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世界上属于非常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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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世界上属于非常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对这样一个问题,各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回答。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8月1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表示肯定地说：“中国的大学不比美国的差，办得很成功。”当然，杨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同样是学术大师， 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的唯一华裔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则毫不客气地指出，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甚至连一些院士的文章，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丘教授同时还痛斥中国学术腐败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并警告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杨振宁教授有关“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的发言经新闻报道后在国内立刻招致了一片批驳和网友的叫骂之声。不过我想以杨振宁教授所处的高位以及年龄的关系，对当今中国大学里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至少没有切身体会。

　　另外，杨教授的上述发言和表态也要从当时的特定环境和氛围下去理解。我们不可随意妄加指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今的中国大学的形象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浮躁之风日盛一日。

　　当前大学教育中的种种不良现象众人早已耳熟能详，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站出来公开进行批判或以实际行动加以抵制。如此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为不满艺术类研究生招生中把功课考核重点都放在英语和政治上而忽视了专业能力，一怒之下辞职。

　　他同时指出，大学管理行政化、各种各样所谓的量化指标和填不完的表格让人无所适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国际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抱着对故国的深厚情感，利用各种途径回国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对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体制深表忧虑，不时能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或听到他们的诤言，但他们也常常表示对这些现状无可奈何。

　　说白了，现有体制的受惠者大多占据了当前大学和科技界资源分配的决策位置，那些享受各种资源和政策利益的一些院士、大学领导、以及一些知名学者们，是这些体制的坚定维护者。

　　经费申请过程腐败丛生

　　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除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和体制需要详细解剖之外，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有两点非常值得有关当局认真考虑，并痛下决心进行改正，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其一就是所谓的量化考核制度。现在对大学教师的考核非常类似于当年农民在没有进行分产到户之前的劳动打分制。而这样量化的打分制表现出了对科研经费和金钱的顶礼膜拜。在很多大学公开的业绩考核指标中可以看到，申请到100万元的科研经费本身比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或专利要重要得多。

　　另外这样的量化考核制度可以完全不考虑教育和科研本身的特点，逼迫教师匆忙发表低水平或不成熟的科学论文。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真正想潜心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教师要么必须忍受非常贫穷落泊的生活，要么也只能削尖脑袋去找钱！

　　正如中国媒体上所说，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当年是非常幸运的。按现在的量化考核指标，陈景润是当不了大学教授的，可能还要卷铺盖走人，因为他几年都没有文章发表。按他的为人和不善于交际应酬，在没有成名前也是不可能申请到大的科研经费的，因此留他又有何用呢？！

　　另一点就是，大学教师的个人收入和申请到的科研经费直接挂钩。这一点既是中国特色又危害性极大，同时也是科研经费申请过程中种种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

　　举个例子，在上海这样高消费的大都市，一个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一般每月不到3000元人民币，扣除一些公积金和养老金之后发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元左右。而这些教授培养的学生一毕业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立刻可以拿到比他们的老师薪水高的工资，有的还要高出许多。

　　不过，同为大学教授，那些有能耐拿到大笔科研经费的人，他们的各种收入每年可以达到十几万、甚至高达几十万。

　　各项批准都要“运作”

　　大学的各种资源和奖励制度也都向这些人大力倾斜。因此大学里面教师之间贫富极为悬殊，那些能拿到大笔经费的教授、领导活得非常潇洒。他们领着高薪、有些还开着名车，享受着当今体制下的各种好处。

　　可以这么说，大量的国家的科研经费可以堂而皇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个人的腰包或者用于与科学研究没有关系的其他方面（如买车、各种应酬、拉关系等）。

　　在中国的大学里，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可以说是空前的宽松，而且这也成为大学吸引人才的法码和优惠政策。由于大学评价老师的业绩标准中，拿到多少科研经费是最最重要的业绩指标，在这样的政策环境和评价体系下面，那些会打通各种关节、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就成了大红人，各种各样的荣誉纷至沓来。

　　实际上不少能申请到大的科研经费的人，往往不做课题（精力和能力有限，可能也不屑去做）；能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难以申请到科研经费。大课题，不经过评审就可以内部小圈子确定下来，小课题则需要大范围评审，是当今科研分配体制的一大顽疾。

　　另外，由于科研经费和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直接挂钩，大家拼命申请经费，由此而来高校科研人员所面对的竞争压力非常大。近年来，不断有高校教师英年早逝，而分析得出的最大原因就是“过劳死”。

　　为何要那么拼命呢？因为不拼命申请经费和拼命完成任务，个人收入就马上掉下来， 而且考核也不一定能过关。 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在大学教育和科研经费的投入上逐年增加，但如何提高这些经费的使用效率和减少其中的腐败现象，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败。

　　在中国大学和学术界，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词：“运作”。说得不客气点，“运作”也就是拉关系的同义词， 只不过说出来好听多了。

　　申请科研经费要“运作”，学术成果鉴定要“运作”，评奖当然要“运作”，而要当选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那就要全国大“运作”！

　　申请者个人和所在的单位，会运用各种办法和资源去“运作”。因为当选院士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所在单位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的大学为争取院士名额，可以不惜代价。然而院士毕竟凤毛麟角，很多大学就采取争相聘请兼职院士的办法。因此现在很多院士身兼数职，这样既为所兼职的高校带来荣誉和实际好处， 也给院士个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何乐而不为呢？

　　科研要从平凡中见伟大

　　中国院士所享受的各种特权一定让美国院士甚至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羡慕。有报道称，化学家李远哲教授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之后，他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特殊照顾。

　　真相原来是，伯克利大学里停车位一直很紧张，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校方就在停车场里划出了一个车位，标上“李远哲博士的优先车位”。

　　须要说明的是，车位并不是李远哲的专有车位，而只是优先车位——这就是李远哲获诺贝尔奖后得到的唯一特殊待遇。如果中国的院士们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特权”的话， 可以肯定像现在通过“大运作”来申请院士的人数要少得多、热度肯定要低得多。

　　在这样的体制下，那些头顶多种光环而且能在这种体制下如鱼得水的一些领导、学者、教授们，又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指导他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呢？更不用说这些能人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大学本科生的教育了。

　　那些能申请到大经费的教授可以带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研究生，而大量的社会活动和交际应酬同样少不了这些人的身影。难道他们都是超人吗？社会的进步、科学的突破难道仅仅依靠这些大量时间花在“运作”上面的能人吗？

　　其实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是平凡中见伟大，默默无闻中去探索科学真理。真诚希望丘成桐教授等的呼吁能引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教育和科学发展才是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