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总理陈永贵恨死了“英明领袖华主席”

雨夜

晚年陈永贵道出历史真情——师东兵部分采访录

    我在1985年5月再次见到了陈永贵。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的情况，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你说，毛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有是么来往？”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子。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录音设备之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实际上很高，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

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对着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一筹。毛主席还一再地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 陈永贵说，“哪里来得及呢！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时，我就估计到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

那时，江青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就马上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看到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在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倒主张恢复历史的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

譬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她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她付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叁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她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到中央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譬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住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的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实是怎样看待的？你参加和讨论了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周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研究好了在我们面前过一过，并不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等人之前，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通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你不要总是你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做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们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已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而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很清楚。她确实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说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一样地讲话。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了。特别是我们下台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什么。其实现在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我调到中央以后，本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既然是毛主席的学生，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陈永贵说，“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就能够经常见到了老人家，谁知道来到中央，同样很难见到他。1974年以后，毛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显地苍老了，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倒是随时可见到他。她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一直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问她主席的身体状况怎样，她都说：‘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他没有任何大毛病，不久前还下去游了泳。’知道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谁知两叁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后来问她：‘你为什么不把主席的身体状况告诉我们？你要是早点说，也许可以用民间的祖传秘方治好主席的病。’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体状况作文章，要是让敌人知道了主席的身体状况，那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了吗？’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愣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们确实是有所偏爱的。

他对我说过：‘你和许世友同志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八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里练习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林彪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靠自己和少数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大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行！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一方面军的同志，譬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的这番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他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根据中央的统一调子来说的。江青这个人对他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我亲自听她身旁的服务员讲过：江青对我们很关心，给我们打毛衣，送钱给生病的人。还经常周济服务人员的家庭，并没有丝毫的虐待。江青被打倒后，就说她什么都不对了，把一切祸水都推到她的身上，我现在看来也不公平。1976年9月他到大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该怎么办？’当时我就对她说：‘斗吧，你说得对，大寨就是斗出来的，不斗就退。不都就修嘛。’这是毛主席的话，我服。”

    谈到华国锋时，陈永贵笑着摇摇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那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一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过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了他一条生命嘛。过去，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我们把邓小平解放出来，是国泰民安的标志。’你看看他多么傻瓜！1980年以后，邓小平决定在全国推行分田到户的农村责任制，我回到昔阳县给大家开会，一传达文件我就哭了，哭得上上下下泪流成河。大家都在怀念毛主席，怀念周总理，怀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现在看来，果然应了过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一切。’你看这话对不对？后来，也就是华国锋也被人家彻底轰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嘛。’他脱口道：‘因为他们也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要真正搞阴谋，我们也搞不过人家。’听了这话，我才对以前许多话产生了怀疑，对华国锋的话也大大地打折扣了。以前我还是很相信他的，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鬼。”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很生气地说：“他是一个胡日鬼，好多的鬼点子都是他先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还要坏。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打出来的江山？’他对我说：‘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这话是哄鬼哩！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公开地争吵过。我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会失败。’他对我说：‘你知道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我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说成是什么抽象的定义和条条？那是活生生的革命现实。’……唉，现在想一想，我真是糊涂。我一点也没打中要害上，人家就是要全盘地否定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呢，我还蒙在鼓里和他争论什么定义。

在解决我的问题和吴德等人的问题时，邓小平和胡耀邦就和我们一再地说：‘你们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当年我们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是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的问题了。譬如对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震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他在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担任党的主席，我给他几次打电话，他都不接了，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识地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这个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当时并不相信，我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他有对付突然事件的经验。’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来完全是让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些人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给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呢？’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华主席心中应该有数。’但是没有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就是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当时邓小平几乎天天开会，我们当时心里着急得很，生怕突然有一天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点子。

    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下次开会的时候，亲自问一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有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简直没有任何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貌。我和一些山西老乡看望他的时候，他几次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他干事。想一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了。战争年代他献出了六位亲人，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他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coming

师东兵的文章可信吗？

雨夜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伪造高层党史

2010年09月14日 南方周末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九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后代，日前对一系列涉及父辈的政治纪实作品提出强烈质疑，这些作品均出自一个名为“师东兵”的作者之手。

师东兵是谁？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落马不久，他就频频出现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他在博客中称，自己曾遭许宗衡迫害，后来举报了许。

师东兵自己也承认，许多人是经过许宗衡事件之后，才认识了他。

但他似乎应该很有名，他称自己已著述三千多万字，他所认可的个人网站，称之为“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是以写高层政治和军事风云、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实文学作家”。

师东兵还表示，当自己撰写《早逝的年华》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赞他是“文学上的包公”。 但现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对此予以否认，并公开表态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纯属造假。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一位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五位政治局常委（华、胡、赵、汪，加上陈伯达），九位政治局委员（五位常委加上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内，上述9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东兴之女汪延群、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和陈伯达之子陈晓农。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已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师东兵称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两度入狱。2006年师东兵再度身陷囹圄，则是“被许宗衡迫害”。许仕途起于湖南，本报记者查实，师东兵为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所作的传记，曾遭到举报。师东兵说他曾向上面推荐王茂林，而后，又推荐过许宗衡，但否认为他人买官。

被“迫害”的师东兵被一些人捧为“反腐斗士”，也被质疑是“买官卖官的掮客”。记者了解到，师东兵“被许宗衡迫害”，罪名是诈骗，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亦涉及诈骗争议。

师东兵并非个案。他写的政治类作品，绝大多数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内地，与领导人相关的著述还未能满足人们需求。因其稀缺，撰写高层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这种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一位相关人士说。

师对本报记者说，境外各种谣言很多，他的书可以辟谣，他还以“草根”的角度说:“不能只听当事人的话来编历史”，“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学历史出身的胡德平说，他赞成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坚决反对编造历史事实。

集体否定师东兵

胡德平质疑师东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电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学者对师东兵“歪曲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质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去世，有网友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中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在网上传播。

在题为《“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胡还对邓小平、陈云说，“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专题，直指师东兵造假，力证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尊重，胡始终认为华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华后来因“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问题被批评，并辞去领导职务，师文的解释是，胡力阻华进政治局。“我父亲坚持应保留他当副主席，这是众所皆知的。”胡德平说。“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得到授权，转载发表华国锋家属今年3月在“华国锋纪念网”上发表的声明，求证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网站发表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亲属联名的声明，均称师东兵所谓访谈系编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通过学者阎长贵，采访了汪东兴女儿汪延群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网站还转述赵家子女对师东兵采访赵紫阳一事的态度——“并无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书中涉及的9位重要领导人家属都已经全部出面。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师所写胡耀邦访谈中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他说的情形是，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当时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师不可能坐车进去，因为胡家有台阶，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胡辞职后仍保留领导人待遇，李汉平负有保卫职责。

师东兵则认为，高勇、李汉平均无资格与其辩论。“你有资格跟我对话吗？你是当事人？工作人员，我见面没有经过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华》出版后，胡的两个儿子曾与其见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师东兵先是说胡德平“没有发表意见”，随即又说，“发表意见都是高度评价的”。

胡德平回忆说，他在1990年代末见师东兵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师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实，特别是胡与华的关系。

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说，1998年，有朋友从香港将《政坛秘闻录》复印回来，看完后，他感觉“都是杜撰”。师文未注明采访具体时间和地点。“每次回家，我爸爸都会说谁来了。”负责照顾陈伯达的陈晓农说，其爱人长期在家，也未见师东兵造访。上海作家叶永烈1993年出版《陈伯达传》，叶永烈称，自己是“陈伯达的唯一采访者”，陈晓农证实，在叶最后一次采访七天后，陈伯达因病去世。

师在博客中贴出与华国锋及其夫人的合影。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汪东兴曾询问华是否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华说根本没见过师东兵本人。汪延群质疑师与华夫妇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坛秘闻录》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中，已经94岁高龄的汪东兴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师东兵在其博客中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现在分成蓉园宾馆），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

汪延群予以否认。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长沙只住了一夜，“怎么能见他呢？”而师的解释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认识我。”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直接指出，师东兵“在80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季节”不可能采访到纪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师东兵描述了纪登奎“照本宣科”的样子:纪在师面前拿出一个又一个文件，念给他听，“我好像看到了纪登奎在给他的部下传达中央文件的样子，他俨然把我看作了是来听他传达什么指示的人了”，而纪坡民说，其父口才不错，从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辞职后，按照规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车，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看完《政坛秘闻录》后，指称师东兵没有基本准则，“他竟然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对贺子珍个人生活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极大的伤害。”

野史”为何飘香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

这些书，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

“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胡德平说，《政坛秘闻录》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经去世，这本书在香港出版，许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报记者查实，1998年，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前领导人物中，胡耀邦（1989）、陈伯达（1989）、纪登奎（1988）、黄永胜（1983）已经去世。

记者问及采访胡耀邦时是否录音，他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如果我告诉他掌握了什么，都是从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开始。”另外，他说，必须为信息源保密。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访的前领导人子女以及学者，从“历史常识”角度，对师东兵进行批驳。

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指出，师文说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高勇说，他不可能逐一驳斥师文，“我不可能给他重写一本书吧？”

陈晓农读完了《政坛秘闻录》，“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认为师文没有特别的诬陷和攻击，就不予计较了。即使他想要反击，也有困难，“他钻了空子，我们这些人比较背，拿他没办法”。

陈伯达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刑，入狱。《政坛秘闻录》中所涉及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为非正常离职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

即使在定论上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保持了低调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

“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

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

本报初步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

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内蒙古的两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为“师东兵”的《汪东兴传》，但师否认是其所著，一些挂着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领导人书籍，疑为假书。

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

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阎至今尚未看到《政坛秘闻录》有关自己的访谈。

“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作品在许多论坛上被质疑，但也有部分网友说他“写出了历史真相”。

“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

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提及了许宗衡案。

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师东兵到底有何背景？

传记多次评价这个作家很“神秘”，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当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断言:‘师东兵是一个军队的神秘作家’”。

师东兵在各种书中，经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前，他拿着黑色的手机，图片说明是:来自红墙内的电话。

按照传记以及师东兵助手的说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资料以及书籍，但师拒绝各路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的要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里，他身边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师东兵网”，他说是某省台办有人帮其办的。师东兵还强调，自己的博客是网站帮忙开设的，非自己申请。

采访别人，或者被采访，师东兵经常使用“会见”一词，有时候，他不说“我”而直接自称“师东兵”。被采访时，师东兵习惯地掏出自己的录音笔，他还习惯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贴出“答记者问”。

尽管没有从政，作为作家的师东兵，未能摆脱政治的是是非非。传记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他，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

许宗衡今年6月落马后，师东兵就在博客上贴出相关文章，称自己举报了许宗衡。博文称，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许宗衡，通过中间人将其请到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职。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向本报记者坦承，他将《从矿工到省委书记》寄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并发出举报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传记《从矿工到省委书记》，但未料到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师在王任太原市市长时与其结识。师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而师东兵举报许宗衡，则是因其遭受许宗衡“迫害”。两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师东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审。师东兵说，许报复他，是因为他拒绝替许宗衡索贿。

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师东兵还险被深圳检方起诉。他的女儿师建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中一个“被害人”确曾给师东兵十多万元，但“那都是因我父亲往来北京、深圳帮他办事，他给的一些‘跑腿费’，我父亲从来没有主动向他索要或骗取过钱财”。

师东兵向本报记者承认，自己确曾给中央部门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写信，但不是买官卖官，因当时许已被定为市长候选人，只是受到一些领导反对。在山西时，师就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的一些人事安排问题。从传记中可见，给中央写信反映各种问题，是师东兵自“文革”以来的习惯。

而师认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7月25日，师东兵“第七次答记者问”，称他两三年前已经获悉“许宗衡余孽”要追杀他的消息，对于其作品真实性所遭到的质疑，他说，“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师东兵还说，其博客里天天攻击他的，是“某民航一个处级干部”。本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均指责对方诈骗，此案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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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