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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感言，感言不长，却花了一大段文字来专门论述与“六四”纪念活动格格不入的所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定成果”，读来实在有不伦不类之感。
感言结尾说“今天我们关心‘六四’真正的意义，也就在此。”但纵观短短全文，究竟这“真正的意义”是如何一个“就在此”法、或者说“此”为何物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复通读，只能让人疏导出如下一个中心思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已（千真万确）有一定（或相当）的成果了。”如果将这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就能够“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就能够“为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关心“六四”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正视并珍惜中共政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为了证明这个所谓的“成果”属实，马英九言之凿凿罗列了如下理由：“从大陆官方抢救灾民的迅速、大陆首长对灾民的关怀、灾难及抗争新闻报导的开放、大陆人民捐输的踊跃、到对外国救援团队的欢迎，对台湾救援团队的友善，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的表现已大大不同，国际媒体亦迭有佳评……”
这让我不由得联想起我的老父亲曾经对中共感恩戴德的理由来：从前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两肉，现在经常都可以吃到肉了；从前上大学可不容易，现在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从前谁要敢对毛主席略有不敬就得蹲大狱，现在就算酒前饭后略微评论几句也通常没有人搭理……所以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多好呀，我们真得感谢党、感谢政府呀！
我对父亲说：衡量一个政权好与不好，应该拿这个政权与其它政权作比较，而不是拿自己的今天与昨天比，从而得出夜郎自大的结论。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是也。横向对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有几个国家不比几十年以前更能吃到肉、更容易上大学呢？就从1949年中共执政开始计算，人家国外的进步不是普遍更快、更彻底吗？再说，文革时期吃不上肉、上不了大学、噤若寒蝉的状态又是谁造成的？不还是中共政府吗？这世上哪有昨天对我侵犯严重，而只要今天的侵犯似乎稍微轻微一点，我就要对其感恩戴德的道理！
并且，就算非要拿自己的今天与昨天相比，得出事实上是否进步的结论，那也得把客观环境的制约与主观愿望是否积极主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进去。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民主潮流的进步必然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叫做“水涨船高”。但现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水位早已经成功上涨了不少，而腐败独裁的中共政权正死死地在湖坝上凿孔放水、竭尽全力地拖着不让船顺势上升呢！或许事实上略有上升吧，可中共政权千真万确地正充当着那凿孔放水的大拖后腿者！
回过头来说四川地震。关于这次中共救灾的负面报导实在太多太多了。比如隐瞒地震预测、追查地震“谣言”来源、“成功辟谣”导致无数民众毫无防范地无辜丧命；比如救援部队只能“陆续”而缓慢地追加、国外救援队被一再拒绝并且不能够根据实际灾情自由安排救援地点从而导致宝贵的救援时机大肆延误；比如当务之急不是把官商勾结非法窃据的90%以上财富吐出来有效救灾、不是对党官集团每年挥霍6000亿元的用车、考察、吃喝等开支立即作出切实有力的削减，而是寄希望于那些只掌握了10%财富不到的普通老百姓的可怜捐款；比如拼命封锁地震灾情报导，只留汶川等地作为自己集中救灾、大力作秀的形象窗口，从而导致了更多不为人知的灾区受灾民众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比如为了掩饰体制自上而下的彻底腐败，大力封杀对学校豆腐渣建筑的真实报导，从而阻挠人们对这次惨绝人寰灾难的全面反思……如此之多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本该让所有善良的人们痛心疾首、忍无可忍了，可偏偏就有人对这些负面报导似乎完全视而不见，有人的眼里，居然只能看见“国际媒体亦迭有佳评”！这不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吗？
诚然，中共这次救灾确实“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的表现已大大不同”，可是，这就能够算作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了吗？多年以来高速的军备扩张，全世界范围内科技的日新月异，等等这些客观因素注定了，无论哪个国家，今天的救灾表现也会远远不同于三十年以前。尤其重要的是，通讯工具的高度发达，网络资讯的日益透明，使得绝对的新闻封锁与愚民洗脑已无可能，加上种种社会矛盾不断加码、中国民众的大面积觉醒、天怒人怨此起彼伏，使得中共政权早就坐在了火山口上，它们仍然敢象1976年那样，我行我素、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把救灾当作儿戏把玩吗？就算再借它们一百个恶胆，谅它们也绝对不敢！所以从根本上说，并非是进步了，而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客观环境不再允许。如果真心救灾，为什么只要逮着机会就总会干出一些与救灾背道而驰的罪恶勾当呢！
昨天月黑风高、人们闭目塞聪之时我轻而易举杀了十个人，今天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不易得手，我大费手脚才杀了一个人；昨天银行无人防范，钱就摆在柜台上，我大摇大摆地“取”走了一百万，今天银行保安巡逻，监控严密，我费尽心机才蒙骗了一万，能说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进步吗？这不是情非得已，才不得不作出丝毫无关乎进步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
然而这些，居然就被马英九先生莫名其妙地视作了中共的进步！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马先生居然会专门选择“六四”十九周年这个本该讨伐中共罪恶、替无辜死难者伸张正义的日子而大发如此格格不入之感言。“六四”大屠杀发生于中共“改革开放”的第十一个年头，但愿马英九先生不会把“六四”大屠杀的本身也视作中共“改革开放一定成果”的一部分罢！
下面这段文字，节选于拙文《论中共之坏》(20070703)，诚邀马英九先生指正：
“有人说，从历史的整体上看，中共固然是最坏的，但中共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比“文革”时期改良一些了，至少我们都知道，现在要比北朝鲜好很多了吧，所以中共正在走着改良之路呀。
可是，一个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恶徒，如果真心实意地改恶从良，必须缺一不可做地到两点：一、立即放下屠刀；二，诚心认罪伏法。而中共这个恶徒，一不放下屠刀，二不认罪伏法，它是改的哪门子良呀？哦，如果我人照样杀，火依旧放，只是不再偷鸡摸狗、不再粗言秽语了，这能叫改良吗？（参见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门子良哟？》）
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看起来千真万确地要比“文革”时期绅士一些、光鲜一些呢？为什么中共现在比起北朝鲜也似乎真的要自由一些、民主一些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举个例子，一个偷鸡摸狗的惯犯，如果开始较少地偷鸡摸狗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已经改恶从良，因为完全可能基于如下种种原因而导致他表面上变得光鲜：一，年老体迈，力有不逮了；二，已经被识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客观环境不适宜了；三，他自身邪恶境界有所升华，已经不屑于小偷小摸，转而寻求更为隐蔽、更大利益的邪恶勾当了。如果是这些原因才促成的表面绅士和光鲜，我们能说他开始改良了吗？在中国大陆有过生存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早期，社会上随处可见一些横鼻竖目、喜欢打架滋事的小混混，可后来“与时俱进”地越来越少，这些人都去改恶从良了吗？非也，他们很多都转向了组建严密的黑帮组织，开始干起杀人越货、贩毒、开赌场、放高利贷、贩卖人口、逼人卖淫等等更为邪恶的勾当。尽管在大庭广众之下它们确实都会表现得比以前更优雅、更品味、更涵养一些，但谁能说它们已经改良了呢？
中共其实就是这样的。
在一次又一次丧心病狂、颠三倒四的荒唐运动把自己也折腾得无以为继之后，它不得不另寻生机。它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就是试图以经济的发展来转移政治危机，为继续独裁统治炮制合法性。然而经济的开放不可避免会带来资讯的开放，资讯的开放势必催生人们思想的自由。此时的人们，再也不可能去相信“亩产十万斤”、“解救全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等等连篇鬼话，也再不可能被中共愚弄挑拔到神魂颠倒、互为揭发、个个争先恐后地效忠于党了。那么，如果此时中共仍想返回到“文革”和北朝鲜的绝对严密控制状态，还有任何可能吗，那不是痴心妄想吗！所以，现今中共的治下，如果表面上真的多了一点点自由和民主，也绝不是中共的本意，那只不过是中共事与愿违、回天无力、万不得已的大势所趋罢了！君不见中共一直嚷嚷着“两手都要抓”，只是无奈伸向人们“精神文明”的这只手抓不住了吗？君不见江贼民厉声叫嚣“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吗？君不见胡紧套甫一上台就派李长春去北朝鲜学习金小丑的政治控制经验、成天思量着要替毛贼东思想引魄还魂了吗？君不见中共的“金盾工程”加固得举世第一坚固了吗？如果真心改良，怎会念念不忘地与自由、民主为敌呢？
尽管表面上光鲜了，也再三自诩“和谐社会”了，但中共的邪恶本质是从来也没有变过的。因其邪恶，所以心虚、所以风声鹤唳，所以总会按捺不住要暴露出青面獠牙和嗜血本性。就在它所宣称全世界“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众目睽睽）的状况之下，就在它自称中国人权前所未有地好的时期，它可以命令“人民子弟兵”肆意枪杀无辜青年学生、血洗长安街，它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猜疑和妒忌，公然在全世界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疯狂的、对信善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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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5 23: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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