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的五虎上将

ufozzy

2014-11-16 中天卓越



三年饥荒的五虎上将是李井泉、吴芝圃、舒同、曾希圣、张仲良。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１９６５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１９６１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２３７万，有人推算达８００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１９６２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

１９６５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１９６８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１００万。为此，有１３万干部受到审查，９８３人被撤职，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１９６２年４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１９６７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１９６１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３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１９６５年８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最后，讲一个曾希圣“大炼钢铁”的龙门阵：

“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

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

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本文来源于凤凰论坛：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676706

雨夜

刘煜之：知青时代的主要记忆是饿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对那个年代的主要记忆是：饿。有多么饿呢？我讲一件事。两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我夹菜时不小心掉到桌子上，就毫不迟疑地用手抓起来，吃到嘴里。邻座的一位同事拽我的袖子，我才意识到失态了。我现在确实有个爱吃的“毛病” 。不是爱吃好的，而是爱吃馒头、米饭、面条，总之是能顶饱、热量高的。细粮和粗粮我吃起来没有太大区别。我知道我这个“毛病”是怎么形成的：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够，在大脑里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象。所以我现在是食欲（想吃多少）远远大于饭量（能吃多少），饭量又大于实际需要量。

    当时我们农场主产小麦，夏收的时候运粮的汽车几乎是日夜不断地往城里开。可是农场的职工还是实行粮食定量，一个月四十几斤。按说也不算少了，但是都是十几岁二十来岁正能吃饭的时候，实际上不够吃。女孩子一般吃不了，可以“支援”一些，但那都是定点支援的，还有些女孩子把粮票寄回家，所以一过月半，就开始有人在地里躺着不动，因为饭票已经吃完了。越到月底躺着干不了活的人越多。排长连长来了也没办法。那时粮食政策极严，团长也才能批准报销半斤粮。

    小麦不就是粮食吗？偷吃一些领导也会理解的呀！实际上不行。一是因为粮食政策严，一是因为我们不会把小麦变成馒头。从新疆调来管我们的连长说：你们这些知青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偷。确实是这样，小麦偷来有什么用呢？磨面粉、蒸馒头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后来我知道当时有一个知青把小麦变成了馒头：他偷偷扛一袋小麦到农民家里去，饿的时候可以随时到那一家去吃馒头。但这不仅是偷，而且肯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是极其个别的事例。一般知青只好硬饿着。秋收的时候可以支一口大锅煮嫩玉米吃，可惜一年只有一次秋收。

    有一次我们正在地里煮红薯和青蛙腿吃，上级来检查工作，征求知青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吃不够。其实那位干部自己恐怕也吃不够，但是不能公开说，硬说能吃够。“我就不信你们吃不够，你们能吃多少？”我说我一顿能吃二斤。这时送午饭的来了。他拉着我说：“我就不信你这么小的个子能能吃二斤。我们俩打赌。你能吃二斤我掏饭票，吃不了你自己掏饭票。”我想了一下，说：“好。刚才吃了的不算。”

    “二斤馒头”并不是重量为二斤的馒头，而是用二斤干面粉蒸的馒头。二两一个的大馒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见过，十个大馒头我竟吃下去了。于是一群人都嚷起来：“我也能吃！”“我也能吃！”那个干部连忙说：“我知道啦，你们能吃！你们能吃！我知道啦！”一边说一边退到汽车上。知青们还要跟他打赌。汽车急忙开走了，知青们还敲着煮红薯青蛙腿的碗在汽车后面追。

    二斤馒头毕竟太多了，我肚子坏了几天。

    以后的情况逐渐好起来。粮食定量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取消，人们在这以前就感到宽裕起来是因为副食逐渐增加了。粮食统销最严的时候所有含有粮食和油的副食品（豆腐、豆芽、酱油等等）都买不到或要凭证购买，种粮食的知青也不例外。
   
刻骨铭心的饥饿感觉

文革期间，长期半饥半饱，地狱一般的记忆：酷暑严寒饥寒交迫终年劳累，政治上害怕说错话的恐惧
安徽北部农村更惨，大半年饥饿，红薯干也吃不饱

真是共产主义天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