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中国欲“超美”务须弃俄毒药方

诚毅

                                                                                            曹长青：中国欲“超美”务须弃俄毒药方
                                                                          ——抛弃俄国知识分子的毒药方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6-20 讯】

作者： 曹长青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的富国强兵(而不是重个人自由)，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还有什么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更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于，要明白美国的价值在哪里?美国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以全民大炼钢铁、群体主义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七千亿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国的总和还多。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自由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而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其实质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么说，就是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确立的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美国的自由、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于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文化、美国价值、美国文明的核心。
中国文化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国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没有了国家(更具体是指政府)和社会，个人就什么都不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所谓中国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国文明的核心。
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可谓用视觉艺术诠释群体主义意像的经典。那种千万人的整齐划一，那种机器人般的震天呐喊，那种把国家民族抬到至高无上地步的极力渲染，使那些具体的个人，在庞大的群阵中，只是一个个的小黑点。它展示的是：群体是伟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应主宰一切;没有了群阵，没有了群体，没有了国家这个大河，你们这些小黑点般的“小河”，就会干涸，就会板结。
而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强调个体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哈佛教授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专著中明确指出，“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
把这种哲学语言转成大白话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哪段人类历史上，国家都是虚的，社会也是虚的，它们既没有生命，也不是实体;只有个人，才是实体的存在。
只有个人是实体，而且是唯一的实体，那当然就有“绝对的价值”。在价值份量和顺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的社会和国家。所以，个体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社会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导出，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
在该书自序中，诺奇克开篇就提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一句话就断言：“个人拥有权利”，随后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个人权利”留给“国家”多少活动空间?诺奇克问的不是国家给个人多少余地，而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空间。这种提问方式，就明确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是根本，国家(社会)次之。不是国家社会有绝对权利支配个人，而是个人决定国家有多大的权力和支配余地。谁是主体，谁是附属，一目了然。
因此，美国文化是个人至上，个体权利要绝对保护，个人自由要绝对捍卫。事实上自然界也如此，没有众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汇集，哪有“大河”的波涛滚滚?
而如果不了解美国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根本价值，只是一味做强国梦，甚至强调和美国价值相反的群体主义，中国不仅无法超美，还会“超”到岔道上。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的富国强兵(而不是重个人自由)，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还有什么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更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政治，但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分子们都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那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开的“药方”都错了，不仅没把“俄国病”治好，却是把俄罗斯带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扩散到世界，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
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
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
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后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于是被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的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革新派还是复古派)的整体倾向：对农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没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高歌，为后来列宁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所以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很一致，不仅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同时都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制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
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那个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伤人害命的“巫医”。别林斯基虽然在中国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别氏“默默无闻”。不要说对别林斯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俄国知识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安兰德甚至对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国是一个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应是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思想价值和经验，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价值为核心!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2015年6月9日改写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第9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