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猜公权的底线与边界

魏蹈拭

清末来华传教的美国人明恩溥，曾经著书谈论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他认为中国人有一条重要的性格特征，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比如当时中国的围墙（或城墙）建筑无处不在，提防的都是自己人。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尤其订婚以后就极少外出，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招来恶毒的闲言啐语。仆人一旦遭到解雇，无论这个仆人自知平时表现得多么糟糕，也都会恶意揣测周围所有的人，断定其中一定有人向雇主打小报告，或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这种无凭无据的恶猜往往引爆激烈的争吵。还有诸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以及“两人不窥井、一人不进庙”之类的成语，都是中国人竭力逃避无处不在的恶猜（偷盗甚至杀人的恶意揣测）的生动写照。


由于清末官场十分腐败，民间的恶猜思维自然会延伸到官府，当时的朝廷官府成为民众无限恶猜的重要对象，不少人对这种恶猜深信不疑。比如当时搞人口普查，由于之前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人们怀疑其别有用心，以为这意味着强制移民。有人对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信以为真，结果一听说高层下令进行人口普查，就自杀以逃避臆想中的移民长途跋涉之苦，造成官方人口普查计划不得不停顿。


民众对晚晴当局无限制的恶猜，严重阻碍当时中国急需的改革，使引进任何新事物的努力都化为泡影。那时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但民众却认为这是官方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开采矿产也障碍重重，人们对这种开发破坏风水的瞎猜导致这项工作举步维艰。有人向朝廷重臣提议发行银质铸币，尽管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币制改革建议，但这位重臣却说：“如果尝试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1905年9月，清廷在立宪派的推动下，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革命党人在他们乘坐的列车车厢内引爆暗藏的炸弹，造成五大臣中三人受伤。革命党人偏等他们出洋考察宪政时实施暗杀，可见这种暗杀行动也许就是建立在对清廷仿效宪制意图无限恶猜的基础上。这次暗杀并没有阻止清廷继续派出大臣考察西方政治，这些出洋大臣回国后提交“考察宪政报告”，次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仿形宪政”的诏令。1910年9月，并非花瓶性质的过渡议会（资政院）成立（其议员比后来民国议员清廉、敢言），很快就通过“速开国会案”，清廷逐决定1913年召开正式议院。次年“皇族内阁”请辞，无记名投票选举新内阁。但革命党人自然又是无限恶猜清廷改良意图，也许认为这种立宪改革都是为了阻挠和推延革命的爆发，他们迫不及待于1911年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


虽然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但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恶猜文化”和恶猜思维方式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文革中，这种“恶猜文化”和思维方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乃是出于“党内存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瞎猜和错误判断。此头一开，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无底线恶猜就顺理成章，迅速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于是各级党政机关都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老干部、各行各业骨干、专家学者都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或技术）权威”。针对他们及其所在部门的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炮轰”“火烧”“横扫”如火如荼。冲击党政机关、砸烂公检法，揪斗老干部和各领域精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遍地开花。


其实刘少奇在文革前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以及采取的主要措施，基本上都是经过老毛批准、同意或至少默许的，而且刘的许多做法都比较左，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党内存在以刘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专家学者都是深受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动权威，全是凭空臆测信口雌黄。那些炮轰党政机关及其老干部、行业部门骨干以及社会名流的大批判、大字报，或抓住鸡毛蒜皮无限上纲，或捕风捉影罗织罪名，都是凭空捏造、血口喷人、无底线恶猜的无稽之谈。


对党政机关、企事业部门及其领导或负责人的无底线恶猜很容易延伸到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有人认为文革中盛行的“告密文化”很可怕、危害很大，殊不知文革中流行的“恶猜文化”危害更大，因为“告密文化”多半都是建立在“恶猜文化”的基础上。文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往往很左很单纯，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反党反毛。虽然私下不经意间也会说一两句错话、偶尔发一点牢骚或做出看似有点出格的行为，但这些言行都不能反映其本人真实的思想或意图。那些告密者善于抓住这些看似有点出格的言行大做文章、上纲上线，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当事人的动机，检举和指控当事人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或心怀不满、借题发挥，恶毒攻击。比如有的人早上起来练太极拳，结果被人检举揭发，严厉指控他对着“红太阳”“张牙舞爪”，使他遭到无情批斗和残酷迫害。这种建立在无底线恶猜基础上的检举多么荒唐可笑！


文革结束后，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许多人认识到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和恶猜普通公民的危害性，应该说在纠正恶猜公民（普通人）方面取得一定的进步。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权力具有容易腐化变质的邪恶一面，监督权力、恶猜公权（各级官府和官员）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官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压民间恶猜公权的言论。然而，许多人尚未认识到恶猜公权也是有底线和边界的，他们还以为恶猜公权越离谱越出格越好，甚至那种文革式无底线恶猜权力部门也是可取的，这种糊涂认识亟需澄清。


为肃清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恶猜文化”和文革式恶猜思维的不利影响，除了“善待公民”，尽量善意揣测普通公民，纠正恶猜普通公民的不良倾向以外（这一点多数人都比较容易理解，在此无须赘言），还要努力克服那种文革式无底线的、荒谬离谱的恶猜公权方式，做到明晰和恪守恶猜公权的底线和边界（这一点多数人还不大清楚，这里有必要详细论述）。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迁移性，比如一旦在学习中形成善于分析的习惯，则这种习惯就很容易迁移到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去。同样，恶猜公民与恶猜公权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相互迁移（或促进）关系。刻意采取没有任何底线和限制、甚至是文革式恶猜公权的方式，就会强化陈腐的“恶猜文化”和极端化的恶猜思维，形成凡事都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的习惯。这种恶猜陋习一经形成就很容易推广到看待和处理所有的人和事之中，结果必然助长和放大恶猜普通公民的倾向。克服文革式的恶猜公权有利于纠正恶猜普通公民的恶习。


如何恪守恶猜公权的底线和边界，从而最大限度减少文革式恶猜思维和纠正无限制恶猜公权的弊端？（1）：恶猜公权多少也要有一点事实依据，不能把无凭无据的主观臆测、幻觉当做事实真相传播。文革中某些常见的说法如“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都是臆想或幻觉的产物，在现实社会中基本没有严格符合其含义的对应物。比如“走资派”真正含义指的是倡导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党内领导干部，但这样的干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那时人们陷入此类虚幻概念造成的“群体幻觉”和戾气传导而不可自拔，由此引发全国性大规模内战和人与人之间殊死争斗。如今网络上类似“集体幻觉”也很常见。比如以前一批网络水军恶意炒作郭美美事件，一会儿说她是原红会副会长郭长江包养的“二奶”，一会儿说是他的私生女。这种恶意瞎猜无凭无据无中生有，比文革式抹黑还可怕。文革抹黑构陷至少还要抓住无关紧要的言行添油加醋无限上纲，而现在的网络推手连这种不足为凭的“证据”都免了，直接栽赃嫁祸就能蒙蔽不少人。香港占中期间，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广东警方（或国宝）进入香港对付占中学生，一批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产生相应的幻觉。某些网友对网上毫无根据的臆测或幻觉深信不疑并四处传播，造成“群体幻觉”效应和网络戾气传导升温。


（2）：恶猜公权也不能违背逻辑，不能置依据事实与逻辑能够推导出的最大可能性于不顾，却刻意寻求和强调不合或违背推理规则得出的最小（甚至可以忽略）的可能性。比如文革中追查一个人的历史，只要查出以前在国民党机关单位工作过，哪怕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或勤杂人员，也往往被扣上暗藏的“特务”或“反革命”之类帽子。以前的“国民党机关普通职员”跟后来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前者不能推导出后者，后者为真的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如今这种不合或违背逻辑的文革恶猜亦不鲜见。以前网上盛传张海迪有日本或德国护照，但都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依据。据制造这种谣言的网络推手后来交代：读到张海迪一篇在德国小住的文章后，便说张海迪有德国国籍。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事实依据，仅仅根据众所周知的张海迪是全国残联主席的身份，就推断她的妹妹是承接残联项目的亿万富翁，对张海迪国籍和其妹妹身份的推断都严重违背逻辑推理规则。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曾经接受美国民间组织的资助，毛左据此攻击茅于轼是美国豢养的“汉奸”“美国贼”。其实这种外国民间资助跟汉奸国贼之间也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由前者推断后者也是典型的文革式恶猜。茅于轼名气虽大却没有掌握什么公权力，却被如此恶意揣测，要是他掌握一定的公共权力，将会被无底线恶猜到什么地步？


（3）：恶猜公权不仅需要恪守（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尊重事实和不违背逻辑的基本底线，而且不能逾越权力体系或体制框架的边界，延伸到跟公权多少有点这样那样关系的普通公民身上。在中国大陆，普通公民跟公权或体制之间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纠葛。即使现在立足于体制之外，也不能避免以前跟体制（尤其是体制内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存在纠缠不清的关系，更难以排除亲朋好友或七姑八姨中有人涉足官场或立足体制。不能因为普通公民跟公权或体制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就把恶猜公权那一套随便延伸到他们身上，否则对谁都可以随便恶猜。文革中要批倒斗垮一个人，只要把他跟反对政权（尤其是反毛反党）挂钩就行；而现在要搞臭一个人，除了有时照样跟反对政权挂钩以外，更多的是把他跟公权或体制绑架。比如说对方是暗地里拿钱发帖的五毛、或替当局站台维稳的线人。恶猜和批判权力部门或官员，只需要掌握弱证据，不违背事实和逻辑就行了；但要指控一个普通公民或不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充当五毛或维稳角色，就必须出具强证据，掌握比较过硬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才行。这样才符合尊重和善意揣测普通公民的原则。如今民主派内部无凭无据的阴谋论、以及乱扣五毛帽子盛行，这实际上都是恶猜公权的越界和畸形发展以及恶猜普通公民的升级版。


恶猜公权（及其思维方式）越界延伸到跟公权有关的普通公民身上，这方面常见的情形包括以下几种：一，仅凭一两句左倾或支持政府的言论，就恶猜或推断发言者肯定是五毛。如此推断跟文革中抓住私下一两句错话、牢骚话对一个人进行定性有一比。要推断一个网民为五毛，至少要观察对方一段时期以来的言论，看看是否都跟网宣部门的调子合拍。把毛左当做五毛羞辱谩骂也是恶猜思维的滥用。二，有的民主派批评文革或现在执政当局，仅仅因为措辞严厉一点就被打成“美分党”或“带路党”。三，有的自由派学者一贯倡导宪政民主，仅仅因为发表一些诸如尊重私有财产以及程序规则，反对滥用暴力革命的主张，结果被某些激进民主派打成当局的维稳工具（或所谓白色五毛）。四，某些公知大V处于体制之内而批评体制，结果被激进民主派反批评。他们认为只有跟整个体制决裂才有资格说三道四，否则这种批评再激烈都是扮演“小骂大帮忙”或为当局站台的角色。五，有些人批评维权或民运人士诸如弄虚作假、募捐账目不公开，结果被批评者及其支持者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把批评者打成“五毛”或当局的线人，这也是超范围使用恶猜公权那一套的做法。六、某些维权或民主人士跟普通公民产生私人纠纷或被提起诉讼时，其支持者无原则支持自己人而坚决反对跟他冲突的一方。比如有的维权人士跟女性产生情感纠葛，其支持者没有像样的根据就把女方打成当局的“卧底”。要说女方是色诱维权人士的“卧底”，必须具备较强的证据，否则就是恶猜公权的越界和滥用。


（四）：恶猜公权并非揣测公权的唯一方式，有时以平常心采用平时常用的揣测方式猜测公权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能不看到，刻意恶猜公权，即使没有逾越底线和边界，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恶猜思维定势，并把这种揣测思维方式迁移到各种不同的情境，这多少都会影响到善意揣测普通公民习惯的养成。恶猜公权多少都会助长恶猜思维方式的形成，而恶猜思维具有很大的潜在风险，有时候会造成毁灭性的社会灾难。比如义和团运动源于恶猜洋人，文革源于恶猜党内走资派，法国大革命把成千上万的人推上断头台，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恶猜国王、贵族、有钱人以及反革命。人们往往用肯定式的语气表达恶猜公权得出的概率很低（甚至可以忽略）的可能性，致使某些就像明恩溥所说的“无限轻信”的网民像中了邪一样，被他人或自己这种恶猜所产生的臆测、幻觉所控制而不可自拔，导致“群体幻觉”的产生和网络戾气传导汇聚和迅速升温。陷入“群体幻觉”的网民受无意识本能驱使，智商和推理判断能力严重下降，被外界传播的极端情绪所支配，沦为盲从、偏执、冲动、暴戾的被操纵玩偶（即乌合之众）。义和团和文革暴民，甚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都是深陷“群体幻觉”的乌合之众。因此，只要了解恶猜公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普通公民随时都可以这样做就行了，无需刻意提倡、强调和使用恶猜公权的方式。在某些场合和时间段，以平常心正常揣测公权也是不错的选择，有时候甚至比恶猜公权更靠谱一些。比如面对机场严格的安检，乘客最好不要恶猜航空管理部门，以为他们吃饱饭撑着没事找事刁难乘客，应该理解为这都是为乘客安全着想，这样就会积极配合安检。而机场安全部门反而将每一个顾客都当做空中安全隐患逐一排查。


总而言之，恪守恶猜公权的底线和边界，尽量把这种恶猜建立在至少具备最低限度的事实依据和不违背逻辑规则的基础上，不让恶猜公权逾越权力体系的边界而延伸到跟公权多少有关的普通公民。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监督制约权力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而恶猜公权只不过是其中成效有限副作用却不小的一种。无需刻意提倡、强调和使用这种制约权力的方式，在尊重事实与逻辑的基础上正常（理性公正、不偏不倚、既非恶意亦非善意）揣测公权在某些情况下也是适宜的选择。认识和做到以上这些，对克服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恶猜文化”的不良影响，排除恶猜思维的潜在危害和风险，树立尊重个人权利，尽量善意揣测普通公民的习惯，逐步消除文革式毫无底线和边界的恶猜公权弊端，防止轻信（对公权的）主观臆测导致的“群体幻觉”产生和由此带来的网络极端情绪的传导、汇聚和非理性爆发，彻底杜绝类似义和团运动或文革那样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构建有利于法治改革和政治变革的社会氛围，实现社会和平有序的转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