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蜀军 “六四”最大教训：革命必须由革命者领导！

蒋蜀军

(原创)      
       又到一年一度祭奠“六四”时，我们年年都在这一时刻谴责、愤怒、悲愤、感怀，却少有反思，甚至批判。特别是后者，面对成百上千的无辜死难者和幸存者的苦痛，又如何做得出？然而，如果我们不希望志士的血白流，不希望再错过下一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机，就很有必要站在对立面审视“六四”。
       个人认为，“六四”虽具民主启蒙性质，却非真正意义的民主运动。
       不错，“六四”打出了“民主、自由”旗号，一些知识精英们也以现场授课、发表文章等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向学生们宣传民主、自由理念，然而这和“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主张又有多大区别？特别是就本质而言，启蒙的意味相当明显。正是这一跨越百年的启蒙，使原本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六四”从一开始便带有先天不足，以致自甘堕落地扮演权力的小妾角色。
       总体看，“六四”就是站在承认中共统治合法、维护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以民主方式开展的一场推动中共自我修正的改良运动。主导者们自始至终自觉地以中共党内不占多数且软弱的开明派、民主派意志为指导核心，视其动而动，视其止而止，刻意引导广大学生去迎合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宫廷式政治变革”和虚无的民主革命。这种甘当小妾的奴才思维模式阻碍了“六四”民运兴起后积极有效地向纵深发展，客观上起到了阻止除北京之外的更大范围内的全国民众广泛参与的破坏作用，注定为大屠杀埋下伏笔。
       从阮铭《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教训》等书和相关史料的披露中可以看出，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有变革的意图，也不乏变革的决心，但独缺变革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的缺失，使得中共改革派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只能局限在改良范围内，而无民主革命的实质。方励之、严家其、王军涛等民运主导者们在这种小妾心态的驱使下，没有看清个中原则性的区别，错误地把中共带有极大局限性的改良当作民主政治改革来认识，也因知识分子固有的善良而缺乏起码的警惕，单纯地怀着良好的愿望，盲目地以满腔热情发动学生去一味迎合、鼓动，而在惨案发生后又惊慌失措，只落得仓皇出逃，显得毫无韬略和谋划。由此，不能不让人感慨，造成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全军覆没，和北京大量无辜学生与市民惨遭屠杀的大悲剧的元凶，固非残暴成性的中共莫属，但要说“六四民运”的主导者们没任何责任，恐也不妥。
       这种依赖权力的小妾心态不仅民运主导者们有，也大量地存在于积极参与“六四”的广大学生和市民中。比如，“六四”期间，不少国际媒体的记者、外国使馆人员冒着极大风险深入到广场采访、了解情况和表态支持，却屡遭学生拒绝，理由便是堂堂的“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涉”，足见中毒之深！大屠杀发生后，不少受伤和死难的学生与市民在子弹射入身体时，竟还天真地以为是橡皮弹，而绝不相信眼前血淋淋的可怕事实。
       严家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他和他那一辈的知识精英应该对中共残暴、血腥的本性有深入骨髓的认识才对，“文革”距离“六四”也不过才过去十来年，当年的学生们也应该耳熟能详，但为何都如此健忘、如此轻信？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最终体认到“六四”失败的主因，不是因为中共太残暴，也不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学生们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和决心不够，而是缺少具坚定的民主意识和革命意志的韬略家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受自身综合能力限制的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无法担当起大变革的领导重任，只有具韬略的革命者才能胜任。这是因为，韬略家天生就是不满现状、有强烈反抗精神的革命者，他们破坏力强、意志坚定，只为革命而存在。韬略家基于革命现实的需要，能娴熟地掌握和运用心、权、谋、势、利五术，以心为根本，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穷极权、谋、势、利变化之奥妙，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纵观五千年历史之大变革，无论温和的变法还是激烈的革命，有哪一次少了韬略家是成功了的？
       韬略家不是阴谋家，也非单纯的革命家或政治家所能概括。总体看，他们具有以下特征：
       1、纵观古今中外，举凡韬略家必为革命家，这种人天生不安分，破坏力极强，文武兼备或某方面才能举世无双，如成吉思汗不识一字，却精通《孙子兵法》。他们社会阅历特别丰富，大多身世艰难，历经坎坷乃至九死一生，因而具有超越常人的革命意志和敏锐的胜负观，越是危急关头，越能展现出非凡的争胜负意识和才能，往往成长为革命队伍里的主要领导力量。领袖如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武如韩信、曹操、李世民、成吉思汗、赵匡胤、蒋介石等，文如姜尚、张良、诸葛亮、刘基等，都是不世出的人才。
        2、韬略家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书本知识融为一体，善以阅历、经验补知识之不足，又或将两方面融会贯通，综合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多有大智慧，故境界高。因境界高，尤善把握大势，趋利避害，进退有据，重韬略、谋略，时有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也不排除必要时以骗术、诈术、伪术致胜，这和只会玩小伎俩的阴谋家是决然不同的。古云，术之一道，以之为善，则得善果；以之为恶，则造恶孽，贵乎一心。
        3、韬略家往往心怀天下，有雄心壮志、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思想崇高而敏锐，行动坚定而迅捷，虽有和无赖一样的惊人的破坏力，却非无赖；虽多谋善断，巧思诡计百出，如陈平授计周勃骗兵符反吕后等，却非阴谋家。因一者求道，一者贪利，故大不同。
        4、韬略家用今人的思想来理解，主要是指战略家和战术家的结合，当然也有侧重，如政治、军事、社会不同方面。这类人当然不是完人，如古之秦始皇，今之毛泽东，皆成暴君，但不能因之而否定韬略家的重要作用。“六四”就是最好的说明。没有这样的关键人物居中指挥、调度，革命要想成功，至少历史上还没看到先例。当然，也不是说有这样的人就一定成功，如蜀汉之有诸葛亮。但有与没有大不同，起码局势会产生很大变化，绝无“六四”之狼狈、惨痛！
       有人认为推崇韬略家是复辟强人政治，这是误解。中国今日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民主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都是空谈。其次，中国现在根本没有政治家，有的只是暴君、权贵、走狗和奴才，所以政局才走向崩溃，故暂时还谈不上强人政治的问题。再次，强人政治本身不是问题，美国就是典型的强人政治，但美国从未出现暴君，这是由其民主政治制度和理念所决定的。而且，美国人民享有近乎绝对的自由权利，可以充分限制强人政治。二百多年来，美国持续强大且拥有广阔的未来，为人类历史所仅见，究其因，还不仅仅是实力的强大，而是文明的强大，而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后发国家在可见的未来无法追赶得上的主因。因此，如果实在对强人政治担心，大可直接向美国学习，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搬过来借用，根本不必画蛇添足，另搞一套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就算搬过来后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不会是原则和制度的问题，而是由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产生的，这种差异大可通过具体的措施和时间来调整、解决。所以，不能因担心强人政治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而排斥、拒绝韬略家。这是愚蠢！
       今日中国，革命正逐渐成为必然和唯一的选项，“六四”也留下了无数的民主火种，主张革命者可谓如鱼比鳞，独缺领头的韬略家。这个现实民主人士必须认识清楚。我给今日韬略家的一个定义是具坚定民主意识，以区别于传统的韬略家和如毛泽东之类的暴君、屠夫，表达的意思就是革命必须要有韬略家那样的革命者来领导，否则还会失败。
       顺便说下，毛泽东虽为千古第一暴君，但其著述《毛泽东选集》（前四卷）却是集五千年革命之大成，堪为革命之绝学，至今无人可以超越。择其善而用之，择其不善而弃之，是千年古训。对革命而言，这一节尤须分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