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老魔卖国叛国铁证曝光

childish

转自共匪多维网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一些人被称作“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为改变了本国、进而有力地影响了本区域乃至世界事务，这些人中大概就数毛泽东的优质个人传记最为罕见。

所以，当西方学术界2007年报告有一位原籍俄国的学者即将出版一本资料丰富的毛泽东传时，从欧美到亚太，多数读者都期盼着能早日享受开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该书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语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读到编译的英文版。现在中译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为何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多位世界历史性个人，以毛泽东的优质传记相对最稀缺？这显然不能归咎于本时代缺乏既有学术功力、也有兴趣为毛作传的人；实际上，无论是健在的还是过世不久的华人洋人学者里，我们都能列出数位充分够格的执笔人。

过往一直缺乏毛优质传记的原因一串，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国缺乏一套以法治为准则、有明确时间界限的官方档案解密程序，以及严格照此办事的负责部门。研究者在中国内地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在“有关部门”的雾霾中迷失。

那么如今这个中译本（为避免与其它雷同的书名混淆，本文单称这本书为《毛传》）为什么是一本全球汉语读者期盼已久的那种性质的毛传记 ？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记

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大量依据以前从未被学者公开使用过的位于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前苏共的中央档案库（十月革命后不久组建）、前“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 1919-1943年）及其后续组织“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 1947-1956年）的档案卷宗、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卷宗；现在合成一体，统称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文缩写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来自中共的多种内部文件、报告、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资料、医院病历存根（比如毛泽东在苏联出生的最小的儿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还有从20世纪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规性地向莫斯科递送的重要党务政务资料文档。

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多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汇集。当然，它的真实和完整的程度不应该被绝对化，须知，莫斯科的档案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其拥有机构做了限制性处理。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那本脍炙人口的斯大林传记同样大量依据莫斯科绝密档案而写成的，他特别提醒读者，苏共政治局的绝密档案有其不可靠之处：“请看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1920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记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1924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着手写有关斯大林生平的书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片昏暗” （《斯大林秘闻》第4页）。

苏共开创的这套有损党内文献真实完整程度的体制，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共。中共内部草就文件时怎么删改、把何种资料发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资料后如何处置等，所有环节都会影响到莫斯科档案库里文献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迄今为止唯一被允许利用这些档案而写出的《毛传》，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当然，潘佐夫的学术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机缘。

正因为此，本书的合作者在前言里把本书区别于此前西方最广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传记：斯诺的《西行漫记》（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泽东：政治传记》（首版1966年），和张戎妇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俩认为，这三部传记，第一部过于依赖毛本人的陈述，宣传性强，第二部过于依赖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献，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资讯（本书多处驳斥其细节），三者都缺乏《毛传》所依赖的档案，历史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得益于这样的档案来描述毛，因此本书英文版一问世，就得到众多知名英文媒体的书评推介，书评作者也均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驻华的资深记者，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赞同该书观点。同时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原作者的俄国背景，他在描述评论苏中双方的矛盾时，并没有一边倒，有时是站在中方立场作持平的判断。

谁刺激毛泽东成为“领袖加导师”？

《毛传》覆盖的时代近百年，内容庞杂；我仅选可能是中国内地读者兴趣的聚焦之点做些评介。第一个焦点是：毛为何那么用功费力，要大树特树自己“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导师”？

《毛传》第22章强调，毛在党内加速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过长期观察、决定把毛作为中共领袖团队的核心之后。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物资和政治支持。“大老板”（毛对斯大林的恭称，《毛传》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树特树成中共的领袖（最高的组织权力）加导师（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力）。

从具体操作看，毛泽东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为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后塑造自己为“列宁唯一忠实的继承人”的方式为蓝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里每日在教会学校受训，特别注重以神学正统的方式改写苏共党史，以确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权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权：“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于是他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8年起成为苏共的唯一经典后，凡不符合它的理论解说和党史细节，皆为异端邪说，做到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其它共产党也必须随之起舞，此教程马上在延安发行中译本。读它仿它，毛终于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的斯大林。

此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是梁漱溟访问延安时，建议毛要把自己树立成“亦君亦师”，而不仅是“为君”，才能绝对统治党员和民众，于是毛狠下工夫争当意识形态之王（基于与高华等学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倾向于接受《毛传》的解释，斯大林才是毛确立党内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启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终于“君临天下”的1950年，他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国际共产党范围内扛意识形态大旗，自称只是一家“分店”，因为斯大林还健在（《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页）。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配方”，于是毛请斯大林派来一位跟外交事务没啥渊源、却是苏联意识形态系统得力成员的尤金（Pavel 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务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更正的编辑工作……

尤金在中国住了两年，这段期间就毛泽东的作品提出500个批注，不过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传》第24章）。毛作为“分店”店长，对此必定是口服却不太心服。多年后，毛“最好的学生”林彪就此反击一记回马枪：“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第67页；无出版机构名）。

读客观的斯大林、毛泽东传记及共产党历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让毛感到畏惧的活人。斯大林也确实值得毛真诚地畏惧，《毛传》处处显示前者始终从世界战略的大棋局来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鲜战争。毛若是知道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整肃共产国际官员，斯大林“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单”，计划对他们“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毛传》第29章），毛一定会更加畏惧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时期先从政治上、接着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数千名高干，都是这么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毛才能在国际共产党圈内扬眉吐气。这以后，毛在大跃进时实施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大三线军工建设、一波波党内高层清洗等，也都学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这两位绝顶领袖，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毛传》里的诸多焦点提供了作这种透视的难得窗口。

附：丁学良：了解毛泽东 “观中”不糊涂——读《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本文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出版）中文版导读，摘自风传媒。

对20世纪全球最厉害的三大革命独裁领袖作对比的评论汗牛充栋，但其基础却极不均衡。斯大林、希特勒的优质传记连连出版，而毛泽东的优质传记却非常稀缺。所以对这三人作比较评论，一涉及毛，争议就特别激烈。

世界历史性人物的优质传记得以问世，在现代主要靠官方档案对研究者开放。途径之一，是民主政体下的公共知情法，每年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解密到期的文档，如美国的白宫录音数据库。之二，是原先的国家战败，不得不完全立刻解密，如二战后的德国。之三，是原先极端保密的政权经历了自由化民主化，于是一批批秘密档案对外逐步开放，如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档案馆。之四，是原来的政体垮台，后继政权没有特别的原因老是花大钱严保前朝的所有秘密，如苏联解体后的俄国。

可是，中国大陆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状态。所以，官方档案的核心部分继续以冷战心态和方式严加保护。过往一直缺乏毛优质传记的原因不能怪学界，只能怪掌控毛秘密最多的中共不推进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要素：依法按期限解密官方档案，以供查索研究。越是有价值的毛档案，越是当作核子武器一般守护着。

有了以上背景，就容易解释，为什么潘佐夫和梁思文合作的英文版《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中译本（为避免与其它雷同的书名混淆，本文以下单称此书为《毛传》），乃是一本全球汉语读者期盼已久的那种性质的毛传记。

《毛传》最特别的，在于它大量依据以前未被学者公开使用过的位于莫斯科的档案数据：前苏共的中央档案库（1917年十月革命后即组建）、前“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 1919-1943年）及其后继“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1947-1956年）的档案卷宗、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卷宗；现在它们合成一体，统称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文缩写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来自中共的多种内部文件、报告、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数据等。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代中后期，中共常规性地向莫斯科递送重要的党务政务数据文文件。这是全世界最庞大、最集中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历史的文献汇集。当然，中共送往苏共的最具震撼性的档案是否还藏在别处，有待进一步追索。

《毛传》自始至终的主题是：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有力配合。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秘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里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

细阅《毛传》后反思，就其中心论点而言，凡是熟悉1920-1950年代国共两党争斗史的华人学者，都不会感到特别意外。但奇怪的是，这个被中国国民党（其最着力的作品是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及中立人士（其最扎实的作品是张君励的《第三势力在中国》）重复了几十年并以中英文版广为宣讲的话题——即便其中有部分是笨拙的宣传，在那个时代竟然没有能够说服中国国内足够的公众，更没有说服国际政界、外交界、舆论界主流。反倒是中共申辩自己是“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主义组织”的宣传，被足够多的国内外人士所接纳。

读了《毛传》，大多数读者当能设身处地去理解，为什么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中共党政高层一直把“外部势力黑手”定义为所有中国大陆境内（现在包括香港特区）大中型麻烦的首要因素，对来自海外的各种影响和资源，不仅是政治类的，还涵括法律、观念、宗教、文化、教育、社会组织特别是NGO类的，外国驻华使领馆的活动，都予以最高度的警惕，层层防守监控。这不能怪他们神经紧张——这确实是从中共当年成功获取天下的生命线得来的教训，是源于自身的应对之道。

公平而论，中共是一个极注重学习的组织，从来认真总结国内外经验，且偏重于从最坏的可能作总结。它自取得天下以来，能够在各种各样可怕的国内外事态冲击下维持政权的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它始终坚持向自己学习——它当年搞垮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般般招数，是它对付过去、当下、未来真实的和想象的对手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虽然中共也向其他国家和政党认真学习，但它自己才是它最好的老师。环顾全球，找不到更出色的老师了。

从局外人角度看，世纪之交的中共领导显然表现出过度的焦虑，甚至偏执狂。不过西方有谚：“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Gideon Rachman今年2月10日评论说，北京害怕颜色革命，很奇怪。他说中国教育部长向大学提出类似毛时代才有的要求，认为中共加强监控网络说明了政府面对“颜色革命”威胁缺乏安全感，这同当局对局势不稳定的担忧有关。

《毛传》很适合做大学课本，细节多多，且兼顾东西方的视角。对于毛和斯大林、赫鲁晓夫之间关系的描述，富有戏剧味道。他们说对方的好话和坏话，都说得很到位。比如，毛恭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这是称谓黑道老大的用语。赫氏1960年回击毛：“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把他连棺材一起拖走好了！我们可以把他用火车专列送去给你们！”读了这些，不妨推测，眼下普丁在背后恐怕也是用类似语言描述北京的领导层。对双方声称的“钢铁般友谊”，不要太当真，以前己经“铁”过几次了。

qmfg

汪精卫当年的惊人预言

“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1939年)

“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