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预见清朝灭亡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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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预见清朝灭亡的人是谁？

文    刘继兴

    从现存的文献考证，第一个准确地预见了清朝灭亡的人，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他于同治六年，即公历1867年预言颓废不振的清朝不出50年必亡。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烈文发此预言时的1867年是44年，果然没出了50年。

    赵烈文生于1832年，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年少时即有才名，很有思想见地。他学识非常渊博，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很深的造诣。

    咸丰五年，好友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其时，曾国藩正坐困南昌前线，被太平军整得灰头土脸，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对刚刚到来的赵烈文，曾国藩起初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作为实习幕僚，总得有些事干。曾国藩没心思给他安排什么具体活干，只是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先熟悉熟悉工作环境再说。不料，这位赵先生一去就发现了问题，回来后给曾国藩汇报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

    曾国藩最见不得“坐谈立议，无人能及，随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书生，他料定赵烈文亦属此辈，因此对赵烈文所谓的观感很反感。他心里不大高兴，这个小毛孩子，懂什么军机大事呀。因为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烈文的老母有病，他可能也看出曾国藩很不重视自己，不如自己识相点离开这里算了。所以他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大败的消息，被赵烈文不幸而言中。曾国藩看到赵烈文的见识不凡，立马对赵烈文有了一番新的看法。后来，赵烈文越来越受曾国藩的器重，经常一起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国藩无话不谈，有时竟然一日谈好几次。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朝廷栋梁，正是由于他与一干人的不懈努力与奋力拼搏，使晚清才得以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刘继兴认为，当时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历代兴亡研究甚深的曾国藩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无尽的危机，搞不好会亡国。但他认为通过一些努力，应该还是能挽危厦于将倒。

    赵烈文可不这么看，他的观点比曾国藩更为深邃与锐利。赵烈文写过不少作品，如《赵伟甫先生庚申避乱日记》、《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庚申避乱日记》等。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惊世骇俗地预言了清朝不出50年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高层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曾国藩闻毕顿忧，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

    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

    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接着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在谈话中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颇具政治眼光。对于赵烈文这番鞭辟入里的言论，曾国藩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似有所悟。

    大江东去，老去了多少英雄。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历史惊人准确地见证了赵烈文的预言，气数已尽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烈文1867年预言时果然没出五十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烈文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人事有代谢，江山留胜迹。赵烈文当年所住过的赵园尚存，位于江苏常熟市古城区西南隅的明代钱氏“小辋川”遗址。清嘉庆、道光年间，吴峻基筑水壶园，又名水吾园。同治、光绪年间为赵烈文退养故里之后时购得并增建，人称“赵园”、“赵吾园”，为江南古典名园之一。（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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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崩溃：利益集团缠斗下的大清改革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

    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   

    公权力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玩具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政府十分重视民营资本。但直到1904~1905年“利权回收”运动后，本土的民营资本才开始大规模接收支柱产业——原先由外资兴办的铁路。问题在于，激情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大多数民营铁路公司都只能靠特殊政策生存：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

    所谓的“民营”公司，蜕变成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民营企业。

    这种畸形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掠夺者，政权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史学界的主流总是将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铁路国有绝非“国进民退”，而是对投资主体的正本清源，包括后来策动保路运动的那群人，当时也积极拥护，希望政府来帮他们解套。至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翻云覆雨，我在《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出轨1911”及《辛亥计划外革命》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1910年上海股灾，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直接的经济损失；(2)暴露了大量的监管问题，令政府权威严重受损；(3)不得不救市，却又没有能力真救市，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权威受损；(4)投机者一地鸡毛，最后政府被迫打扫战场，清理垃圾。

    而川汉铁路公司的300万两巨额亏损，给政府留下了一道难题。违规炒作的川汉铁路公司，非要政府为这些损失埋单，如果接受，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会导致各地攀比，成为鼓励“劣币”。所以，中央选择的是严拒，绝不妥协，川路公司就裹挟民意用“保路运动”来胁迫，最后彻底失控。从“经济掀翻政治”的角度，辛亥年巨变或许是如下的路线：

    监管缺位——违规炒股——股灾巨亏——赖给政府——政府拒绝——发动民意对抗——失控蔓延。

    当然，这是表面的线索，而深层的则是公权力的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控制了商与政、国与民、公与私。至于革命、改良或者保皇之类，无非都是口号，随时可以替换。

    善政成苛政失去民意

    清末已经无人公开反对改革，大家都想着如何利用改革，这反而令改革比之前更为艰难，成本和风险增大。

    以改革所需的金融基础为例。在财力困难而改革又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大规模铸造铜元，且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直接开动铸币机，成为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直接掠夺。铸造铜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润”，根据记载，少的有25%左右，高的达66.67%，这在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涉及民生的几乎所有改革，到清末几乎无不失败。一切善政，经过官僚机器运作后，几乎无不变质成为苛政。如推行宪政选举所必须的户口调查，成为地方政府搭车收费的机会，引发不少暴动，而那些鼓吹立宪的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在乎“行宪”的这类技术细节。再如引爆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中央的一大配套措施就是取消“租股”，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仁政，但既得利益集团干脆隐匿中央文件，民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善政被异化为苛政、甚至暴政，导致政权日渐丧失民意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令政权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效忠；而超速失控的政改，再令中央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我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其实是“崩溃”，清政府自己推翻了自己，所谓“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并非什么“革命”。

    推倒重来不可取

    我们传统上并不重视对官僚集团的独立研究，而多将它看做是政权的一部分。但是，尽管经常发生城头变换大王旗，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却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他们。

    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的“王朝周期律”，其核心与政权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官僚集团有关。“千古犹行秦王政”，这种官僚集团，不论它打着什么颜色的旗号，其本质和问题都是一致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革命(改朝换代)也好，现代革命也好，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只忙着解决政权的“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等到开始有暇关注“公司治理”，“公司”却往往又到了需要“破产重组”的地步。

    我一直坚信，国家的治理，更多地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是“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如果全民谈“主义”，不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主义”当道，最后还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问题”有其客观规律，不是靠“主义”能解决的。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摒弃推倒重来的传统的革命思维，将精力从砸烂一个旧世界(却往往建立一个整新如旧、甚至还不如旧的社会)转向改造一个旧世界上，不要轻易打断变革进步的进程(打断后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归零重来)。

    新旧既得利益集团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到晚清新政时，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新老两类。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他们正是户部奏折中所说的：“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普通民众远离政治，“莫谈国事”，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一般指精英阶层。政治一向是精英的专用游戏，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的定位只有一种，那就是成为“劳心者”们的道具和工具。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总能被人轻易地“代表”了，他们的力量展示和释放，往往容易被扭曲。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而我们这个民族，再也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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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精辟：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中共的政权就具有满清政权建立的偶然性，而不具合法性，都是杀人太多，积重难返，即使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再开明，也不能保证政权的长久

xhy911

利益集团缠斗下的大清改革,该文是书呆子的见解，作者没有接触过共产党，没有在国内长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