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制度、文化、人——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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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5-04-14 讯】

作者：曹长青

在21世纪的今天，联合国193个成员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国家，而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却仍是没有真正自由的独裁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深入探究，中国在制度、文化、人这三个方面都出现问题，是这“三个链条”的恶性循环导致目前的现状。

第一个链条是制度。
民主和专制的优劣，早已被人类历史证实。苏联及东欧的共产制度被结束后，整个欧洲44国都走向民主选举。美洲大陆除共产古巴外34国都实行了多党制。亚洲的印度、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等都一人一票选举，连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开始投票。有了政治选择权，才能称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仅使人获得尊严，也使一个国家真正富有强大。当今世界七大工业国(G7)，也是全球七强，全部都是民主国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几年前的统计，89个自由国家占有全球产值89%，而103个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才占11%。它说明世界主要财富掌握在民主国家手里;只有民主，才会带来富有。“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近三万美元，而不自由国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国家的十分之一)。
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经济，所以经济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由于独裁专制，导致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巨大不公、不义。只要制度不改变，社会和人都只能越来越畸形。
第二个链条是文化。
同是共产制度，为什么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巨变，走向民主?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层的文化问题。
中国的专制制度所以千年不变，是因为背后有专制价值占主导的传统文化在支撑，成为它的厚重底座。后来的共产文化，更把这种专制价值推到极端，形成中国独特的“党文化”。
胡适和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双子塔”，他们一个温和，一个激烈，但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却非常一致：胡适推“全盘西化”，主要出于对中国文化中泯灭人性部分的激愤。鲁迅说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鲁迅和胡适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激进”地否定，就是因为那个文化中缺乏个人自由、尊严、权利等价值，没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号称“扫四旧”、冲击传统文化，但事实是扫了传统的形式，本质上则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价值，把群体主义、皇权意识、等级观念发展到极致;以革命的名义，更加剥夺个人权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国文化人宣扬和确信，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听到皇帝驾崩，就惶恐不安，认为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是同样心理，都是不把自己当人，当独立的人，当有能力做自由选择的人;仍是那种“奴才不敢，奴才该死”的被阉割者心态。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独立精神的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是专制制度得以存活的养分。而无数中国文化人所做的，是强化这种支撑独裁者的细胞。
第三个链条是人。
皇权至上的党文化，巩固和维系了专制制度，而统治者又用绝对权力，保持这种文化的独尊地位。这两个“链条”的相互捆绑，就勒出了劣质的中国人。当今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恶习、丑陋，都可以从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群体主义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说是，劣质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没有公民)，这种劣民又维护着独裁制度，而专制体制则保护劣质文化的垄断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给力，由此形成中国几千年的落后、封闭，尤其是持续到今天的专制。
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的恶性循环?
有人提出必须先造“新人”，然后中国才配有民主社会。这种观点认为，民众水准太差，不仅民主制度不会成功，社会也会大乱。所以中国改革派知识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
其实更早时，梁启超就提出“新民说”。这位曾到美国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启蒙者，看到在美国的中国人社会仍是一盘散沙，勾心斗角，也根本不参政问政，所以他更加确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国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响，也要塑造“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后都失败了，因为文化基因不改变，专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则更是《动物农场》里的、北韩式的思想奴隶，比封建时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国知识份子中，更有人大声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胡适一生强调西化，都是认知到改变中国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无论是鲁迅时代，还是胡适活著时的台湾，以至当今的中国，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一种会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最终结束皇权统治的文化。中国几次文化启蒙运动，最后都失败或无疾而终，都和当权者的抵制和压制有关。
由此看来，在制度、文化、人的三个链条中，首先应该把改变制度作为第一优先目标。因为只有结束专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竞争的环境下，以优胜劣败的正向淘汰规律，保存中国文化中好的部分，改变泯灭人性、限制个体权利的部分。而且，跟改变一种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变最快，其他两项则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渐进演变。
当然，制度改变只是第一步，更长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变，只有这种改变，才可能逐渐产生具有公民意识的新人(不是顺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维持和完善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无论今天的中国人怎样被指责“劣质”，都绝不是人种问题，也主要不是个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制度问题，然后是背后的文化问题。
要想改变这三个链条的捆绑，必须首先从制度开刀。制度不改变，其他一切免谈，都被这条锁链捆绑得寸步难行。那些指责中国人劣质的人，如果不想、不愿为改变制度做一点点努力的话，又怎能自认自己就不是劣质人中的一个呢?
——原载《看》杂志2015年4月号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