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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雨夜 于 2015-4-5 04:55 编辑
中共党史上的湖西肃托事件 （因为是原文转载，其中的党文化内容请读者批判性的阅读）
自己人杀自己人
一、 凶魔初现
平型关上空浓烈的硝烟早己被寒风散去，有一支金戈铁马从深深的太行山里扑出来，踏着泥泞的小路向东疾驰……
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后不久，中央军委为避免消耗过大的阵地战，广泛开展游击战，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命令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各部大分散：
129师主力前出冀南，120师主力挺进冀中，115师主力则在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向山东发展。
1938年12月，115师685团被撒到湖西地区，改编为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建国后曾任空军司令员，中将军衔，后参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其中，有一个营与当地的革命武装——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合编为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相当于团的编制），由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担任大队长，梁兴初，就是那个外号梁大牙的梁兴初，就是那个日后英勇善战、被彭德怀尊称为万岁军军长的梁兴初（建国后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中将军衔）而大队政委王凤鸣，则将以另一种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他的臭名。
湖西地区（1953年，湖西地委和湖西专区一并撤销，划归荷泽、济宁专区），沃野百里，铺展到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的十余个县，南阳湖、独山湖、昭 阳湖、微山湖由北而南，像条项链挂在这方平原的东面，湖西，便因此而得名。这里紧靠津浦 、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
1939年5月14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此成立苏鲁豫区委，党委书记白子明，下辖湖边和鲁西南两个地委以及两个中心县委、三个直属县委，全区有党员约万名，地方武装约一万五千人。
苏鲁豫区委主要领导成员还有：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社会部长赵万庆、统战部长王文彬、青年部长孙衷文、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等人。
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案，其始作俑者，就是湖边地委的组织部长王须仁。
王须仁，何许人也？
其身份至今未查清楚。由于来历不明，只好将他定性为“暗害分子”。据说他是判徒特务，是真正的托派，但其入党和自首的经过谁也不知道。现在只知道他是河北束鹿县人，北平大学学生，读书时入党，后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过反共启事。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的学生南下到山东，先在地方军阀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受训，后经中共鲁西南工委介绍到单县工作，加入了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
50多年过去了，有些老同志还依稀记得他一副很谦卑的模样，见人就点头、哈腰、握手，跟在白子明的屁股后面团团转，只是隔着一层眼镜，谁看得清他的眼光是人还是鬼？谁又会想到他整人的手段又是那么残忍、又是那么凶恶？
大概只有义勇二总队政委郭影秋（建国后曾任江西省长、北京市委书记）一开始就厌恶他。当初，王须仁在义勇队当锄奸干事时出手就毒，如吊高下摔、十指插针，郭影秋便停了他的职，令其待用。然而，极善钻营的他，又很快博得白子明的赏识与重用。
如果说王须仁是条狗，那么王凤鸣则是一条恶狼。
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王凤鸣，原是685团的青年干事，年龄不大，资格不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君一向自命不凡，只是过去没有舞台，如今天高皇帝远，独挡一面，怀里揣着政委这把最后决定权，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企图在湖西地区称王称霸。
对于这样一把枪杆子，王须仁也是极力奉承的，捧他是什么“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只捧得他飘飘然，气焰极其骄横，竟敢动用手中的军权，假冒中央的名义，大肆捕杀无辜同志，成为“肃托”惨案的主要凶手。
白子明，原名白学光，山东博兴人，1934年在山东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入党，先后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鲁西南特委书记、苏鲁豫区委书记、《大众日报》总编辑，建国后曾任青岛海洋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对于白子明，有关部门还称他为“同志”，但他当时对自己的战友是何等的无情，丧失人性，丧失党性，甚至赤膊上阵、动用酷刑毒打自己的战友，成为“肃托”一案的积极支持者和主持者，应对这一冤案负主要领导责任。
那么，湖西地区究竟有没有托派呢？
所谓托派，是苏联共产党中托洛斯基派的简称，斯大林曾在三十年代展开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造成冤案无数。陈独秀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托派中央，约有成员300人，但从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即使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分子。然而，1937年11月，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论”，并炮制一本《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毫无根据地指责托派是接受日寇津贴的汉奸、特务。一年后，康生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窃取了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长的要职，手操生杀大权，更是无情肃反，滥捕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到全党全军。
二、祸起萧墙
湖边地委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八月盛夏的一个午后，知了在树上叫得烦心，四野里茫茫的青纱帐蒸起一片暑气。
距谷亭镇二十几里地的大田家村地委干部学校也是一片躁动。时值毕业分配，有一些学员、特别是安徽沛县来的知识青年不愿留在湖边工作，想回家乡去，便提
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并组织了“同乡会”，负责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师魏定远，正巧在沛县工作过，也觉得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湖边地委的革命警惕性异常敏感，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刻怀疑是有敌人在暗中破坏，地委书记李毅正患疾，便交给王须仁去处理。
王须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将学员中一般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的确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
八月底，王毅等人亲临干校，以开会为名，派警卫员把魏叫到会场，当即逮捕，然后押回地委严刑逼供。
王须仁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托匪？”
魏定远当然说不是，不是就打，先用皮鞭抽、又坐老虎凳、再灌辣椒水，魏定远还是不承认。王须仁急了，用电刑！拉过来一部摇把式电话机，把正负极绑在他身上，可怜的魏定远像一只羔羊任人宰割，惊恐得失声惨叫。
老子看你说不说！王须仁猛地一摇电话机，顿时，一股强大的电流搐动他全身。魏定远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自己是“托匪”。哪知，王须仁又逼问道：“还有谁？”
“还有曹广善。”
就这样，边打边问，逼供出一套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的“托派组织”。当魏定远从老虎凳上抬下来时，己是奄奄一息。
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正在谷亭镇开会，听说湖边地委发现了托匪，就紧张起来，军政委员会主任王凤鸣、副主任白子明亲率梁兴初、王文彬、张如等军政大员集体会审魏定远。被打得死去活来的魏定远，哪见过如此阵候？旁边又站了一个阴险毒辣的王须仁，早己不寒而栗，岂敢喊冤，只得按原先的口供重讲一遍。
果然有托匪呀！大员们深信不疑，决定再抓曹广善。
正在地委等侯分配工作的曹广善，没想到等来一场厄运，糊里糊涂被推进审讯室，脚未站稳，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皮鞭抽过来，曹广善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死一个“托匪”算什么？白子明从未对这种酷刑逼供的法西斯作风说一句反对的话。可悲的是，苏鲁豫区委的其他大员们也未能制止王须仁的行为，甚至还夸奖他“肃托有办法”。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几天后，这一场极其恐怖的肃反竟会肃到自己头上！
而魏定远酷刑受尽, 低头认罪,竟也难逃一死,此是后话.
地委书记李毅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感到不好搞，怎样肃法也没有具体研究，就问白子明同志，我们没有经验，下一步怎么办啊？白子明说，你有王须仁在这里，还愁什么！”
有了白子明这句话，王须仁更为猖狂，全面掌握了湖西地区的肃反大权，一口气逮捕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有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四处捕人，日夜审讯，不承认就大刑伺侯，七十二种刑法叫人求死不成，求生不得，直到你供出名单，而受害者又毫无思想准备，个别人屈打成招，胡烂编供。
据后来一份《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记载：“审讯是非常盲目的，完全相信口供，致使托匪的名单越来越长，由党外而党内、由下级而上级，毫无限制地扩大起来。”
9月11日，湖边地委召开反托大会，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工作消极就是破坏革命，甚至把帽子戴得正不正、扣子扣得齐不齐等日常细节都说成是托匪的暗号。
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气氛紧张到极点。
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都在一夜之间成了托匪。
三、郭里集大屠杀
由于托匪越肃越多，湖边地委惊慌失措，深怕托匪造反，决定向在湖东一带活动的八路军主力四大队靠拢。
秋风萧瑟，湖水无言。9月中旬，地委机关率鱼台县委、警卫营等干部战士约千人从南阳坐船渡过微山湖，到达邹县郭里集，与四大队会合。就在这次转移中，袁汝哲、尹夷僧两位部长身陷囹圄。
苏鲁豫区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当时正在湖边地委蹲点，事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南阳，我和李毅、王须仁、袁汝哲住在一个院子里，王须仁说，袁汝哲鬼鬼崇崇的，在窥探我们的行动，行迹可疑，一定是托匪，要逮捕他，我们都相信了。”
郭里集原为城廓，因村庄在城廓之内，并有集市，故得此名，房屋多用石块和泥土砌成，是邹县的一个大村落。
四大队队部设在一栋地主的宅院里。李毅、王须仁向王凤鸣、梁兴初作汇报，王须仁还故作紧张地请示道：“有这么多托匪，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托必肃嘛。”王凤鸣的回答铿锵有力，并当场决定：地委领导的游击队划归四大队指挥，所有犯人交四大队看押，肃托工作由王须仁和四大队保卫科长陈友筹负责。
王凤鸣之所以积极插手地方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区党委和四大队之间有矛盾，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断收编地方武装，像割韭菜一样，地方发展一茬就割一茬，区党委有些怨气，军事部长张如多次和王凤鸣吵架，二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不给王政委面子，居然谢绝过他的追求，王凤鸣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一夜在磨刀霍霍中悄然滑过。
此日清晨，天是阴沉沉的，郭里集如临大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四大队大队部的门里门外都有哨兵，湖边地委党政军干部肃托大会就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在刺刀下召开了，只准进，不准出，大家个个提心吊胆。
王凤鸣主持会议，只见他一手按着腰间的驳壳枪，开口就说：“托派有不有？有！托派多不多？多！苏联多，中国多，湖西也多，己经混进我们队伍里来了！谁是托匪，都跟老子站起来坦白交待！”
气氛顿时紧张万分，会场上鸦雀无声。
又见王须仁冷笑道：“你们不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掏出一份黑名单点名，点到谁，马上就有几个战士冲过来，把他拖出来，扔在一边，当场逮捕湖边游击大队副队长秦建奎以下七八十人。
这时。外号“刘疙瘩”的鱼台县政府秘书刘葆琴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大声质问道：“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匪吗！”
王凤鸣大怒，喝令左右：“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
刘葆琴立刻被捆在长凳上，受尽酷刑。
当天夜里，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一个连的兵力在郭里集东面的寨墙下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五花大绑的袁汝哲、尹夷僧等三四十名同志推进坑里，用乱刀砍死。
如今，郭里集的寨墙己不复存在，掩埋过烈士地方长着青青的麦苗。
七十多岁的老人卓成会还记得当年的这一起血淋淋的惨案：“俺还记得那是快过中秋了，打湖西那边来了大部队，穿的都是灰衣服，男的女的都有，他们来了以后，也不和俺老百姓打交道，俺只听说他们是八路军。有天晚上就开始杀人了，把几十个人捆在一起，先要他们跪下来，然后就用刺刀捅、大刀劈，那些人喊呀、叫冤呀，寨子里的狗也跟着一起叫，第二天俺们再出去一看，野狗都在那儿乱扒呢。”
四、党的高级干部被活活打死在审讯中
与此同时，白子明也积极在区党委开展肃托斗争，先后接到湖边地委、陈筹和王凤鸣的三份报告，反映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宣传科长朱华、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干部根据犯人的口供“有托匪问题”。
身为中共苏鲁豫边区党委最高负责人的白子明，不经过任何调查，也不向上级领导汇报，就抓了宣传科长朱华、教育科长张基隆、团结日报主编魏钦公等一大批同志，严刑拷打，逼问口供，根本都不讲道理，不准申辩。
他们用琴弦把自己的同志双手吊在梁上，人则蹲在地下，压杠子，抽鞭子，又用子弹恶狠狠地刮肋骨，刮得人的心都痛得流血，那细细的琴弦又深深地勒进肉里，恨不得要将手腕勒断！
坚贞不屈的魏钦公、吴筱砾、李从文等同志被处决，其中，魏钦公身负重伤，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顾家人的苦苦劝阻，养好伤又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世界上那有这样的托派呀。
在白子明的淫威下，终于有人开口，白子明如获至宝，一网打尽“阴谋暴动”的马霄鹏 、李发、区党委警卫营一营营长孟宪琛、二营营长康文彬以及各连的连排长等六十余人。
白子明连夜审问马霄鹏。
马霄鹏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受中共山东分局的委派担任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按照组织原则，区党委是无权逮捕他的，然而，白子明不仅抓了他，甚至亲自动手，百般毒打他，竟将他活活打死在刑讯中！
即使是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也是禁止滥用刑罚的，当堂打死犯人，县太爷也是要背责任的，而白子明一伙为什么如此猖狂？
当马霄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仍以诚恳的态度劝告白子明：“子明同志，你要以对党负责，千万别把自己人当作敌人呀！”
白子明哪听得进?杀人杀红了眼,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对朱华、张基隆、孟宪琛、康文彬等四十七名同志下了毒手。面对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同志们大义凌然，高唱《国际个歌》，高呼“共产党万岁！”枪声、歌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霄……
有些行刑的战士想不通，议论道，为啥托匪临死还要喊共产党万岁呢？
白子明却说什么：“这才是老托匪呀，至死都不承认，多可恨呀！”
当时任区党委警卫营一连连长的史晓召（其侄女也被杀），1985年对党史部门的同志这样谈到白子明：
白子明的思想品质恶劣，有个人野心，嫉贤妒能。他知道中央和分局明确区党委书记“非王即郭”的指示，所以杀了王文彬，又想杀郭影秋，只是未来得及。杀马霄鹏，是因为他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理论水平高，声望比他高，杀赵万庆，是因为他是社会部长，了解敌情，懂政策，也比他的水平高。他贪生怕死到何种程度？生怕王须仁把他也打成托派，就对王须仁百依百顺，把王须仁提拔为区党委组织部长，任其抓人、杀人，他均不管，只求保住自己一条命。肃托事件搞得如此严重，作为一个区党委书记，他不仅不对王须仁的罪恶行径加以制止，而且亲自动手抓人、审人、杀人，难道他不应该主动认错误乘担罪责吗？反而在事后找人作证，证明这一事件不是他有意搞的，以求开脱罪责，实在是太可怜了。
五、中共党史上荒缪的一页
9月18日，黄昏，王凤鸣率部队突然包围了扎住在丰县于王庄的区党委，极大地震惊了人心，上上下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白子明和军事部长张如带上警卫员去见王凤鸣，王凤鸣、王须仁己在一群战士的簇拥下，迎面而来。
王凤鸣开口就说：“区党委除你一人外，皆是托匪。”
白子明、张如目瞪口呆，本能地反应道：“有这严重？”
“你们的区党委己经成了托匪的司令部，中央命令我率主力部队镇压托匪叛乱！”声色俱厉的王凤鸣手一挥，王须仁就揪住了张如的衣领。王凤鸣继而又问白子明：“你的警卫员可靠吗？”
白子明己被吓得昏头转向，连声说：“不见得可靠。”又缴了警卫员的枪。
于是，在中共党史上竟出现如此荒缪的一页：我八路军一支主力押着我苏鲁豫区党委，机关干部大都被捆，数千人浩浩荡荡，班师鱼台县。
由于白子明身为边区党委书记，王凤鸣又是主力部队政委，其一言一行无不代表党组织和人民军队，致使蒙冤同
志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混乱，再加上严酷的刑法，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屈服于他们的淫威之下，指证王文彬、张如是托派，并编供出一套托派华东局的组织名单。
以下摘录的是他后来写的回忆材料：
审讯时由白子明恐吓和诈逼，王须仁和王凤鸣就动手用刑，还有一批武装保卫人员帮凶，我想这是怎么搞的？是不是很多党员干部确实有问题？他们把我吊起来押扛子，又用一大把香火烧我的脸，后来又往我鼻子里灌水，一面灌，白子明就在一面直喊，叫我不要再对党顽抗了，说指证王文彬、张如他们都招了，用些党的语言来瓦解我的意志，我当时确实失去了顶住的信心，就承认了一声，是。可王须仁仍不松刑，继续指名逼供，问马霄鹏是不是、山东分局还有谁、郭子化是不是？是他们先指的名，我也就应了是。
在当时来说，死的关比较好过些，反正不是一枪就是一刀，难熬的还是刑法的折磨，这没个头。我当时的个人主义念头上来了，反正是死，翻供是死，不翻供也是死，别人咬了我，党的负责人冤枉了我，我又何必受那个苦呢？这样做对党的恶劣影响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首先不讲道理的是他们，而他们又是依靠党所给的权和枪不讲道理。
公审大会在谷厅镇匆匆举行.
王凤鸣和白子明满怀豪情,站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布:肃托取得伟大胜利,现在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将顽固不化的王文彬、张如、史为功、常俊亭、魏定远等七十九名托匪从严镇压,立即执行!
王文彬、张如被当场枪决,并暴尸街头,无人收尸,任凭野狗咬,谁又敢收尸?过往行人,抬头看见墙上的布告,个个不寒而栗,掩面而去.
白子明一伙假冒党中央的名义,再一次唬住了边区的广大党员群众.
史为功、常俊亭、魏定远等一批同志被捆在一起，拖到野外集体屠杀,其场面之惨，惨不忍睹。年轻漂亮的常俊亭,英姿飒爽,是我党在湖边地区著名的妇女干部,王凤鸣对她垂涎三尺,求爱不成,就怀恨在心,终于找到下毒手的机会.他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把常俊亭活活劈死，血肉横飞！
谷亭，你应该是哭亭啊。惨无人道的大肃反在谷亭持续月余，几乎是天天捕人，天天杀人……
六、肃反的矛头直指主力部队、山东分局、党中央
湖边地委肃垮了，边区党委肃垮了，再肃谁？
白子明向各地委、中心县委、直属县委发出通知，命令区以上干部带游击队到谷亭受训。
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谁敢不去，不去不正说明你有问题吗？9月下旬，同志们打起背包，集合队伍，告别亲人，怀着悲壮的心情陆陆续续出发了。而一到谷亭，人即被禁闭，游击队被受编。
鲁西南地委和苏宿永中心县委的同志正要走时，幸亏被在当地活动的115师杨得志支队和新四军彭雪枫支队分别劝阻，才幸免于难。
王须仁在训练班上恐吓大家说：“你们谁是托匪，名单都在王政委、白书记的口袋里，就看你老不老实、坦不坦白。”
又一轮杀戳开始了。
厄运首先降临在郭仙、孔真、金彩凤这三位女干部身上，她们被指控“利用美人计破坏革命”，接着，曾参与组织过肃反的陈筹，本己是区党委中仅存的一名部长，这一次也未能幸免，七十二种刑罚轮番上阵，非要逼供出隐藏在主力部队、山东分局、甚至党中央内的托派不可，要什么口供，就得编什么口供，否则就没完没了地折磨你。
郭仙、陈筹等同志屈打成招，供出所谓的“托匪华东局”，书记是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主力部队中的托匪有大队长梁兴初、参谋长严立荣、政治部主任罗荣生等一批红军干部，由原抗日义勇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负责。
刘剑是刚被山东分局派来做青年工作的，到职仅七天，也被污蔑为托匪，打得吐血，被迫按他们的要求，说山东分局、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均是托匪。
王凤鸣、白子明一伙将肃反的矛头直指主力部队、山东分局、党中央，其政治野心不就很清楚了吗？
为进一步整梁兴初的材料，其手段卑鄙残忍到极点，将一位年仅18岁的女党员张令仪四肢朝天反绑在长凳上毒打，又用大把大把烧得红红的香火，猛地按在她的脸和咽喉上，顿时，随着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一股青烟腾空而起，娇嫩的皮肉烧得“哧哧”直响。再用事先编好的情节逼她认罪，终于逼出所谓“梁兴初中了美人计、加入托派组织”的重大案情。
七、未来的将军之星就成了阶下囚
梁兴初此时在外地向支队长彭明治汇报工作，待他回来，走到半路，一排骑兵围上去，呜呼，堂堂的大队长、未来的将军之星就成了阶下囚。
“天哪，究竟谁是托派！”
梁兴初的这一声怒吼，惊天动地。
李贞乾比他早几天逮捕，血迹斑斑的审讯室，设在鱼台县酒厂的后院。说起这个酒厂，想必读者不陌生，前两年红红火火的孔府酒，就出自于当年这块囚禁过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之地。
李贞乾是与马霄鹏、王文彬、张如、郭影秋齐名的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创始人，面对诬陷，他昂首挺胸，严词拒绝了“必须要供出主力部队和山东分局负责人”的逼供 。
王凤鸣、白子明一伙勃然大怒，操起棍棒一阵乱打，电刑、火刑一起上，又把陈筹拉来对质，陈筹被打怕了，只好味着良心劝降：“我都说了，你就承认了吧.”
愤怒至极的李贞乾,挣扎着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你讲不讲良心啊,陈筹!”
最不将良心的是白子明。
当区党委组织部巡视主任张子敬逃回家，要去中央告状时，他的老父亲见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日本鬼子在冒充共产党乱捕滥杀。老人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找到白子明就问：“你们咋弄的？你们可都是俺儿子的知心朋友呀，过去还是地下活动，你们在俺家里不分昼夜在一起，他到处给你们找吃的、找穿的、保护你们，深怕你们被抓走了，可你们咋连自己人都不认了呢！”
而白子明一边支支吾吾，应付老人，一边急忙派兵赶到张寨，又将张子敬缉拿归案。
硬顶不是办法。
张子敬和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后被杀）等不少同志为了逃出去，向上级告状，便忍辱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在那暗无天日的怨狱里，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快派人来平反昭雪！
被关押在一起的区党委另两位部长郝中士、孙衷文（后被杀）和地委书记李毅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材料，向上级伸诉冤情，委托一小商贩偷带出去，几经辗转，最后被铁道游击队送到115师首长。
秋风萧瑟，孤雁南飞，湖西在流血……
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被抓、被审、被杀，乡亲们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山东分局远在沂蒙，115师远在鲁南，湖水茫茫，路途遥遥，封锁重重，上那儿去找啊！
此时此刻，苏支主力已转移到苏皖和豫皖边界，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湖西出了事，连梁兴初都是托匪，拉上郭影秋就往回赶。郭影秋当时任苏支独立大队政委，熟悉当地情况，所以老彭才请他出马，一起回去解决问题。
谁知王凤鸣根本不买他老彭的帐，反而喝令保卫科，下了郭影秋的枪。
“哼，你还不晓得吧，连他都是托派，这里的党组织都是托派发展起来的！”
彭明治一时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麻绳把郭影秋左一道、右一道捆得像粽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不走恐怕连自己也保不住，老彭又策马奔回自己的指挥所，速电师部紧急求援。在此之前，115师杨得志支队也向师部发去反映湖西事件的电报。
而苏支政委吴法宪却对此无动于衷，罗荣桓后来责问他：“湖西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件，你怎么不去及时处理？”
他嘟囔一句道；“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了，我来了也处理不了。”吴法宪就是这么一个人，胖呼呼的，也黏黏呼呼，没什么魄力，罗荣桓认为他胜任不了政委一职，将他降级当政治部主任，由115师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接过他的政委职务。
八、罗荣桓刀下救人
此时此刻，115师转战在鲁南山区，戎马倥偬间，零零星星接到过反映湖西杀人的报告，罗荣桓并不是很清楚，虽曾数次去电制止，但未采取断然措施，直到郝中士等人的伸诉材料被递上来，这位儒帅才大吃一惊，没想到事态如此严重，“肃反扩大化！肯定是扩大化！简直是无法无天！”
他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
立即电告王凤鸣，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一律不许处理；派朱涤新就近赶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指示；致电山东分局，请派领导去与115师共同处理问题。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阳历十月就下了雪，湖水开始结冰，麦苗还未出土，寒风怒吼在萧煞的大地上，显得更加肆无忌惮，满目苍凉中，远远近近趴着几处稀稀拉拉的小村庄。
罗荣桓头戴日军皮帽，身穿灰棉军装，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建国后曾任）、山东纵队（统一指挥地方武装）指挥长张经武（建国后曾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中将）等负责同志一起，在115师骑兵连的护送下，穿过津浦线，抢渡微山湖，日夜兼程，在茫茫的风雪中向单县急驰。沿途村庄，死气沉沉，见来了八路军，连门都不开，墙上到处张贴着《为肃托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罗荣桓苦笑道：“这还只是初步胜利，要是彻底胜利了，只怕要翻天！”
此时此刻，苏支四大队和苏鲁豫边区党委己转移到单县朱家集，在一个深宅大院里，有两间阴暗、潮湿的牢房，关押着二十多名重要犯人，李贞乾（后在作战中阵亡）伤势最重，己被打断数处筋骨，坐都坐不起来了。
王凤鸣自几天前接到师部电令后就忐忑不安，如今又见罗荣桓一行高级干部快马赶来后，不仅不与他回合，驻扎在附近的小村庄，反而还对自己派出警戒，屋顶上架着机关枪，明显对他不信任，就感到大势不好。直到吃罢午饭，他才接到罗荣桓要他去的命令。
罗荣桓和郭洪涛住在一栋四合院里，中间是堂屋，两人各在东西两边厢房分别与王凤鸣、白子明谈话。
王凤鸣磨磨蹭蹭一进门，罗荣桓就开口斥责道：“好你一个王凤鸣，你在湖西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你是部队干部，手伸得那长，谁让你抓地方工作呀？你抓人杀人不请示、不汇报，你到底想干什么？！党有肃反政策，有干部政策，你可以任意破坏！你毁掉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来的威信！你是在帮助日本鬼子摧毁革命根据地！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杀托派，都是有证据的。”王凤鸣硬着头皮，狡辩一句。
“什么证据！”罗荣桓拍桌而起；“狗屁的证据！是你们用棍棒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摇电话机逼出来的！你就相信假口供！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我看，你还会把我当托派抓起来！”
王凤鸣耷拉着脑袋，再也不敢吱声了。
这时，警卫员从门外将梁兴初带进来，梁兴初满脸憔悴，胡子拉茬，军衣上的“八路”臂章被撕掉。他一进门就看见日夜思念的老首长，不由得鼻子一酸，双腿一软跪下去，嚎啕大哭起来：“罗政委！救命呀！”
罗荣桓一见他这副窝囊相，火又不打一处来，连声喊道：“起来起来！”
“他，他们说我是托派。”梁兴初瞟了一眼旁边的王凤鸣，还是跪着不动。
“你托个屁派！你是个农民，当红军到现在，没离开过部队，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怎么会是托派？！”
就在罗荣桓到达湖西的当天上午，王须仁一伙狗急跳墙，再次提审郭影秋，企图捏造口供，造成既成事实。
面对不折不挠的郭影秋，王须仁杀鸡给猴看，当着他的面，手持榔头，拷打义勇二总队民运干事陈景文，问一句，就照着他的头和脸打一句，边问边打，其情其景，极为惨烈，陈景文的鼻子被砸烂，牙齿被击碎，眼睛被打瞎，一只眼珠被甩到地下，最后他竟被打得天灵盖暴裂，壮烈牺牲！
烈士的血和脑浆飞迸而出，红与白撒了一地，溅在郭影秋的身上是热乎乎的……
王须仁狂叫道：“你再不承认，他就是你的下场！”
几个小时后，郭影秋在被带来见罗荣桓时，己是遍体鳞伤，浑身是血，直到警卫员上来替他松绑后，这位钢铁汉子才泪如泉涌。
太阳一出来，冰雪消融，115师和山东分局首长来为蒙冤同志平反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湖西大地。
两天后，罗荣桓在大会上、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庄严宣布：“所有被关押的同志，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都自由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要求我们彻底清查，严肃处理，给被冤枉的同志平反，对死难者的家属进行怃恤！”
掌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有人仰天泪流，有人掩面抽泣，有人放声大哭，天地为之动容……
诤诤铁骨的元帅摘下八路军军帽，眼睛也湿润了。
肃托事件对我湖西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各级党政军组织都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由原来的二十余县急剧缩小百分之九十以上，地方武装由万余人急剧减少为仅五百人，先后有五六百名党员干部被捕，约三百人惨遭杀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由于乱捕滥杀造成极其严重的恐慌和混乱，不少干部战士和民主人士消极回家，或转而投奔国民党，乡亲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惶惑不解，纷纷出现关门闭户、躲避革命的情况，致使我党我军的抗日工作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九、凶魔的下场
罗荣桓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里估计，所以，毛泽东曾对他夫人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大特点。这一次，王凤鸣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上了王须仁的当，还真以为他被坏人当枪使了，再加上他从小当红军，罗荣桓是亲眼看着他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因而认为他的本质还是好的，只是犯了严重错误，在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后调到686团当团长。
对白子明的处理也不重，仍然任命他为改组后的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长得很帅，身材挺拔，相貌堂堂，罗荣桓和其他同志对他是有好感的。
只是对于王须仁，给人的第一印像就不好，觉得他很阴，决定将他带回鲁南山区，送交山东分局社会部进一步审查。考到当时的战争环境，没有缴他的枪，还有警卫员，只是让几名战士前后夹着他行军。
王须仁一路上沉默寡言，脸色如死灰。
当部队到达湖东的费县白彦村时，己经看得见浮在天边的一抹群山了，王须仁畏罪自杀（一说为处决）。
王须仁的死令王凤鸣心惊肉跳，他再一次求见罗荣桓，承认错误，发誓要痛改前非，在战场上立功赎罪。
然而，他欠下的血债赎得清吗？
1942年，党中央决定将王凤鸣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押送到延安军法处服刑。115师师部即致电党中央，表示拥护和执行这一决定。
但罗荣桓又一次太老实了，未将他看管起来。就在这天夜里， 王凤鸣溜出师部，一头钻进伪军郝鹏举部当了汉奸，并改名换姓为“杨步仁”。
此后，他纠集千余人的别动队，竭尽全力，配合日寇，企图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在政治上瓦解八路军，其前锋距我115师师部仅一二十里地，气焰极其嚣张。罗荣桓亲率115师一个旅展开反蚕食战役，连克敌伪据点16处---遗憾的是未能生擒王凤鸣，此人从此不知去向。
十、艰难的彻底平反
罗荣桓、郭洪涛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地区极其恐怖的险恶局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战争环境中，来不及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彻底的处理，更不可能跳不出以往的思维模式，意识到这是一起无须有的冤假错案，因而认为“肃反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并在组织上仍然让白子明留任原职。结果，在这一错误的定论下，遗留下来很多问题，致使这一冤案长期以来都得不到彻底平反。
第二年，山东分局巡视团来湖西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继续作出不公正的结论，将魏定远、朱华等七人定为真托派，对实属罪大恶极的王凤鸣、白子明仅给予党内警告、另行分配工作的处分，而对于在严刑逼供、诱供下被屈打成招的一大批受害者却给予严厉处分，戴上“自首”、“叛变”、“丧失气节”等帽子，失去工作，失去职务，失去党籍，精神上再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并在此后长达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击，尤其是在文革中又惨遭迫害。
错误的结论像一把盐，洒在未愈的创伤里。
这年秋天，当潘复生（文革期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后因错误被撤职）来湖西接替白子明的职务后，仍大力推行错误的善后政策，继续打击一大批蒙冤同志。边区妇联副主任金彩凤被定性为“叛徒”，多次上诉，潘复生置之不理，走投无路的她，愤然投水自尽，以死抗争。
对湖西事件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方式，无异于第二次肃托，许多同志都想不通，纷纷拿起笔来向山东分局、向党中央伸诉。
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正确地分析了发生湖西事件的错误原因，指出：
一、湖西地区领导人大大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又不相信广大党的干部，单凭口供，任意拘捕；
二、暗害分子王须仁混入领导机关；
三、军队和地方负责人缺乏政治原则的团结，暗害分子乘机挑拨离间；
四、山东分局和115师对情况估计不足，处理迟缓，也是造成事件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份决定对王凤鸣、白子明给予严肃的处理：王凤鸣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审判，白子明撤职，由党员降为预备党员；同时还决定，对无辜牺牲者应安抚，对被诬陷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不能当叛徒看待，应按情节分别给予适当处分。
中央的决定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还有一些同志仍然背着沉重的处分，精神上受到压抑。
郭影秋为此多次向上级陈述自己对湖西事件的不同看法。这位老党员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知有多少次夜不能寐，他不能忘记过去，不能接受“肃反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的这一定论。全国解放后，1955年，他再次上书中央组织部，要求正确处理湖西的遗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批示：
对历史的责任问题等，就不必再提，对七个真托匪的问题，要查清情况，作出明确的结论，对被牵连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应按中央精神，不作为历史关节对待，对死难烈士的家属应作好安排。
本着一切向前看的态度，小平同志没有追究白子明等人的责任。然而，即使是小平同志的这份重要批示，也未能很好落实。
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毛泽东时代，也只能如此，郭影秋的这口气就一直憋到1982年。
当改革开放的一缕暖风徐徐吹来时，他再一次站出来，和郝中士等九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山东省委，再一次要求彻底解决这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山东省委在经过认真调查，掌握充分材料后，报请中央批准，并经中央转发，向全国发出彻底平反湖西肃托历史冤案的通知。
通知指出：湖西肃托的性质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原定七名真托派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对被错杀、错误处理尚未纠正的同志和受诛连的家属，一律平反，消除影响。
数十载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
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
十一、劫后思痛录
又是十年过去了。
1993年夏季，七月流火，笔者在农业银行腾州市支行秘书刘古银同志的陪同下，一天驱车上百公里，日夜采访在湖西地区。
昔日碧波万顷的微山湖，如今己近干涸。
昔日腥风血雨的肃反案，还有人记得吗？
原郭里集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单来新，退休后住在邹县县城，当我们辗转找到他、问他是否了解发生在郭里集的那场惨案时，这位65岁的老人连声答道：“是有这回事，是有这回事，那时闹托匪嘛，要暴动，他们的代号叫胡符，后来我才从公社的档案中了解到——”笔者正以为他要说这是一场冤案时，却不料下文是“他们的总头子是张国焘。”
显然，老人的思维和观点还停滞在极左的年代，彻底平反历史冤案的春风并未吹进每个角落。
在砀山县委宣传部，一位年轻的干事热情地接待了我，当他听说我是来搜集湖西肃托的历史材料后，一脸的茫然，我以为他听不懂我的话，又在纸上写了“湖西肃托”这四个字，然而，他还是摇摇头：“不清楚，没听说过。”
血的教训呀，年轻的一代怎么可以不清楚呢？
砀山县在那场红色恐怖中，有二十多位优秀的党政骨干（包括四任县委书记）都惨遭杀害。城关镇小学教师陈文如的伯父陈雪娄烈士，是苏鲁豫边区党委宣传干事，谈起伯父的死，陈文如泣不成声：“俺伯父是在鱼台县，被钉在墙上钉死的啊，浑身都是血，死都不承认自己是托派。
他们又来逼俺伯母，逼她承认伯父是托匪，俺伯母不说，就把她吊起来，用细麻绳捆扎拇指吊在屋梁上，俺伯母的手都吊断了，现在都伸不直。到后来土改了，工作队又说俺家是地主，斗俺伯母，叫俺伯母跪在玻璃渣上面……
如诉如泣的回忆，一页沉重的历史。陈雪娄烈士留下两个儿子，一个现在徐州纺织局，一个远在陕西当矿工，己五十多岁，仍未婚。
原新四军老战士汪清贵年近七十，可回忆起陈雪娄烈士的音容笑貌，仍刻骨铭心，历历在目：“陈雪娄老师教过俺，他可是个艺术人，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马褂，总戴顶拿破仑帽，棋琴书画样样通，38年鬼子就要来了，他好召我们、组织我们参加了青年抗日救亡团，到处演讲，演文明戏，几十里外的乡亲们都赶来看，听到小日本是怎样欺负咱中国人的，都气得哭。我还记得每人发一个笔记本，当时兴叫备忘录，我识不了几个字，把备字写成了被子的被，还是陈老师亲手帮我改过来的。”
老人说到这里，唏嘘不己。
与陈雪娄烈士齐名的孟宪琛烈士，1929年入党，是砀山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带胞弟孟宪恭、堂弟孟宪理奔赴延安求学，聆听过毛泽东的教导。在砀山失陷、国难当头时，他们全家倾家荡产，筹款筹枪，发动群众，奋起抵抗。
对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白子明一伙硬说他是托派，企图带兵暴动。英雄没有死在沙场上，竟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怎不叫人痛心万分！
担任过砀山县委书记的朱秀章烈士,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因无证据，只得以“同情共产党”的罪名判处一年徒刑。然而，在肃反中说他是托匪，不也没有证据吗？却遭到自己人的杀害！
砀山县的党政骨干几乎被斩尽杀绝，大肃反的恶果给边区人民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时间各种议论纷纷扬扬，有的说：“八路军嘴甜心辣”、有的说：“共产党太残酷了”等等等等。时任义勇二总队第十七大队指导员的孟宪恭，见哥哥和堂弟死得如此冤枉，感到自身难保，便悄然离队，投靠国民党。
顺便提一句，肃反事件结束后，孟宪琛烈士的老父亲、民主人士孟昭潜等遇难者家属及当地士绅名流，写信山东分局并转呈毛泽东，要求彻底平反，严惩凶手，以伸张正义，拯救人心。时隔一年半之久，山东分局才发出《覆砀山县被难烈士家属及当地士绅书》，这封信不仅跚跚来迟，而且对砀山人民的交代也是不够的。
从1939年到1999年，湖西事件已过去整整六十年。当笔者来山东采访、搜集这起冤案的详细资料时，还有好心人劝说道 ，别再深究了，也不要写了，因为有些当事人还健在，发表后影响不好，还是要向前看，云云。
不错，我们是要向前看，但要警惕在这一口号下，掩饰错误，推卸责任，隐瞒真相；更要警惕在这一口号下，左倾思潮阴魂不散。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不是还有人说样板戏还是很好听的吗？说某某歌曲还是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吗？视而不见其中贱踏民主和科学的糟粕，任其潜移默化地毒害又一代纯洁的心灵。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如果我们忘记了小平同志这段语重心长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形形色色的左倾观念，就很有可能再搞一次肃反、再搞一次反右乃至再搞一场空前浩劫的文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57e6c0100uyq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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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3 14: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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