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长孙为爱上台湾女子-退党

__1__

鲁迅长孙为爱上台湾女子 退党


因为是鲁迅的后代，他们被社会各界格外地关注；因为是鲁迅的后代，他们在各个年代有不同的遭遇；因为是鲁迅的后代，他们似乎必须在鲁迅的模式中生活……鲁迅后人所受的“名人之累”，曾延续到他的第三代。

鲁迅的长孙名叫周令飞，生于1953年，性格颇有点像爷爷鲁迅，也许是“隔代遗传”吧。据周海婴说：他“修改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经大人同意，自己跑去报考一个解放军少年艺术学校；十六岁上中学时，年龄还不到参军标准，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地当了兵；几年后转业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恢复高考时，他虽然复习了几个月，但终因为参军过早、影响了学习，以致基础太差而没敢报考。到1979年前后，国家允许自费出国留学了，周令飞又动了继续学习的念头，通过朋友联络，向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报了名，打算先通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为此，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因为他是鲁迅的后代，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据周海婴讲，当时有关方面认为：“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周海婴语)但按规定周令飞又不合“公派”的资格，这颇使有关方面左右为难，申请也迟迟批不下来。眼看开学日期临近，在周令飞再三催问下，上面总算想出了个“公派自费”的办法，这样既不违反有关规定，又为国家争了面子——但这决定来得有点迟，等周令飞赶到日本，学习已经开学整整一个月了。

这还只不过是一点“小累”。周令飞在日本读书期间，结识了班上一位台湾来的女同学张纯华，因为她的日语基础好，便愿意帮周令飞补课。这位张小姐虽是台湾一个富家的女儿，但却并不骄矜，且富有传统美德，好学上进。二人一来二去，竟产生了爱情。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而这些意外之事，却或多或少与他是鲁迅的嫡孙有关。首先是张纯华被父母召回台湾。原来台湾有关方面知道这件事后，劝告张的父母，说是你家女儿竟然在日本与大陆男子谈情说爱，而这男子又不是寻常之人，他是“党国”一向最讨厌的鲁迅之孙！她父亲本是个生意人，一向不问政治，听了这话便有点担心害怕，于是急忙召回了女儿，不敢再放她去日本了。直到半年后，在张纯华施的缓兵之计兼口头保证下，才允许她重返日本学习。而大陆方面也早就开始注意周令飞与张纯华的关系了，关注的重点当然是张纯华的政治面貌和接近周令飞的真正动机(后来周到了台湾后国内一度谣传张是“台湾方面训练有素、善使美人计的女特务”，“曾勾引过多名大陆男子投奔台湾”)。因此，组织上已考虑要周令飞中止在日本的学习，立即回国，如有必要，甚至还将不惜采取组织措施——强行押解回国。而这一切，都不幸被周令飞提前知晓了。这时，他的想法是，自己与那个女孩已经生死不可分离，既然大陆不能容纳他的所爱，那么，就只有一条路——走，而且是立即走！他甚至连同在东京上学的妹妹也没有通知，便乘飞机从日本直飞台湾，在临上飞机前，他在机场向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1)此举纯粹是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 (2)此事与我父母无涉；(3)因为与台湾女孩结婚，两岸的状况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为了防止在香港仍可能被截回大陆，周令飞还施放了一个烟幕弹，说是去香港结婚，而实际上，他们并未在香港停留，而是直飞台湾了。

周令飞为爱退党，惊世骇俗，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周海婴夫妇带来了很多麻烦。当时周海婴的顶头上司——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的行为是叛逆，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并向他宣布了三条纪律：(1)最近一个时间内不会见任何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在避不开的，可回答“无可奉告”；(2) 要表示已经跟儿子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3)暂不出国。后来，他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的资格也在未经有关法定程序、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取消，他夫人的工作权利亦遭到剥夺。这件事的冲击波还影响到了令飞在日本读书的妹妹，差点使她的学业半途而废。

实际上，鲁迅后人的“名人之累”，自许广平1948年底携海婴踏上解放区不久就发生了。因为他们是鲁迅的亲人，所以人们便戴上有色眼镜来看他们，使之备受其累。

他们是1948年底从国统区辗转到达沈阳的，那时海婴不过十八九岁，还是一个爱玩好动的青年，毛手毛脚，以致闯了两次“小祸”，引起周围一些人的不满。许广平便嘱咐他不要忘乎所以，言行举止一切都得小心谨慎，以后凡有外出参观活动，老老实实地跟在队伍后面，切勿乱跑。海婴便问，跟在谁后面妥当？许广平想了一下，让他跟在茅盾夫人后面，认为这样就不会出错了。谁知几天后，还是出了问题。那是沈阳举行欢迎民主人士大会，周海婴随队参加，主持人招呼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贵宾一个个上台，并逐一向大家介绍，周海婴起先想，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人士的家属，是不需要上去的，便坐着没动，没想到茅盾夫人上台时，回头看周海婴坐着没动，便紧张地招呼他：“快走！等什么，还不走呀！”海婴迟疑了一下，不去又怕大家说自己孤傲不合群，便跟着上去了。等主持人把来宾介绍完请大家到台中央集中时，突然发现台边上还多出了一个人，连忙把周海婴让到身旁，介绍说这是鲁迅的儿子。谁知第二天便传来了闲话，说许广平为了想把儿子培养成政治家，竟用这种手段塞到台上亮相云云。

离今天较近而又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周海婴因鲁迅稿酬问题状靠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件事从一个侧面，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后人所受的这种“名人之累”。

事情的由来是，解放之后，许广平母子便将鲁迅著作出版的一切事宜委托国家出版总署处理，国家出版总署接受了这一委托后，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具体去执行。当时是冯雪峰任社长，按冯的意见，许广平应收下所有的版税，但许却表示要捐给国家。随着鲁迅著作的大量出版，版税的积累也越来越多，冯与出版社都希望这笔钱不要在他们的账面上继续挂下去，而许广平又坚决不收，于是又有设立“鲁迅文学奖”或降低鲁迅著作书价以惠读者等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这些方案被一一否决。究竟怎么处理这件事？冯只好去请示周总理，总理的意思是，最好还是劝许大姐收下；但因许态度坚决，总理改而指示：以“鲁迅稿酬”名义将版税从出版社提出，悉数存入银行，以备许广平母子不时之需。问题才得以解决。后来，这笔钱在“文革”中周海婴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周总理指示，曾提出三万元解了周家燃眉之急。1981年，因周家孩子去日本留学需要用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干预下，又付给他们二十七万元(为50年代出版鲁迅著作版税)。

但在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却与周海婴因鲁迅稿酬问题发生了纠纷，出版社说许广平母子早已放弃了鲁迅稿酬，而周海婴却认为他合法地享有父亲的版税，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周海婴以侵犯权益为由，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但一审二审，周海婴均败诉。这事本身且不说，是非终有公论，我这里想说的，是此事衍生出来的两个问题。

一是周海婴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争取和维护自己认为是正当的权益，足见他从自己这方面已经摆脱了“名人之累”，他不认为鲁迅是大家的 “公物”——这也是鲁迅生前所拒绝的，也不因为是鲁迅的稿酬就做无谓的牺牲从而去维护什么“体面”，这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一种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二是从事件中一些人的说法和做法里，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周海婴所受的“名人之累”。当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有些人说的：周海婴真让他父亲丢脸，竟为了钱去对簿公堂。

我也是赞成周海婴的。正如他所说：“别人的遗产可以合理合法地继承，为何唯独鲁迅的稿酬儿子不能拿？”而且还要做那么多委曲求全的事，这究竟是为了顾及谁的面子？我倒觉得，这正是个人权利得到社会保护、尊重，也正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以前，在读鲁迅先生写于去世之前一个月的名篇《死》时，一直不理解他似乎以遗嘱形式写下的“忘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这句话。通过以上事件，我一下觉得豁亮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