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夏令营——俺的一九八九之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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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鹤唳

作者：老灯


　　一九八九年六月末的一天，我做完了一单婚礼摄像生意。
　　骑车回到家住的胡同口，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车牌号是省城哈尔滨的。我心里一凉：终于把警察叔叔盼来了，日本船——丸（完）了。

　　我刚要转身溜之乎也，却看见妻子抱着孩子站在院子门口。她正和邻居马大嫂隔墙说话，没有什么惊慌不安的表情，连说带笑的显得很正常。
　　我细看警车里并没有人，也许不是来抓我的？孩子看见我，朝我招手喊爸爸，我只好硬着头皮推车走过来。
　　我问她们这辆警车是干什么来的，马大嫂说不知道，停在这儿半天了。我四处观察，没发现有警察埋伏的迹象。

　　进了院里，我感觉忐忑不安。如果警车真是来抓我的，现在警察狗子们冲进院子来，正好瓮中抓鳖。我没进正房，绕到前院，打量着靠南墙的小仓房。仓房不大，门朝正房的方向开，东墙上有一扇窗子。
　　仓房里藏身没有问题。如果有人从大门冲进院子，肯定要直奔正房，我躲在仓房里，可以看见，然后我就可以从东面的窗子跳出去逃走。
　　我打开仓房门，钻了进去，把门半掩上。

　　仓房里又暗又潮，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我坐在一个破箱子上，惊魂未定地喘粗气。
　　妻子和孩子随后进院来了。她们进了正屋，没有看见我，觉得奇怪，一起找我。
　　孩子以为我在跟他玩捉迷藏，快乐地喊：“爸爸，你在哪儿？”
　　我只好搭腔：“我在这儿。”
　　妻子推开窗子，看见我在仓房里，不解的问：“你干啥呢？”
　　我探出头悄声问：“警车走了吗？”
　　她突然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我说：“你乐啥呀？”
　　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警车是去胡同里赵检察长家的，刚才几个检察院的人从老赵家出来，已经开车走了。看把你吓的，跟耗子似的。”
　　我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了。一场虚惊啊，吓得我够呛。
　　多加小心为好，有备无患。

　　我决定晚上也住在仓房里。
　　把仓房收十一下，拿下来一张单人床，从此小仓房成了我的临时避难所。

　　尽管现在逍遥法外，但每时每刻都会有危险。哈市的公安机关没有抓到我，但让我这样一个参与过核心组织的动乱分子逃脱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目前风声很紧，各地的民运分子被抓得鸡飞狗跳，我是不是出去躲一躲？直系亲属那里不能去，但可以去吉林老家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在长白山区，应该比较安全。
　　看风声再说，随时准备走。

　　从六四以后，我的胡子一直没有刮。我想什么时候六四平反，或者下一次民运胜利的时候，再把胡子刮掉。我从此开始留起了长长的胡子，成了自己的一个形象特色。长长的络腮胡子，加上原来一直留的长发，使我的整个形象更似一个狂放的画家，显得神经兮兮的。
　　后来我身份证上就是留大胡子的照片，乘飞机的时候经常闹出些麻烦来，安检的人总说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相符。

【待续】

给她的信

作者：老灯

　　八九年的九月初，我再一次来到哈尔滨。
　　我要去建工学院找张小光，打听一下情况，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乘车路过东北烈士纪念馆，我看见纪念馆的大门上挂着一个条幅，写着“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展览”。我兴致大发，决定下去看看。
　　在下一站下了公共汽车，步行返回，走到东北烈士纪念馆。
　　平暴展览设在纪念馆的一楼大厅，不卖票，参观顺便进。
　　我走近展览大厅。展品都放在展柜里，电视里播放着官方拍摄的六四平暴录像。大厅里没几个观众，几个工作人员表情严肃地站在一边。
　　忽然我心里忽悠一下：这是不是当局设的一个诱惑民运分子的陷阱？因为对这类展览感兴趣的，除了漏网的动乱分子可能没有别人了。我紧张起来，感觉三个月前建工学院小广场上的一幕正在重演。
　　不能撒腿开跑，那样便暴露了。我低着头，假装看展台里的展品，匆匆转了一圈，快步走了出去。
　　走到汽车站，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还好，总算没什么事。也许是自己多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

　　到了建工学院的宿舍楼，小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
　　曾经贴过许多大字报的楼墙上干干净净，这个做过民运舞台的圣地没留下任何运动的痕迹。我在这里开始参与哈市的民运，最后在这里脱险，故地重游，万分感慨。
　　楼门口没有人看守，我顺利地走近楼里，找到小光的宿舍。
　　小光躺在床上，脸上蒙着一本杂志，呼呼大睡。一个同学叫醒了他，他睡眼惺忪地坐起来，不冷不热地和我打招呼。
　　我问他情况怎么样。
　　他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懒洋洋地说：“太他吗的烦！学校正在搞什么清查、清理，叫‘双清’。我们这些人都得参加学习班，写检查、表态，烦透了！”
　　见他这么消沉，我说：“六四烈士的血不能白流，我们还得继续跟他们斗。”
　　他两眼直直地瞧着地面：“怎么斗？我们赤手空拳的跟坦克机枪斗，能有什么结果？”
　　我半天没有吭声，不知道怎样说服他。
　　半晌，他说：“你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什么事我给你写信。”
　　我把家里的地址写在他的通讯录上，跟他告别。
　　连小光这样的学运领袖都丧失斗志了，民运的希望何在呢？

　　转眼到了秋天。
　　父亲背着豆角、菜干，从吉林老家来到我们的县城。每年秋天，老人都背一些自己种的菜给我送来。
　　老爷子在我家住了几天，听妻子说了我参加运民运的事。老头一听来气了，把我叫道跟前骂：“你算个啥他吗玩意儿？你凭啥反对咱们政府？你是大知识份子还是大学生？哪有你参加运动的份儿？你纯属吃饱了撑的！当初不让你进城读书就好了，让你在屯子种地，累死你，看你还瞎不瞎折腾！”
　　这老头说话何等恶毒，丝毫不照顾我的脸面。他解放前当长工，解放后当过一段生产队的副队长，历来靠近政府，中共产党的毒特别深。
　　老头缓和了口气说：“你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多好啊，以后不许你再乱掺合，好好过日子吧!”
　　我不想和他理论，随他说去好了。

　　送走了父亲，范德宽到我家来了。
　　他带来几个金丝瓜，是他自己种的。这种瓜在当地极少见，据说是他第一个引种到我们这里的。
　　乘着妻子在厨房忙活做饭，德宽偷偷对我说：“前两天可把我吓坏了。我在院子里干活，看见乡派出所的吉普车直奔我们家来了，吓得我一头钻到柴禾堆里！等车走了我才敢爬出来。出来以后我媳妇告诉我，原来是我弟弟去乡里开会（他弟弟是村会计），搭警察的吉普车回村子，他们直接把他送到家里来了。我哪知道，以为咱们的事露馅儿了。哎呀，可把我吓坏了！”
　　我联想到哈市警车停在我家胡同口的事，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德宽也笑了：“好家伙，这柴禾堆钻的，弄得我满头满身都是都是柴禾末，用了两盆子水才把头发洗干净。”
　　笑过之后，德宽打听魏正义的消息。
　　我找出正义的一封信，递给德宽。
　　正义的信我刚刚收到。他在信中说，为了躲避警察的纠缠，他和同学小宋提前离校，去了小宋的老家内蒙古海拉尔。在外面住了一个暑假，他才敢回海伦县老家。因为参与学运，他被教育局降格分配，到一所很偏僻的农村中学任语文老师。现在他已经在学校上班了，觉得非常的苦闷、忧郁。
　　他在信中还说，他在内蒙的时候，本地公安局给他拍了一封电报，让他速回学校，继续交代问题，但他没有搭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德宽看完正义的信说：“这哥们儿挺够意思的。给他回封信吧，安慰安慰他。”

　　留德宽吃完晚饭，再把他送走。
　　我看了会儿书，等妻子和孩子睡了，开始给正义写回信。
　　在回信中，我追忆了我们相识虽短、但情义深长的交往，感谢他的一贯表现。我勉励他暂时忍耐，相信浪潮的跌落是为再一次激跃作准备，我们肯定有胜利重逢的一天。
　　给正义的信写好了，想起来应该给王嫱写一封信。在哈市参与运动的时候，曾经听她的北京医大同学谈起，她也去广场绝食了。我一直非常担心她的安危，六四后梦见过她身穿孝服，似乎兆示她已经遭遇不幸。
　　我写道：

　　王嫱同学你好。
　　你还记得半年前列车上的邂逅吗？我就是给你讲笑话的那个坏家伙。
　　现在刚刚开学，你肯定很忙吧。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非常挂念。
　　希望能够收到你的回信。
　　祝秋安。
　　老灯

　　把这两封信折叠好装进信封，准备明天寄出。
　　王嫱的通讯地址仍不确切，只能碰大运了。正义的信可以寄到我家，王嫱如果回信可不能寄到家里来，妻子发现了解释不清楚。
　　我想起诗友史进可以代我收信，便在给王嫱的信封上落款由史进转交。

【待续】

寒冷的黎明

作者：老灯


　　入冬的时候，我看情形不那么危险了，从小仓房里把单人床搬回客厅。
　　八九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残酷的镇压下沉寂了，然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不断掀起高潮，到年底几乎全部东欧共产国家都改变了颜色，令人十分振奋。

　　我每天晚上在被窝里搂着收音机听外台广播，对东欧国家民主革命的进展了如指掌。展望国际国内的形势，我断定中国第二波的民运高潮即将到来，现在要赶紧开始行动。针对目前国内民运陷于低潮的状况，我认为应该注重宣传工作，以重振士气，鼓舞人心。最好能办一份地下报纸，我自己来编印，然后秘密散发。
　　我为自己的计划兴奋起来。

　　说干就干。利用两天时间，我起草好了编报所用的文字。
　　第一篇是社论《我们的奋斗》。在这篇社论中，我回顾了八九民运的盛况，总结了经验教训，肯定这场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接下来我分析了目前国内国外的一派大好形势，号召人们重整旗鼓，掀起民运新的高潮。我建议人们踊跃成立地下组织，开展秘密串联，积极宣传鼓动，以实际行动迎接民主革命的胜利。
　　除了这篇社论，我还以大学生的名义起草了《当前学运的新策略》；以工人的名义写了《从消极怠工到勇敢罢工》。我又编辑了几条民运新闻，如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各地民运积极活动等等。

　　写完了文章，我开始设计版式，在白纸上画版样。画好了版样，我在报头位置写上“民主导报”，确定了报名。
　　凡是报纸都要有一个主办单位，这份报纸是谁办的呢？我拉大旗作虎皮，在报头下方署上“民主中国阵线东北委员会”，让它比中共的省委还高半级。
　　整理完这些材料，已经到了九零年的元旦

　　过了元旦，我骑车来到城南郊区的德宽家。
　　德宽家的院子很大，他父母与他弟弟家都住在同一个院子。德宽和他的妻子热情招待我，用金丝瓜作馅包饺子。
　　吃完了饺子，我试探着对德宽说：“我带了一些材料，想让你帮忙打印一下。”
　　没想到德宽对此很冷漠：“可别印了，我都吓出毛病来了。别整这些事了。”
　　见我不太高兴，他说：“你今天别走，咱们好好谈谈。我想跟你说说我最近的思想变化。其实还是共产党好，中国不能乱啊，咱们不应该再瞎折腾了。”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也许这小子想通了，不想参与什么民主运动了。

　　冬季天黑得很早。他把老婆孩子送到他父母的屋子去睡。
　　他回到屋来，把门插上，笑着对我说：“老灯生气了吧？ 我那些话是说给我老婆听的。有什么材料，马上拿出来，我帮你打印。”
　　我说：“老宽，你的变化有点忒快了。如果你真不想参与了，我绝不勉强你，我不想拖累朋友。”
　　他瞪着眼睛说：“你这叫什么话！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我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我自己要做的事自己负责任。”
　　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从皮包中掏出材料，交给他过目。
　　他认真看过说：“都挺好的。尤其是社论的那一句‘浪潮的跌落是为再一次的激跃作准备’，写得真好！”这句话是我给正义的信中写过的。
　　他说：“工人和学生的内容都有了，缺少农民的内容，对农民也要煽动几句。”
　　我赞同说：“对。但这期已经没有版面了，第二期再发表关于农民的文章。”
　　德宽揭开打字机的布罩，拧亮专用的台灯，上好蜡纸，开始打字。八开蜡纸整整打了一张，横七竖八的，很难打。打完以后，版面上还剩下一个小空挡，德宽以“一农”为笔名，打上了几句动员农民的话。
　　德宽把蜡纸卸下来校对，错字用涂改液涂抹，再把蜡纸装上重新打。报头没法用铅字打，我用铁笔在腊纸上写美术字，“民主导报”四个大字加粗写在报头上。

　　弄好蜡纸，已经过半夜了。德宽拿出油印机，我们开始印刷。
　　印出了第一张，我们高兴地拿起来反复看，《民主导报》的第一期诞生了！从此以后，关东土地上将流传一份民运的地下报纸，东北同胞将听到一个阐述真理的声音。
　　印到天色微明，估计有几百张。我们收起油印机，把所有的废纸都塞到火炉里烧掉。我给德宽留下几张报纸，馀下的塞到我的皮包里。
　　都弄利索了，德宽说：“我们睡一会吧？”
　　我说：“算了，等你媳妇儿回来，看见我拎一提包印好的东西，又该收十你了。”
　　他说：“那也是，那你就马上走吧。”

　　德宽把我送到院门口。我骑上自行车，上路往城里走。
　　天气奇冷，隆冬的清晨特别冻人。
　　军用棉大衣低档不住彻骨的寒风，我只好猛蹬自行车，用加大运动量来取暖。
　　太阳虽然没有升起，东方的空中已经布满了霞光。

地下工作

作者：老灯

4、地下工作

　　回到家，我把印好的报纸压在床垫下，上次游行时剩下的一些传单也保存在那里。我留了几张报纸，折好，放到衣袋中，以便随时发给合适的人传阅。

　　当天，我在街上碰见了县文物管理所的苏所长。
　　老苏头是我的忘年交。他为人耿直，五七年被划过右派，是研究女真历史的权威专家。他亲热的同我打招呼，邀请我到文管所的办公室去坐坐。我随他去了文管所二楼的办公室。
　　我们天南海北的一通乱侃，共同认为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但已经在东欧开花结果。
　　他竟然乐观地说：“我看六四平反大有希望。江泽民是开明的，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得把李鹏给收十了，然后给六四平反！”
　　我差点乐了。江泽民与李鹏乃一丘之貉，他是藉着镇压六四上的台，怎么能给八九民运平反呢？
　　我没有和他争论，掏出一张《民主导报》递给他说：“苏老师，这是朋友送我的一张报纸。你看看吧。”
　　他接过报纸，打开看了一眼报头，惊讶的说：“现在你们还敢弄这种东西？”
　　我说不是我弄的。他草草看了看，把报纸收起来，叮嘱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时机不到，你们干早了，引火烧身啊。”
　　我点头答应。不管怎么说，第一张报纸发出去了。

　　从苏所长那里出来，我去了图书馆。
　　我坐在阅览室里翻阅报纸。没找到什么让人舒心的文章，每份报纸都是文革时期的腔调，看来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还真对了。
　　我对面坐着一个面色愁苦的小伙子，也在翻看着报纸。我看他很面熟，似乎是在哪次诗会上见过，不过没有什么太深印象。
　　小伙子看见我，笑着点头致意，我也含笑还礼。不料他站起来，绕过桌子，坐到我身边，很亲热地说：“你是老灯吧？”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他自我介绍说：“我叫赵铁生，是化工厂的，咱们是文友。”
　　哦，我想起来他的名字，他是专写爱情诗的。我说：“我听说过你，你跟德宽挺熟吧？”
　　他说：“对对对，范德宽是我的好朋友，我还去过他家呢。”
　　我点点头。因为阅览室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看书看报，我不想和他多交谈。
　　他拍了一下我的骼膊说：“老灯，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说：“那咱们出去说吧。”

　　我们走出阅览室，站在门外的楼梯上。
　　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他。他戴着一顶栽绒棉帽子，穿一件半旧的黄大衣，个头很矮，大约只有一米六左右。他的面相比较特别，小眼睛，大鼻子，大嘴唇，皮肤粗糙、黝黑，眼角有一大块青痕。
　　他凑近我，嘀嘀咕咕的说：“我最近摊上了一件事。我大哥和我都是化工厂的合同工。我哥因为跟车间领导闹矛盾，被他们给打了。我听说以后赶到现场拉架，那个车间书记把我也给打了。你看，好悬没把我的眼睛给打瞎了。”他指着自己眼角的青痕。
　　我很同情地说：“共产党欺人太甚了！你准备怎么办？”
　　他叹息一声说：“唉，我找厂长了，厂里也不管，还让保卫科抓我，说我扰乱秩序，妨碍生产。最后把我和我哥都开除了。有人告诉我说可以去检察院起诉，我去检察院了，可是没人管。我想实在不行，我就去县委告他们。我刚才找德宽了，他说你在县委有路子。现在没路子、没人能办什么事？刚才我看见你了，就想跟你说说，看你能不能在县委给我找个关系。”
　　看来他也是专制统治的受害者。我略一沉吟说：“铁生，现在天下乌鸦一般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讲理。别说你挨打这么一件小事，就是人命大事，共产党也不会管，官官相护嘛。”
　　铁生目光凄然地看着地面。
　　我突然觉得像他这样苦大仇深的文化人，应该发展为民运的骨干，真所谓天赐我也。
　　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记下这笔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跟普通工人不一样，你是有知识、有追求的人，应该跳出个人的小圈子，多从大的方面去思考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做一些大事。”
　　他的一双小眼炯炯发亮，抬头盯着我说：“我恨透当官的了，就是不知道咋整。”
　　时机到了。我掏出一张《民主导报》说：“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你拿去看吧。以后咱们多联系，交个朋友吧。”
　　他神情激动地接过报纸，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民主导报》发出了第二张。

　　报纸还可以发给谁呢？
　　我骑车来到城中心的第二中学，在语文教研室找到了好朋友史进。这家伙以酒后激情讲课而闻名，是个才华横溢的李白式诗人。我们这一帮子文友里，他是第一个正式出版诗集的。但他嗜酒过度，不能当大事。
　　我把他叫到室外。他没戴棉帽子就出来了，用手护着耳朵。他那一张小脸儿总脏兮兮的，似乎常年不洗，形象比《水浒传》里的九纹龙史进差多了。
　　他问：“啥事儿啊？请我喝酒是咋的？”
　　我先说别的事：“史大官人，我给北京的一个大学生写了封信，留的是你的地址，不想让她回信到我家里。你接到什么信了吗？”
　　他说：“靠，又是女学生吧？没接到，接到我早给你送去了。”
　　我掏出一张《民主导报》说：“给你送精神食粮来了，你留着看吧。”
　　他接过去看了两眼，马上把报纸塞还给我说：“你拿回去蒙女学生吧。你要是整个《独裁导报》，我还能多看几眼。中国老百姓还配享受民主？就他们那付愚民德性，让共产党专制他们就对了。缺德老百姓与败类执政党，那是天作之合，绝配！看你是我的朋友，别人我都舍不得告诉他这个真理，费舌头。”
　　说完他转身就走。吗的，我真想追上去踹他两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