的夸大之词细细纪录下来再整理成文字发表，原因是，如今的公众对这位20多年前的名人，已经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了。不过，在本篇严肃地探讨中科大少年班的文章中，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当年对公众误导的部分忠实地记录下来。我始终觉得，如果当年对少年班学生的报道更客观一些，可能就不会导致当年人们对这几个孩子如此疯狂地追捧，他们本人也不会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心理压力。

为何宁铂当年没有参加高考就直接进入了科大？当年的报纸似乎都是这样报道的：中科大负责招生的老师专门给宁铂出了一份难度不亚于高考的考卷，结果发现，13岁的宁铂居然全部解答正确，可以得满分！

我刚到科大时，就向宁铂求证过这种说法。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宁铂给我解释时，所露出的那一脸无奈：当年科大老师给宁铂的考题实际上有两份，一份是很基础的数学题，记得宁铂当时还给我描述过几道题目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记忆中其难度大概与1977年高考的数学题难度大概差不多，这一份他宁铂的确是基本都答对了。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份试卷，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宁铂当时告诉我，这套奥林匹克竞赛的试卷他连风都没有摸到，一道也没有做出来，交了白卷。考完以后，他自我感觉是没戏了，才考了一门数学，两份卷子就只答出来一份，别的科目都还没有考呢，怎么可能被录取？但实际情况是，宁铂被破格录取了。在所有媒体报道的时候，那一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试卷，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是的，媒体透露的倒是真话，只是没有说全，另外一部分同样也应当阐述的事实没有说。犹如描述一个女孩，说她皮肤白、眼睛大就打住了，还有身高只有1米5、三围一样粗却没有说，这是不是误导呢？

媒体多次报道的宁铂之另一神奇之处是，他的围棋水平奇高，居然连赢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院长方毅同志两盘。这当然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方毅同志官位虽高，但棋艺是不是也同样高？宁铂和方毅下棋的那天应该没有逃课，是下午下完课以后才开始下的，而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还碰到过宁铂：这样，大概只花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就连下了两盘。高手对高手，岂能一个多钟头连下两盘？事实上，宁铂的围棋水平，也就是能够参加校内比赛的业余棋手水平。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和前面描述的一样，被媒体所忽略了：宁铂告诉过我，他与当时在安徽的围棋国手王汝南下过一盘，我不记得宁铂说的是被王汝南让四子还是让八子了，反正是让了这么多子以后，还输得个一塌糊涂。

宁铂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还有就是上通天文，下通中医中药，尤其是有天文知识，被人们认为是了不得的事情：天上的星星叫什么名字都认得？的确，宁铂有一次也给我们几个同学介绍过几个星座的名称，但他的天文学知识似乎也就这么多，认得星星叫啥名字。事实上，这当中到底有多大的学问，可能是普通公众没有细究的。当年，笔者曾经在图书馆借来看过一本书《怎样识星星》，参考一下四季星象的变化，发现记住一个星星的名字和位置，大概不比记住一个外语单词要难。而宁铂同学的中医中药知识大概也和他的天文知识掌握的程度差不多，知道人体的常见穴位名称，以及常见中草药的功能。记得有一次我不舒服，要求宁铂给我号一下脉，但他却一个劲地推辞，说是他的中医知识仅仅是看过一本中医的书，也忘得差不多了，还从来没有实践过给人号脉，大概这是真的。

如果说，宁铂真有何神奇之处的话，可能还是他的文史知识方面。记得刚入学不久，一次，有个同学站在后排的凳子上观看当时电视里播放的电影《桃花扇》，我回宿舍后奚落了一句，大意是这婊子这么好看么。当时宁铂的插话，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可不能说明末年间的艺妓是婊子，那时候卖艺者是不卖身的，在女性中的地位还很高，这一艺妓制度后来还传到了日本……我当时听完这番话后，几乎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何等封闭的年代，何况那一年我才16岁，宁铂才14岁，我们都只长了淡淡的胡须。还有一次，因同宿舍的同学施亮被教育部公派留学到荷兰，我买了一幅宣传画（价格大概是1毛钱）给施亮送行，回宿舍时发现宁铂一个人在蚊帐里看书。忽然想到了宁铂不是会写诗么，我立马前去，让他在这幅画上题个词。宁铂当时丝毫没有拒绝，我把画摊在他床边的桌子上，他则从蚊帐里伸出一颗头，一只胳膊，欣然题词了一首七言绝句。当时我十分感叹，因为这首绝句对我还有两个生字。可惜，如今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了，是“各奔前程四海家”。果不其然，我们当年同宿舍的7位同学，目前两位在国内（其中宁铂出了家），两位在北美，两位在欧洲，还有一位不知道去向，果然是“各奔前程四海家”呢。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笔者丝毫也没有抬高或者贬低老同学宁铂的意思，我只是想还原宁铂的本来面目。应当说，宁铂虽然没有当年宣传的那么神奇，但也绝对属于高智商的那一类人。他的优点是兴趣广泛，接受新知识快，但缺点是思维不太严密，精确的演算能力差了些。这一缺点的后果是，考试得高分不太容易。事实上，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和笔者本人很相似：笔者在科大那几年学习成绩平平，从来没有得过什么高分，但也从来没有过不及格要补考的担忧。宁铂在大学的学习成绩大概也和我差不多，既谈不上当年吹捧的那么优秀，也不是最近一篇文章所讲，他有太多的不及格。但显而易见，他作为名人，比我当时的压力大得多。科大当时是5年制，1982年和1983年，我们有两次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我是连考两年，屡战屡败（毕业工作后第三次报考才成功）。而宁铂则是两次报考，两次都临阵脱逃，不敢进考场，而且还要为自己编一个借口，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犹如一位赛跑的落后者，没有这样的气概，即便落后了依然要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但却要故意走一下花步，做一下轻松的怪动作，给人造成的感觉是，好像自己是没有认真在跑或者没有把比赛名次当回事……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在想，如果当年的媒体不是把中科大少年班作为神童，而是仅仅把他们当作智力较高的普通人来描写以展示给国人，情况会是如何？可惜过去了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不成立。中共宣传部门在树立典型的时候，其思考问题的逻辑实际上是逆向的：并不因为你是神童，所以我们就把你树成了典型；而是因为宣传机器需要典型，我们才造出了神童。当神童的帽子扣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实际上到底是神还是不神，这个问题就已经不重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roll:   :?: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