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达密令不敢落款

dandenong

第十三章：迫害大法赤膊上阵 元凶巨恶一意孤行（1999下半年）

江泽民当政十五年（包括后来垂帘听政的两年）经历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比如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镇压法轮功，前面的事不是运气碰上了，就是利用其他人为己卖命而获，只有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独家“专利”。


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六四”后进京，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江是一步步站稳脚跟的话，镇压法轮功事件使江泽民立即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这是企图速战速决的江泽民始料不及的。从江泽民一意孤行启动镇压机器那一刻开始，其命运就紧紧和镇压运动捆绑在一起，其一切决策也都是以此为中心。


恰如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长达300年的迫害中仍然屹立不倒一样，超世俗的信仰的力量是无法用世俗的概念去度量的。法轮功几年来和平理性的抗争让死不认错的江泽民骑虎难下。因此，要了解江泽民1999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就必须对这场迫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 罗织罪名


从1999年“四‧二五”上访事件后，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的调查摸底、舆论宣传准备、调动公安侦查搜集情报，以及各地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工作就一直在紧张进行。江泽民把这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由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1998年移居美国，江泽民甚至希望通过减少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引渡李先生回国。李先生于1999年6月2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感想》，其中说道：“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时无条件的帮助人解除疾病，使人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钱与物质报酬。对社会对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不过我听说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战争罪犯或人民的公敌。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条。”


李先生还说：“其实，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我自然也要做一个表帅。在我个人与“法轮功”弟子遭到无端的非议与不公正的对待时，都充分的表现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怀，给政府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我们，无声的忍受着。……其实我非常清楚有的人为何非要反对‘法轮功’。就是像媒体报导中说的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一亿多人是不少，难道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


尽管江泽民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谆谆劝善之言，但是他还是太习惯用自己那卑鄙小人的思维模式去猜测别人。江还认为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收买不了的人。所以，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的江认为没有自己办不
到的事情。


1999年6月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把法轮功的产生和迅速传播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


江泽民从来不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任何论据和论证过程，也全然不顾法轮功和平、理性并且已经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蛮横专断地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职干部、离退休干部，所在单位的党团组织和行政部门的领导都要停止修炼法轮功，并“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从政治局对他4月25日当晚写的那封信的反应上，江泽民感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都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相当冷漠，包括朱镕基领导的政府部门也认为把法轮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实无必要。因此，江决定成立一个听命于他的跨部门领导小组，凌驾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直接避开政府、司法系统、财政系统等部门对推行镇压命令的约束。于是他想到了李岚清。


当时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外其他六名对镇压持反对态度。在中共高层口碑很坏的薄一波听说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对镇压，于是出来表态，表示坚决支持江的决定。


江泽民还决定去说服跟自己私交不错的李岚清。江泽民拿出党性和“亡党亡国”的帽子威逼李岚清，最终李岚清立场松动，同意了江的决定。


这样，江泽民按照他的设想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并根据中共“枪杆子、笔杆子”的理论任命罗干和丁关根任副组长。江还任命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并指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合。该机构于6月10日成立，故称其为“610办公室”。


就其性质而言，“610办公室”是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其产生和存在都没有法律依据，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样。“610办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绕过法律，绕过正常的经费和人员编制审批，调动全国的镇压和宣传机器迫害法轮功。这个非法组织的总头目其实就是江泽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泽民传达下去的。江怕留下证据，送去的密令从来不敢落款，但“610办公室”的人见到此类“白条”就会立刻执行。


江泽民利用自己独裁权力，采用非正常手段，绕开正常的法律体制，组建凌驾于各级司法系统之上的“610办公室”，并让“610”去胁迫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员执法犯法，彻底中断了中国二十几年来的法制进程，
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江泽民当时虽然跳得很高、喊得很响，但却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于是江泽民找曾庆红私下谋划，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6月14日发表了《接待部份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一、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炼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炼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二、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炼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些政府要员向全国正式发布的信誓旦旦的谈话和许诺，不难看出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无信义可言。


本来法轮功的一切活动就都是公开的，所以那些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媒体并无戒心。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公安和特务伪装成法轮功学员，打入所有的法轮功炼功点搜集信息，对他们的各种活动进行照相和录像，调查清楚了每个法轮功炼功点的负责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