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民运”奇葩曾大军

刘理

“民运”奇葩曾大军

刘路

一、初识就产生疑惑
我到美国不久就认识了曾大军，并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是2008年10月份，我刚到美国还不足一个月，应王军涛博士之邀，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一家餐馆召开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会，与会其他人的印象都已经模糊，唯有一个叫曾大军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盖因为大家的发言分歧不大，都支持西藏人民自主自决权，曾大军却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西藏问题”，所谓“西藏问题”乃是新老霸权主义者炮制的反华怪物。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印度、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存在领土野心等等，曾大军的观点跟中国官方的立场完全相同，而且除了结论还是结论，并没有什么证据、逻辑等学术讨论必须具有的因素，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在做报告。我和与会者都很惊讶，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像曾大军这样蛮不讲理在自由论坛上大发厥词的现象还真是一种奇葩。
曾大军发完言，自然引起很大争论，王军涛博士解释说：曾大军先生是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曾经在西藏生活过很多年。他的观点也可以作为一家之言。王博士的这个解释，让我把曾大军当成了一个刚刚从大陆来到美国的官方外派的访问学者。但实际上，曾大军从1990年就来到了美国，2008年的时候已经是被中共视为敌对组织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高级干部。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认识了一个记者，他坐在角落里不说话，只埋头记录。开完会之后，他拦住我问：你是刘路先生吧，久仰。我吃了一惊，刚来美国根本不认识什么人，这个记者为何能够“久仰”？他随即给了我一张名片：文汇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唐宇华，我立即释然了。官方的记者，知道我当然有理由啊。
这个叫唐宇华的记者，后来因为刺探在美民运人士的情报，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等，被美国政府逮捕并驱逐出境。
这次会议之后，我在网上见到了曾大军的大作《西藏问题是新老霸权主义炮制的怪物》，仍然在重弹他在会议上的滥调。我写了一篇《西藏是谁的西藏？》的回应文章，用朋友的名义发表出来。跟曾大军论战。（见附件一、二）但是曾大军并没有跟我论战，而且还在两年后一个私人场合，当着好几个朋友的面，当我重提旧事的时候，他居然说，当初那篇文章是应中领馆的意思写的，现在他的观点已经变了。他的这个说法令我目瞪口呆！

二、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脸”
距第一次认识不到半年时间，我在一次法轮功团体举行的集会上，再次见到曾大军，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狂热地支持法轮功，攻击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其激烈程度与跟他一起发言的民运激进派卞和祥、唐伯桥毫无二致。此后我陆续发现，曾大军居然属于最激烈反共的亲法轮功系以及民运激进派卞和祥、刘国华、唐伯桥等人的密友，经常出席一些法轮功举行的活动，以至于比较理性温和的民运人士对他们敬而远之。一个人何以能在这么狭小的空间、这么短暂的时间像川剧演员一样大变脸呢？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对这个人物的真实身份产生了疑惑。

三、在刘晓波问题上再次大变脸
二〇一〇年秋，因为刘晓波先生发起〇八宪章被中共判刑十一年而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一些激进民运分子不满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给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写信杯葛刘晓波获奖。包括曾大军在内的二十名激进民运分子先后发起两封公开信，公开反对刘晓波获奖。独立中文笔会的秘书长张裕博士问我是否认识曾大军，能否劝说他不要参与签名。张裕解释说，曾大军是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惇的儿子，是高干子弟。张裕的父亲也是中共湖北省委的处级干部，因此他从小认识曾大军，只是因为彼此家庭地位悬殊，居住不在一个家属区，住高干区的曾大军并不认识张裕。
张裕的这个要求让我很为难，其一我跟曾大军此时根本没有交往，彼此说不上话；其二、我对他的政治观点根本没有把握，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因此，我婉拒了张裕的要求。
可是不久，戏剧性的场面又出现了，刘晓波如大多数民运人士之心愿，顺利获得了二〇一〇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纽约祝贺集会很多，曾大军带着社民党的队伍到曼哈顿去参加一个庆祝音乐会，并发表演讲，高度赞赏刘晓波先生的非暴力思想。
写到这里，不认识曾大军的人一定会问，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思想不成熟容易见异思迁？我告诉读者，错了。曾大军出生于1947年10月19日，系省部级高干子弟，在大陆读过军校，当过军官，后来赴美当过学者，来美已经二十多年了，是一个经历丰富已经步入老年的沉默寡言的人。他性格内敛，在很多私人场合不轻易说话，不像其他民运人士那样喜欢夸夸其谈。从他的性格特点和经历看，这个人不是那种思想肤浅见异思迁的人。
那么，曾大军为何会出现这么反差巨大的面孔呢？

四、“内斗”名将
二〇一二年春天，一向团结祥和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在纽约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为召开三大做准备。会议期间，突然发生了激烈的内斗，从日本来的王庭芳先生和从西雅图来的金秀红女士居然被曾大军等人拒绝与会。拒绝与会的理由是这两个人有中共特工嫌疑。这两个人千里万里来开会，却被挡之门外，引起了其他组织民运人士的议论和同情。会后王庭芳回到日本，发表了一篇纪实文章《惊心动魄的社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批评社民党主席刘国凯支持纵容曾大军等人以抓特务为名，打击党内同志，制造分裂。善于网战的小平头发表长文，既反驳王庭芳的指控，又揭露了许多新的“特务”，这些人中除了王庭芳和金秀红，还有美西的草庵等，澳大利亚的吕易，甚至也包括一直操控纵容支持他抓特务的曾大军。因为小平头的逻辑太荒唐，党内有人建议开除他和卞和祥的党籍。在这个过程中美西、美东又在程序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发展为三方骂战。曾大军在这个过程中，四面出击，八方开火，把自己打造成刘国凯的唯一支持者，而实际上，据美西方面揭露出来的电邮，曾大军在背后甚至试图勾结吕易等人结成铁三角，“倒刘国凯”，“让老皇帝下台”。
最终，社民党这个一向团结的民运组织被一分为三，分别是刘国凯曾大军的“美东党”，刘国凯任主席，曾大军吕易任副主席；刘因全草庵蔡登文的“美西党”，刘因全任主持人；小平头和卞和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委员会。中国社会民主党真正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据参加这次会议并亲历分裂过程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宋雨轩事后揭露，这次分裂实际上都是曾大军在搞的鬼，他先把小平头安置在自己家里，和卞和祥小平头策划抓特务，不让美西“组阁”成功，后又挑动刘国凯开除小平头卞和祥，猛烈挑衅美西的刘因全等人，导致刘国凯四面树敌，社民党四分五裂。

五、我是如何参加社民党的
社民党二中全会之后，曾大军跟社民党西部的刘因全、草庵、王希哲等人长期论战，刘草王等人把曾大军的行为理解为受刘国凯操纵，在反击曾大军时，也开始牵涉了刘国凯先生。而实际上，刘国凯根本管不了曾大军。他多次跟大军商量不要再继续缠斗，但是大军根本不听。终于导致西部的王希哲担任监委主席，监委作出一个决定，停止刘国凯的社会民主党主席职务，接受监委调查。
我在关键时刻帮助过刘国凯，让刘国凯对我印象不错，再加上当时我有一个一百人左右的组织，国凯希望我加入社民党，建立美东党部，振兴社民党的事业。当他邀请我加入社民党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拒绝。在刘国凯先生那里，他是把我当接班人来培养的，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我平时喜欢读史书，对海外民运复杂的情况也了解不少，但是我对曾大军琢磨不透，但是国凯对我信任有加，我不忍心辜负他的期望，于是在多次谈话之后，我组建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美东党部，不但有我原来组织的一百多个人集体加入，还吸收了穆文斌、刘兴耐、古川、赵俊卿、魏晓峰、王传忠等青年才俊，再加上从泰国归来的曾节明、宋雨轩等骨干，构成社民党全新的接班阵容。美东党部一时人才济济，社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成熟了。

六、没有接任党主席之谜
在一次党的骨干工作会议上，刘国凯主席提出酝酿已久的方案，即他全退，曾大军半退。由新的年轻同志接任主席。刘国凯给曾大军安排的位置是顾问委员会主任，不进常委会。大军在会上面无表情，表示同意，会后却发牢骚说国凯搞突然袭击，让他措手不及，并表示自己愿意干一届党主席，带一下年轻的人。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国凯，国凯却坚决不同意把班交给曾大军。但是如果闹僵了，大军以他好斗的性格闹将起来，这个三大还是开不好。经过反复考虑，国凯提出了由叶宁、王书君、郑存柱、曾大军和我五个人组成主席团的方案，轮流担任主席，任期一年，作为过渡，到四大时恢复正常。但是这个方案因为叶宁王书君郑存柱等人推诿，没有搞成，刘国凯铁了心，仍然决定按照原来的方案来操作，大军的工作他去做。他还和吕易陈钊等人做了沟通，希望大军能够顾全大局，接受这个方案。我对刘国凯先生的天真想法不以为然，我知道曾大军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弃自己想法的人，我试探他是否真的想当这个主席，如果想当可以让给他。他居然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当，我来干一届，然后传给你。国凯那里，先瞒着他，反正党内的选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让他们选我就是了。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他居然敢用这种手段欺骗国凯主席。
我不好把大军的态度告诉国凯，只能暗示他三大可能开不顺利。国凯却信心满满，以为他已经说服了大军。
在三大召开前夕，曾大军不停地在邮电组里向美西挑衅，美西在回骂曾大军的同时，也揭发批评了刘国凯。国凯大怒，要买机票飞去美西跟那个姓杨的决斗。我和党内同志都拼命劝阻，只有曾大军和小平头一明一暗挑动国凯去打架。国凯在网上写了挑战书，又对儿子安排了后事，预备飞洛杉矶。大军居然挑逗说愿意做为国凯的护驾，跟着去洛杉矶决斗。这让国凯骑虎难下。我当着曾大军刘国凯的面揭穿这是个法律陷阱，因为对方肯定报警，等刘国凯到了洛杉矶，根本见不到什么人就会被警察以“恐怖”分子逮捕。堂堂社民党主席进了班房，美西社民党正好发新闻把国凯搞臭，三大还怎么开？
听了我的分析，国凯如梦方醒，这才放弃了去洛杉矶打架的想法。后来，连蒋小岚也谴责曾大军怎么能鼓动国凯主席干这种事！
后来，在我们开完三大之后，刘因全的美西社民党在网上骂了我们三个月，我去美西找他们，当着王希哲、郑存柱等人的面，刘因全表示停止论战，并承认当时确实有一个报警的计划。
曾大军事后解释说，他当时鼓动国凯去打架是激于义愤，但我认为这是包藏祸心。

三大前夕，曾大军向我借了三千美金，要去澳洲参加民运会议。不久澳洲那边的朋友传回信息说，曾大军想当主席，正在运作吕易支持他。我一点都没有惊讶，因为曾大军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是他了。等大军回来之后，我打电话给他，我干脆说你到我家来一趟，我跟你谈谈选你当主席的事。大军倒也坦白，承认自己和吕易商量要每人出一半机票，让丹麦的监委主席张国亭来纽约开三大，把会议搅了。因为他们数过票数，如果真选刘路一定能当选。（这些都是大军说的，吕易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我不得而知）。
我说你明天过来吧，我把国凯也叫来，把三大的事定下来。
打完这个电话，我接到民运老前辈薛伟先生的电话，他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向我暗示三大可能要出问题。我说我都知道了，大军想当主席，我决定做国凯的工作让他当。薛伟老师很惊讶，说：你可是开了民运的先例！
我把大军的表现和在澳洲的活动打电话告诉了国凯，国凯根本不相信。我就请他和大军一起到我家里来，大军倒也坦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在澳洲搞的小动作。刘国凯脸色铁青，说：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怎么到了要开会了，又变卦了？曾大军振振有词：刘路资历太浅，不能服众，我过渡一届，也是为了党的事业。国凯说：这个问题不是讨论多少次了吗？刘路干过律师，在国内就为民主运动做事，出来后帮社民党做的事有目共睹，怎么就不能担当重任？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看不好，不让大军当主席这个会肯定开不了，于是就说，我也支持大军，为了开好三大，不让张国亭来捣乱，别再闹出二届二中全会那种事来，我看还是大军当一届过渡稳妥一些。国凯痛苦地说：既然三比一，我保留意见。但是我有个建议，就是这一届只干三年，到二〇一六年换届。
我说，既然大军这一届是过渡，我想我们不妨搞个小内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常委会和党主席把握，党的日常工作有部长会议来操作，我来当这个部长会议的主持人。大家一开始提议叫书记处，我来当书记，后来国凯觉得不妥，太像中共，就干脆设立一个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后来国凯又跟陈钊吕易等人电邮商量，交换了意见，内定由曾大军接任主席，干三年；吕易副主席，陈钊秘书长，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又加了一个梁斌担任监察委员会主席，共同组成常委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因为组建社会民主主义学会一事跟曾大军产生尖锐冲突，无法再在党内工作，提出辞职并退党，曾大军居然造谣说：本来刘路要在三大上接任党主席的，因为上级（国内的国安部门）不同意，所以他曾大军被迫出来当这个社民党主席。许多当事人都还在，刘国凯陈钊吕易以及党外的薛伟老先生等等，曾大军居然就敢撒这种弥天大慌，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脸皮之厚！

七、刘兴耐不参加社民党活动之谜
我在三大上没有当党主席，个中原因我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又不方便对外透露，这就给曾大军造谣惑众留下了空间。虽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谣言，但毕竟让人产生了疑惑。三大召开后不到半年时间，我又突然提出辞职并退党，彻底与社民党脱离关系，更让不知情的外人感到疑惑，有的人曾经多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都没有认真回答。
在我回答我为何退党辞职之前，我必须跟社民党党内同志解释一下刘兴耐为何没有参加三大,而且拒绝参加社民党的一切活动，实际上等于退党这个谜底。
刘兴耐是八九年的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参加过六四，因为介入八九学运被学校开除。九十年代中期刘兴耐来到美国，不是依靠政治因素而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身份。她在美国有硕士学位，有稳定的收入，她哥哥是学自联的领导人，她自己本人在认识我之前没有介入过海外民运的活动。我觉得她历史清白、为人正派、英语又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经过我做工作，让她和古川、穆文斌等人一起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入党之后，她经常在电邮组里看到曾大军为了一些琐事跟西部的人展开骂战，内容粗鄙、不堪入目。她对我抱怨过好几次。三大之前，我发现了大军的一些不正常的疑点，就带着资料和她一起去找国凯反映，国凯认为大军还不至于是中共的特工，让我们不要多想。此后不久，刘兴耐向我提出要退党，我不同意，她也就没再坚持。但是已经不再参加党内活动，也不在电邮组里发言了。三大召开前夕，我把曾大军搞小动作要当党主席的事跟她通了气，她态度坚决地要向国凯建议推迟召开三大或者干脆取消，决不能让曾大军当主席。我向国凯提出了刘兴耐这个想法，无奈国凯考虑到开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完了，不能再变更。只好硬着头皮开会。由此，三大召开的时候，刘兴耐不参加会议，只是碍于我的私人情面去机场接过几个人。以后也不再参加社民党的任何活动。等于实际上已经退党了。
刘兴耐为何对曾大军的态度如此决绝，我后来才感觉到，她一定是看透了曾的本质。曾大军曾经参加过学自联，而刘兴耐的哥哥是学自联的领导人，她是否从她哥哥那里获知了曾大军的一些什么东西，我没有证据，不敢妄猜。

八、刘国凯主席彻底退隐之谜
认识刘国凯主席六七年时间，交谈多次，发现他有个心结，就是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两次大分裂，还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社民党在国内的党部都被破坏殆尽，很多人被调查、监控。数年后，武汉一个叫李铁的国内党员被以颠覆罪判刑十年。方圆和美西的人一口咬定是刘国凯的错误导致了这次悲剧，国内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个叫陈晓琳的人，疯狂攻击刘国凯不顾国内党部的实际情况搞什么白衣行动，是吃人血馒头，故意出卖国内同志。刘国凯的第二个心结是他并不想当什么“万年主席”，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而不得不一拖再拖。曾大军的表现又让刘国凯深感失望，他寄希望于我，希望我能把社民党的旗子打下去。国凯对我优柔寡断不肯与曾大军争这个主席职务深感失望，最终只好一卸了之。他封了电邮、换了电话，切断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刘国凯对曾大军的不信任，还表现在他居然把社民党的印章交给我而不是作为党主席的曾大军（但是曾大军开完会后立即拿走了），不把国内的组织系统向曾大军移交。
刘国凯退出了社民党和民运，主要是对曾大军的身份有重大疑虑，对社民党的未来前途忧心忡忡。

九、我退出社民党的经过和原因
实际上国凯主席对我的期望是一个错误。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的个性，不是搞政治和搞组织的料，尤其厌恶介入民运的争斗。我其实就是个小文人，舞文弄墨写点文字才是本分。而搞民运需要强悍的神经，需要没有洁癖，不怕把自己搞的声名狼藉。这岂是我能所胜任的？
三大之后，曾大军这个社民党主席突然神隐三个月，借口搬家，电话电邮都不通，弄得很多文件签署没法进行，党内同志迭有烦言。宋雨轩和穆文斌两个中委对此事意见很大，发出尖锐的批评声音。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我接到一封来自日本的电邮，内容是国内的人要找曾大军主席。我把电邮转给曾大军，并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他让他去网吧给人家回信。不久曾大军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泰国有没有组织机构，准备迎接一个来自大陆的人。我说你真是莫名其妙，泰国有没有组织你不知道？泰国原来是吕洪来和庞晶在支撑着一个党部，因为对曾大军有意见，早就很消极，而且这两个人现在都到了美国了，泰国哪里还有什么组织机构？曾大军立刻撒谎说这是国凯让国内的人找他，他才转告我的。我反驳说：国凯对泰国的情况更清楚，他如果要找我，不会自己打电话？曾大军随后就没有了下文。
三大之后，我决定组建一个叫社会民主主义学会的中立学术组织，综合国内和海外的资源对社民主义理论进行探讨，这个设想事先也跟国凯谈过。这个机构可以让任何对理论有兴趣的人进来参加，但是社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参加，因为如果参加了，那就会增加敏感性，给国内的朋友带来危险。可我没有想到，曾大军像疯了似的，一定要进这个组织，并且要当什么“常务副会长”。我反复向他解释他都不听，他这样反常的做法让我更怀疑他进这个机构别有用心。为了国内朋友的安全，为了避免再出现以前那样的国内人员被一网打尽的悲剧，我决定不再退让。于是跟曾大军相持不下，发生尖锐矛盾。
曾大军再次祭出他擅长内斗的拿手好戏，突然攻击宋雨轩和穆文斌分别是“特务”和“贪污犯”。所谓宋雨轩是特务的依据是宋在从曼谷到纽约来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个东西，宋这个人喜欢炫耀文采，把他多年前写的东西给我看，我也让曾大军看过，曾大军认为这个可以说明宋雨轩是特务，我不同意，因为这个东西是宋雨轩亲自交给我的，虽然内容有些不妥，但是据此说人家是特务就太夸张了。曾大军也就没有再坚持。
所谓穆文斌是贪污犯的说法，乃是穆挪用了党员出书的1300元钱，经过我做工作，人家已经还了钱，这件事也已经结束，曾大军把这两件旧事翻出来，攻击这两个骨干中委，反应了其政治品质的卑劣和心底的阴暗。
我打电话给曾大军强烈抗议他的这种做法，其他中委包括陈钊魏晓峰在内都认为曾大军做的不对，曾大军被迫在电邮组里表示向这两个中委道歉。
我很清楚曾大军打击这两个人其实是为了打击我，报复我不让他进社民学会，从而把事态闹大。果然，曾大军在电邮组里把我删掉，仅给吕易、陈钊、魏晓峰、梁斌等四常委发函，说我“居心叵测”，“图穷匕首见”，把我描绘成一个打进社民党中央核心位置破坏社民主义事业的坏人。
曾大军阴一套、阳一套，玩弄权术，耍尽阴谋，让我对他彻底失望，我只能选择跟他分道扬镳。
当曾大军借宋雨轩和穆文斌的事向我发动攻击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清楚地知道，跟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他好斗的个性，没有底线的品行，让我感到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次借机发难，无非是想进入我的社民主义学会，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根本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组建的一个组织，就成为人家“钓鱼”的平台。有人说，我也可以留在社民党内跟曾大军斗争，而以我的禀性，实在是没有任何兴趣和精力跟他耗费生命，搞得一地鸡毛，让自己的形象声名狼藉。

十、曾大军给我造的谣言
我退党之后，曾大军给我造了无数的谣言，有的谣言甚至互相矛盾，令人哭笑不得。
曾大军给我造的第一个谣言是，我把社民党的人都拉跑了，我想自己另立山头，当主席。陈钊给我写电邮，第一句话就是：刘路，不要再拉社民党的人了。我告诉陈钊，我退党就没有想再搞队伍，不能以小人之心推测我。我邀请陈钊到纽约来，把所有的中委和骨干党员都召集起来跟他见面，请他问问有哪个人是被我拉跑了的？实际上，我在退党声明发出之后，只有古川和穆文斌也跟着退党，我还说了他们一顿，劝他们留在社民党内。
曾大军造的第二个谣言是：我的退党行为给社民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他借我的剩余1000美金也不用还了。我想请问曾大军，我加入社民党的时候，社民党不过是个空架子，连基本队伍都没有，我退出社民党的时候，社民党有一个基本队伍，有魏晓峰等若干骨干在进行社民主义事业，我造成了什么损失？
曾大军造的第三个谣言是，我是被魏晓峰逼迫辞职退党的，魏晓峰在关键时刻做出了突出贡献。相信所有脑袋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这种说法跟第二个谣言是矛盾的。既然我退党给社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魏晓峰逼迫我退党怎么就成了“突出贡献”？这不胡扯嘛？
实际上，退党和辞职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之所以没有向社会公众说明原因，是因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不想跟曾大军斗得一地鸡毛让别人看笑话。
曾大军此后还给我造了无数的谣言，例如我是国安部外派特工，手里有大笔经费，言外之意借我的钱可以不还了。我本来被安排当社民党主席，三大召开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不干了，他曾大军只好被迫出来当这个主席。我在2013年2月去泰国期间，曾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失踪了，实际上是回了中国。曾大军还无耻的把这个时间从2013年2月份挪到7月份，以便跟我去西部跟刘因全“勾结”挂上钩。但是这个谎言没有办法编圆了，因为我2月份在泰国见过张国亭、赵发光、庞晶等人，赵发光就是拿着我发的三大邀请函来到美国参加三大的。曾大军被我戳穿谎言之后，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他的“移花接木之计”，简直无耻到令人无语了。
曾大军这次能够在澳洲用红酒和辣椒油配制混合液，攻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士，反应了他内心的残忍和对文明社会基本规则的蔑视。
这个心底阴暗、手段残忍、撒谎成性、朝三暮四、首鼠两端的败类，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员都不合格，更遑论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我在病中写下这段长文，回顾跟他交往的数年时间的经历，其目的就是要提醒社民党的全体党员，认清这个道貌岸然却内心龌龊的卑劣之徒的真面目。

刘路
2015年5月17日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