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的特殊人群：史上由太监酿造的十大灾祸(2)

Anonymous_2

皇宫的特殊人群：史上由太监酿造的十大灾祸(2)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因此，明初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继而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对宦官多所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到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立就。每当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司礼监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宫前就曾读过书并当了几年的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到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对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的司礼监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代皇帝批朱。但时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宣宗因见王振娴于文墨，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另任其别职，由王振取代他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公元1435年，明宣宗因病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上台。因皇帝年幼，张太后与号称 “三杨”的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共同辅政。见时机不到，王振只有曲意逢迎，一方面对张太后、三杨等大臣们毕恭毕敬，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另一方面继续讨好小皇帝。小皇帝对王振愈加依赖，依然称其为“先生”。

　　情势的转机出现在制约王振的势力逐步削弱之后。正统七年，王振最为惧怕的张太后病故，而在此之前，“三杨”中有两位因官场倾轧而早已退出了中枢地位，只剩下年老势孤的杨溥。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扩大权势，顺者昌，逆者亡。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提升。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在其周围，为虎作伥。工部郎中王佑天生不长胡须，有一次王振当面问他是何缘故，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就此一言，王佑不久即升为工部侍郎。事情传出后，许多趋炎附势之人纷纷把胡须剃去，以献媚王振。王振还贪于财货、公开纳贿。当时有两位无才无学的布衣，用金银从王振处分别谋得中书舍人、中书主事之职，被人戏称为“金中书”、“银主事”，成为京城笑柄。

　　拉帮结伙与打击异己是并存的。对于违逆者王振采取了坚决打击的策略。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被勒令致仕。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在王振专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窥视明朝的疆域，但因时机未到，向明进贡，麻痹明朝。不少人提出要加强边防，王振与英宗都不以为然。公元1449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

　　由于准备不充分，皇帝的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土木堡之役，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五十余位重要官员，明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王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明都北京后，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查抄了王振的财产，得金银六十余库，其他珍宝无数。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专权七年的王振宦官集团就此覆灭。

　　被人称为“立地皇帝”的刘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阉。他在明武宗统治前期完全操纵了明朝的大权，擅权乱政、排斥异己、祸国殃民，胡作非为之事不可胜数。

　　公元1505年，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备受宠信。武宗上台后耽于享乐，疏远托孤重臣，宠信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位宦官，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瞒下，任意妄为，成为为祸人间的“八虎”。

　　凶狠狡诈的刘瑾是“八虎”之首。刘瑾专搞一些声色犬马的勾当，投武宗之所好。胸无大志、厌倦朝事的明武宗乐得逍遥，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仅画上“闻知”二字，再无回音。武宗在刘瑾等人的纵容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武宗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对朝政的现状忧心如焚。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多次进谏，皇帝置之不理。他们与尚书张升、韩文、许进等人还是继续上书，恳请皇帝惩治刘瑾等奸佞之徒，武宗一度被他们说动，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鼓动如簧之舌，终使明武宗改变初衷。刘瑾等人不仅大难不死，反而更受重用。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

　　刘健、谢迁等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而被迫辞职后，朝廷中的许多忠贞之士不断为其伸冤，并冒死犯颜直谏。他们历数刘瑾等人的罪行，引经据典，向皇帝指出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危害。大权在握的刘瑾大怒，把五十三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还独出心裁地违制使用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在刘瑾的威逼下，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也有不少人敢于继续上疏揭发刘瑾的滔天罪行。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刘瑾在特务机构东、西厂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由他亲自主持。内行厂用刑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刘瑾还下令驱逐在京的外地用人，强令寡妇再嫁，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几乎陷入混乱。

　　刘瑾排斥异己的同时，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之流，借阉党之势，青云直上，作威作福。阁臣焦芳即是刘瑾最得力之人，他为了取谢迁而代之，卖身投靠刘瑾，以学生自居，对刘瑾直呼千岁，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互为表里，作恶甚多。刘瑾为了扶植同党，大批提升投靠之人，所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只要投靠到刘瑾的门下，刘瑾草写一张纸条，上写授官人名称及所受官职，吏部即照准。用这种方式，使刘瑾所绘制的阉党网遍及天下，势力无所不及。

　　对非亲信的官员刘瑾总是吹毛求疵，派特务随时侦察他们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刘瑾所控制的锦衣卫经常无故拘捕、刑逼官员。手段之残酷、行径之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官员们多人渴昏，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刘瑾的为所欲为源于武宗的纵容。武宗曾经荒谬地说：“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

　　刘瑾的专权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安化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至此武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他重新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管，讨伐叛军。其中，杨一清因不依附刘瑾而多次受到刘瑾迫害，辞职后还被刘瑾诬告而入狱。张永则因刘瑾在宫中专横跋扈而与其多有嫌隙。杨一清认为，只有像张永那样可能随意接近皇帝的人才可能相机劝谏皇帝铲除刘瑾。因此，杨一清晓以大义力劝张永道：“公公也是皇上宠信的人，这次讨伐叛贼的任务不交付他人而交付公公，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功成奏捷，请您在汇报军情时，乘机揭露刘瑾奸情，极力陈说由于刘瑾擅权使海内愁怨、人心思变的严峻形势。皇上英明，必定能听从您的意见，诛杀刘瑾。刘瑾被诛杀，公等用权，全部矫正以往的弊政，施惠天下，收买人心，历史将记载您的功德。”听了这一番话，张永慨然许诺。

　　张永首先需要做通武宗的工作。昏庸的武帝竟然不了解大臣们为什么要弹劾刘瑾，当他看罢张永弹劾刘瑾的奏章后，糊里糊涂地问：“刘瑾要干什么？”张永回答：“刘瑾要的是大明天下。”武帝又说：“就将天下给他好了。”张永应答：“将天下交给刘瑾，把陛下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张永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有位术士曾预言刘瑾的子孙日后会位极人臣，对占卜星相之说深信不疑的刘瑾由此产生了非分之想。他秘密地赶制了龙袍、玉带，私刻了玉玺，并确定了发动宫廷政变的时间。有所觉醒的明武宗亲自率兵搜查了刘瑾的住宅，从中搜出了一批违禁物品，盛怒的武帝下令把气焰嚣张的刘瑾关进了监狱。

　　刘瑾下狱后，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诛杀刘瑾。刘瑾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部分见风使舵之徒也起来揭发刘瑾。最终武宗下令把刘瑾碎尸万段，其族人和党羽也多被处死。不可一世的权宦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中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由此，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其一，干预税务征管。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其二，宦官督查矿业开采。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其三，宦官控制了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经营仓储。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结果陈增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当时有人统计，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对此，陈增十分眼红，急忙上书皇帝，请求兼管山东的店税。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后，陈增将掠夺之手也伸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临清，并因争设税卡而与马堂发生矛盾。后来虽经调解，两人还是争相设卡，重叠征税。一些穷乡僻壤没有店铺，集市上卖的柴米油盐都要交税，山东官民深受其害，陈增和马堂却发了横财。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中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罄人之产，淫人之妇，辽东人民如蹈汤火。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拳打脚踢、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数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了张柱的儿子，并借此向他勒索，陆续索银达四万余两方才罢手。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规定每张机纳银三钱，产纱一匹纳银二分，产缎一匹纳银五分。许多机户被迫关门歇业，不少人饿死。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在机户葛贤的率领下，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率众反抗的葛贤，后来被苏州人尊称为“葛将军”。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得到。

　　魏忠贤是无赖出身，为逃脱赌债而自阉入宫。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博闻强记，尤善逢迎拍马，为人更是猜忌残忍、阴险毒辣。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
氏荒淫而狠毒，客氏深知朱由校是未来的皇帝，因此非常卖力。按惯例当皇子停奶后乳母应当离宫回家，但因朱由校过分地依赖客氏，尽管朝臣们多次上奏要求客氏离宫，但善于笼络皇子的客氏还是得以继续留在宫中。甚至当朱由校之母去世后，客氏竟然取代了朱由校母亲的角色。当时明宫中盛行宦官与宫中女子结成假夫妻的行为，称“对食”，魏忠贤即与客氏结成了对食。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客氏备受宠信，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家中子弟被任命为锦衣千户。大字不识的魏忠贤也因客氏的关系而一跃成了司礼秉笔太监。客、魏两人沆瀣一气、横行无忌，共同把持宫中大政，对他们的行径不屑一顾的太监、宫女，包括皇帝的妃嫔皇后，都受到其胁持或迫害。

　　客氏与魏忠贤的专权与熹宗怠于朝政密切相关。明熹宗生性好动，爱好骑马、泛舟、演练。魏忠贤投其所好，从各地选大批上好的马匹供皇帝骑乘，以至于皇宫成了跑马场。魏忠贤还常带皇帝到北海泛舟，有时自己与客氏充当船夫。魏忠贤还挑选甲士万余人在宫中列阵，宫女与宦官也都加入阵中，早晚操练，号称内操，皇帝如同将军指挥打斗，玩得不亦乐乎。荒废朝政的明熹宗还善于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经常在宫中从事这类工作。对皇帝秉性深知的魏忠贤专挑皇帝专注于木工活时请皇帝示下，皇帝总是不耐烦地把决定权交给魏忠贤，这正好给了他为所欲为的时机。在皇帝的纵容下，掌握大权的魏忠贤忘乎所以，每次出宫都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官绅士人则须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九千岁。

　　在熹宗执政初期，东林党人在朝中有很高的地位。叶向高、杨琏、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都是朝廷的重臣。东林党人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广开言路，实行改良。魏忠贤要达到操纵政局的目的，必须把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他首先指使亲信制造了汪文言案，企图借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时任御史的东林巨子杨琏上奏，疏参魏忠贤为害朝廷的二十四条大罪，其奏章条条有据，义正词严，脍炙人口。但是熹宗深受魏忠贤与客氏的迷惑，不仅未谴责魏忠贤，反而指责杨琏捕风捉影，大胆妄言。

　　皇帝的纵容壮大了魏忠贤的气焰，他先迫三朝元老叶向高离朝，然后开始疯狂地迫害东林党人。杨琏、左光斗及给事中魏大中等都遭酷刑而死。魏忠贤的爪牙们制造了《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把反对者都列入东林党人的名单，加以迫害。对贬官在外或罢官在家的东林党人也没有放过。东林党人的势力在魏忠贤掌权时受到沉重打击。

　　魏忠贤权倾朝野，一批无赖投机之人纷纷投其门下，争当其干儿义孙。整个明廷从朝廷到地方，到处都有这样一些无耻之辈。礼部尚书顾秉谦，年龄远长于魏忠贤，带着儿子叩见魏忠贤，连称自己的胡子都白了，直接做魏忠贤的儿子不合适，但魏忠贤可以把他的儿子收为义孙。大学士、礼部尚书魏广微，因为同姓魏，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得到了魏忠贤的信任，后来想提拔或罢黜哪位官吏，魏忠贤一律照准。在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中，较出名的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他们为虎作伥，无恶不作，是魏忠贤迫害反对者的助手。

　　围绕在魏忠贤周围的无耻之徒，为讨好魏忠贤，还想出了为其立生祠、塑雕像等无耻的招数。浙江巡抚潘汝桢在杭州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其规模超过了岳飞庙与关公庙。其后，各地都抚大吏，甚至一般商人、无赖都纷起仿效，还请皇帝为他们建立的魏忠贤生祠赐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泥胎五拜三稽首，山呼九千岁，大江南北，一片乌烟瘴气。对魏忠贤的歌颂之声不绝于耳，这些人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尊敬，不再呼其名，而称“厂臣”。如大学士代皇帝所批奏折上也写“朕与厂臣”，阉党魏忠贤的气势何其盛也！

　　魏忠贤还贪天之功为己功。当时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明将袁崇焕率军取得了宁远大捷后，魏忠贤与满朝文武反而加官晋爵。

　　公元1627年，年仅23岁的明熹宗因纵于声色而身患重病，不久即死去。魏忠贤深知皇帝对自己重要性，他曾想尽各种方法救皇帝的命。熹宗没有儿子，张皇后在熹宗死前举荐熹宗的弟弟信王朱由俭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即明崇祯帝。崇祯帝早就不满于魏忠贤、客氏的专权，因而上台后便伺机除掉这两个奸邪之人。御史、谏官们也一哄而上，上书谴责魏忠贤的罪恶行径。崇祯帝顺水推舟，首先把魏忠贤赶出宫廷，安置在凤阳。魏忠贤还没有到达凤阳就得到了皇帝要杀他的消息，魏忠贤眼见大势已去，便在旅舍内畏罪上吊自杀。崇祯帝下令将其碎尸万段。与其一同作威作福的客氏先被赶到浣衣局服役，后被乱棒打死。魏忠贤与客氏的亲族也大多被杀，依附他们的无耻之徒则被逐出朝廷。被魏忠贤排挤的东林党人再次上台，但是，留给大明朝与崇祯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清朝的宦官制度开始于顺治帝时期。康熙皇帝在位时规定由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并设立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之时，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如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爆发了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了母后垂帘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现了像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之类的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大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经晋升“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实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被赶回京师，正好成为与恭亲王通气之人。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

　　西太后掌权后，安德海又帮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的职务。至此，清廷中已无人能与西太后争锋。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趋，不仅不敬畏皇帝，反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坏话。对安德海充满仇恨的同治帝，因为安德海是太后的红人，也无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为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太后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的德州。

　　山东巡抚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发现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这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势力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山东巡抚果断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还有恃无恐，声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宫办差。决心已定的山东巡抚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为由，处死安德海。

　　李莲英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入宫，做了一名太监。聪明伶俐的李莲英非常善于把握出人头地的机会。如为了讨好咸丰帝最受宠的妃子懿贵妃，他专门到妓院观察妓女们多变的发式，为懿贵妃梳最时兴的发式，从而讨得了懿贵妃的欢心，成了梳头房的小头目。

　　咸丰帝晚年，对户部尚书肃顺非常器重。有一次，咸丰帝向肃顺谈起懿贵妃有可能在自己死后母以子贵，专权用事。两人计议应当早除去懿贵妃。这样惊人的谈话内容被李莲英听到了，他连夜从皇宫中的狗洞子里爬出去，到懿贵妃的妹夫醇亲王家报信。几经周折后，懿贵妃终于安然无恙。从此懿贵妃把李莲英视为心腹。在除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的惊心动魄过程中，李莲英是直接向北京与恭亲王进行接洽并把西太后的密诏交给恭亲王之人。消灭肃顺等政敌后，西太后开始了垂帘听政的过程。

　　李莲英非常善于揣摩西太后的心思，挖空心思地投其所好。西太后也习惯于听从李莲英安排起居，甚至包括对声色的喜好。如李莲英在宫中设置暗房，让年少守寡，又不安于现状的西太后取乐。一刻也离不开李莲英的西太后，在安德海被杀后把内廷大总管职务转赐李莲英，并打破了清制宦官最高五品官职的限制，亲赐李莲英二品顶戴，其受宠程度可以想见。

　　李莲英为讨好西太后而不惜做出许多可笑的行径。如西太后偶尔到李莲英的值班房小坐，李莲英把西太后曾坐过的椅子用黄缎包上，不让他人再坐，以至于十把椅子有八把包上了黄缎。西太后六十大寿时，李莲英费尽心机地训练好了十余笼鸟，在放生时再飞回笼中，说皇太后的浩荡皇恩感动得鸟儿都不忍离开。他还把一百桶鲤鱼早饿了三天，然后把食物放在湖边石阶下。当这些鱼被放回湖里时，鱼儿赶紧觅食，整齐地排在湖边。李莲英称这是鱼儿感念太后的恩德，不想游走。心花怒放的西太后当场把脖子上的大明珠赏赐给李莲英。

　　李莲英还帮助西太后除掉了专权的潜在威胁。东太后慈安为人宽厚、威信颇高。咸丰帝曾给其一道密旨：一旦西太后恃子不法，就用家法对她进行处治。李莲英探得这个秘密后，向西太后献出了“割肉疗亲”的计谋。当慈安太后生病时，西太后把用上好的千年老参和其他补药做成的所谓的“人参臂肉汤”端给东太后，并用白布包着臂膀。善良的东太后信以为真，当场把咸丰的密旨烧掉。有恃无恐的西太后遂与李莲英密谋，在东太后饭中下毒，毒死了东太后。

　　软弱的同治皇帝病危时，曾希望立一个年龄稍大的皇帝，防止其重蹈自己的覆辙。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撕毁了同治帝的遗诏，立其妹夫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是为光绪帝。开始了自己新一轮的垂帘听政。对于光绪帝的傀儡地位，李莲英是深知的。他依仗着西太后的宠信，把光绪帝也不放在眼里。常在西太后面前说光绪最宠爱的珍妃的坏话，终使西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西逃的前夕，恶毒地把珍妃推入井中。

　　凭借西太后的宠爱，李莲英也多行不法之事。诸如许多人为了让李莲英在太后面前美言而重金贿赂李莲英。各省官员进奉西太后的贡品一般都是给李莲英预留一份，否则官位难保。醇亲王受西太后委托视察北洋海军时，李莲英堂而皇之地与醇亲王平起平坐，严重违背了清朝太监不得干政、出京的祖制。西太后时期的重臣袁世凯也极力收买李莲英。

　　李莲英不可一世的日子结束于西太后的病逝。光绪三十四年，年轻的光绪帝与控制清政权近五十年的西太后前后去世。李莲英立即被解除大总管的职务，离开了皇宫，几年后，无声无息地死于家中。

　　张兰德是因向往大太监的富贵生活而在光绪年间自宫进宫当太监的，小德张是其宫号。小德张初入宫时，在茶房供事。因为其皮肤细白，眉清目秀，加入了专门为西太后和其他妃嫔演戏的南府戏班的行列。为了讨得西太后的欢心，小德张遍寻京城戏剧名角入宫演戏。小德张也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投西太后之所好，终于成为西太后最宠信的太监之一。

　　与其他大太监不同，小德张对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西太后囚禁的光绪帝也十分同情。小德张负责每日三餐给光绪送饭，西太后经常把一些差的饭菜分配给光绪。小德张在送饭途中，设法调换一些适合光绪口味的饭菜，处境可怜的光绪帝把小德张视为心腹。

　　光绪与西太后相继去世后，光绪的皇后隆裕升格为皇太后，取得了与她的姑姑西太后同样的垂帘的地位。但隆裕太后与西太后相比，能力相差很远，不得不借助于小德张的帮助。当时一些太妃曾联合排挤隆裕，企图夺取其垂帘的大权，小德张与隆裕太后一道，拉拢内务府大臣结党营私，终于巩固了隆裕太后的地位，小德张也爬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管的宝座。

　　小德张为了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利用隆裕太后的支持，把心腹安插在宫中各要害部门，在宫中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势力。成为隆裕太后的贴心人。小德张成了优柔寡断的隆裕太后的主心骨。小德张有时也以昔日的李莲英自居。

　　历史发展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在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过程中，袁世凯派人找到了小德张，许以巨额金钱，借他之口向隆裕太后施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劝其用清廷退位的方式，保证一生的平安与安逸。以隆裕太后为主的清廷在穷途末路之际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的诏书向全国颁布，宣统皇帝的年号保留了下来，小德张的地位也暂时维持住了。隆裕太后在公元1913年去世，小德张在宫中的靠山不复存在，他也厌倦了宫中的生活，便主动请长假离开宫廷，结束了自己的宦官生涯。

　　摘自《阉宦》 作者：于云瀚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来源：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5-08-17/63097.html
皇宫的特殊人群：史上由太监酿造的十大灾祸(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