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论中国 第二章（上）

夜漫漫

论中国（第二章）
作者：罗祖田

二 中国文化的韧性与悲哀（上）
需要谈谈中国特色。
中国确有鲜明特色，且为世界公认，便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虽遭各种变故，却从未断裂和湮灭，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但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一面固然杰出，其糟粕部份也堪称突出，是需要区分的。它长期被混为一谈，很不正常。
实际，特色的本义无非不同寻常罢了。它可以是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全看它置身于何时何地，如何看待它。就中国而言，多数情况下，社会文化心理不但对特色沾沾自喜，而且听见质疑声音便老大不高兴，这本身就是悲哀。由此引发的负作用乃至悲剧，难以尽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通常指的是以二十四史为标志的官方正统文化。多数时间内，实指又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的皇权文化。强调政治和伦理的作用，是皇权文化即集权专制文化的鲜明特征。关于皇权与儒学的联姻，欧洲历史也曾一度如此，便是《米兰敕令》后，罗马皇权与天主教旧教的一度联姻。此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首先自是皇权统治的需要，其次与农耕文明生活大体上相适应。但是，适应农耕文明，不等于也适应工业文明。从一个方面看，这种文化自有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内在依据。不要秩序和规范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此为人类属于群居生物的特性所决定。从罗马帝国崩溃到工业文明以前，欧洲文明不及中国文明，至少中国文明未出现千年之久的空档期，与文化是否代代传承密切关联。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文化及反映的文明形态只能是一种历史过渡，也是显然的，因为它禁锢了人性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另一面。就对思想、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开放与争鸣而言，只会越来越守旧的专制文化便无异于一副沉重的死枷。欧洲开启的新文明，不能再接受政教合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表明了此事的极其重要。今天，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已接近于常识。
中国的农耕文明不敌欧洲的工业文明，迟迟不能转过弯来，思想渊源在此。儒学既然成了国教，作为一门曾经重要的学术流派，它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唯我独尊、自大、狂妄，实质是堕落。它仿佛遭到阉割后丧失了生育功能的动物，外表仍可以表现得生龙活虎，致命伤却是再也不能繁衍后代。
儒学在中国能够被推崇为国教。首先功于儒法合流后，它们向皇权贡献的帝王术，其次功于儒教的伦理体系极易误导众生，进而扭曲民族性格，让奴性在生活中大泛滥，文明贫血，创意与想象力被严重窒息。这样的社情当然为刚愎自负或不学无术的统治者所欢迎。而在约制均衡未曾为社会生活争来长治久安之前，旧文明是无从比较、鉴别、提高的。这方面，对儒学倒是要历史地看问题。
但是，今天的时代仍然推崇儒教却也不应该。前者的突出例子是盐铁官营。其要害在于，社会的经济命脉从此只能由朝庭垄断经营，民间力量不得染指。目的显而易见，便是从根本上杜绝民营经济坐大后，可能向朝庭的分庭抗礼。相比较秦灭六国后广收天下兵器，用以防患可能的民间造反，盐铁官营堪称更加功德圆满，因为起到了釜底抽薪作用。尔后，中国历代统治者皆强调重农抑商，莫不深黯其中奥妙。事实上，此种帝王术、治国术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例如耽忧大型国企若不存在，将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便是证明。然而，朝庭和官家某些人的极端自私本性，从中却也暴露无遗。因为此论常见的大道理，便是无国何以有家?换在毛泽东时代，是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但是，如此片面的论点是不值一驳的。从渊源上说，实际是无小家何来大家?无大家何来国家?或者说，没有无数涓涓细流的汇合，何来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一味断章取义，不论是否别有用心，效果上都是误导民众，毒化文明。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国企，无一例外皆异化成了特权的提款机。无论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以国为本的文明，路子只会越走越窄，以民为本的文明，路子才会越走越宽。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得生活中需要为尊者讳。用秩序打压创新，使文明不复活力。拿为尊者讳来说，其荒谬在于，即便尊者丑陋不堪，也要强行为尊者打造一个光鲜圣明的形象。西湖岳飞坟前铁铸的秦桧夫妇跪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什么都不及自己的宝座来得重要；抗金成功，把徽钦二帝放在哪里，自己怎么办?此为皇帝的心病，只知忠君不忘靖康耻的岳飞却无视这一点。因此，那对夫妇不过是赵构的替罪羊。切不要以为这是现代人的发现，但凡久历官场的人皆知，直接问罪于皇帝，还要不要皇权?没有了皇权，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怎么办?
从长远看，后者较之前者，于文明的毒害更大。它当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属于世界共相。但凡文明长时期停滞不前，只有陈词滥调，出不来重大创意的国家皆是如此。上帝慈悲，天堂生活尽善尽美；上帝的使者，大量神职人员却身居生活高端，擅权，敛财，纵欲；不服此生活秩序者，自有宗教裁判所会让他明白轻重；此乃宗教改革前欧洲的情况。正是这般情况，使此前的欧洲文明浑浑噩噩，长达千年无足称道。中国文明原本走在欧洲之前，被欧洲后来居上，从此反差越来越大。迄今为止，较之伊斯兰教一些地区，一方面含悲饮恨，挣扎着求变，另一方面又被各式强人用堂皇口号弄得面目全非的中国文明，尚可聊以自慰，较之总有能力敢于探索新花样的美欧文明，一百多年里几度被边缘化，即便今天，仍是硬实力与软实力极不相称，乃无从否认的事实。
事态早就明明白白，受毒害至深的中国人硬是长时间视若不见。突出的例子自是文革，居然维妙维俏地再现了宗教改革前欧洲的生活：马列是上帝，毛泽东是教皇，各级书记是大小主教，党委会是教堂，宣传官是神父，马列著作是圣经，毛选是神音书，军管会是宗教裁判所。几亿教民穷困不堪仍须斗私批修，天天唱颂歌，大主教们却有特供，教皇的私生活又何尝堪恭维?不服此生活秩序者，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让他明白轻重。这页黑暗历史，一千年内都将为世界铭记。象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只能是林彪、江青的罪过。似此为尊者讳，睁眼讲瞎话的政治伦理，怎么服人?明明无从服人，却又强令人人必须照说，照做，否则便有好看。如此一来，生活中还有什么崇高，庄严，圣洁?它无疑是虚伪，是霸道。一个虚伪又霸道的社会．，常态下．可以是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互相嘻嘻哈哈，嘘寒问暖不迭，显得情意融融。若逢非常时期，则一定是人人卸下伪装，夫妻反目，兄弟为仇，朋友之间捅刀子，互相揭发，过河拆桥，你死我活，枪打出头鸟，墙倒众人推，不一而足。这一切，文革期间表演得可是淋漓尽致。上至宫庭，下至村社，从高官显贵，到知识界，再到监狱囚犯，生活中一应领域，一应阶层，概莫能外。
另者，这样的伦理道德，做父母的怎么教育儿女呢?学校怎么对学生进行德育呢?无论教育他们是否诚实，日后都是害他们。因为诚实做人做事，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会碰得头破血流。反之，生活中又一定会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特别是，当社会精英乃至国家栋梁一朝东窗事发，真实面目便丑陋不堪，这样的恶劣榜样层出不穷时，年轻人又怎么适应如此冷酷现实?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灭门案子，不乏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不敢恭维，众多独生子女心理极度脆弱，焉能与此无关?然而，当局却不允许对此究本溯源。不许深刻反思文革，便是不可理喻的驼鸟例子。实际，无权的众生固然是此种生活的失败者，体制内的高高在上者又何尝是胜利者?拿当局来讲，它为尊者讳，实现了一时秩序井然，却埋下进一步言行失真失信的祸根。如果它迎来非常时刻，只恐它披肝沥胆，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它是真心话。此时此刻，它怨谁呢？事实上，今天的中共不得不吞咽它自酿的苦酒。它愤慨于某些反共势力对其历史全面质疑，却不肯扪心自问，它的官媒为了政治需要泡制了多少假话、空话、大话。很显然，应受谴责的乃是造假的始作俑者。
固然，社会生活的均衡，时常取决于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默契。但是，这观念在皇权不可或缺的情况下，需要理解，于现代生活就需要大矫正。一方面，文明困境或国家悖论，今天仍旧存在，强权即公理仍为最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人非动物，文明需要发展，生活不能没有道德底线。因此，时代的制约不是比赛虚伪的理由。生活中一些明明白白的事物，不可以指鹿为马。例如，生活中善未必就有善报，恶也未必一定会受惩罚，但只能是个案，不能任其泛滥。公德不能成为经受不住时间检验的党派政治的附庸，舆论不能看本质丑陋的权势的脸色行事，法官判案的标准只能是靠前的律法和悲天悯人的良心。
所以，以帝王术与儒教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别党国一体、政教合一条件下的官本位文化，糟粕远远多于精华，如果不加以区分和批判，而妄言弘扬民族文化，便要么属于无知，要么居心叵测。如此情况下希翼文明复兴，不免是场滑稽大戏。关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不属于理性地批判与扬弃，而是随心所欲地把鲜花与杂草一并摧残，目的在于突出马列主义，结果一旦马列文化不灵，文化思想上反倒形成一片真空，危害更大。从历史看，相比几个中道湮灭的古文明，相比古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长达七八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政治权能文化，应予肯定。但是，相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尤其十九世纪以来的百科知识文化，中国政治权能文化的反动、落后一面，便不免原形毕现。从现实看，不论什么制度什么国家，思想、文化、伦理只要由政府操刀，它们势必陷入现实政治染缸，变得一身恶臭。如此，怎谈启迪后人的健全心智，怎谈保障文明动力的源源不断?
突出的例子首推大明朝的覆亡。两三个世纪里，儒教自始至终在社会观念上占据不容侵犯之地位。无情的结局是，拥有一亿以上人口的大明朝，被只有几十万人的落后的满族部落征服。文明退化、没落、沉沦到了这一步，儒教该负什么责任?此事又怎容回避?从历史纵深看，此事比甲午海战惨败更足以令中国人感到耻辱，为之痛心，发人深思。而与之相对应的例子则是犹太民族，两千余年，它的精神纽带面对的艰辛险恶局面，世人皆知。二战期间，此情景被推向极致。若它的文化不复超强的韧性和超前的眼光，只恐用不着纳粹的灭犹了，千年前它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显然，这里谈的不是族群间的恩怨问题，而是没落文明不堪重击的问题。事实上，尔后的日本其实力与野心并不相称，它敢于全面侵华，与研究了元灭宋、清灭明，中原王朝外强中干的历史，关系很大。今天，如果倡导儒教或国学，目的在于与“西化”抗衡，则是对子孙后代的继续犯罪。因为这样做本质上是一场抵抗异教的“圣战”。乃是自觉不自觉地极力维护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又到“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主旋律”的一脉相承，结果只会是中国的思想仍旧被禁锢。如果倡导儒学或国学，目的在于稀释共产体制中暴力因素，则不免是在为丛驱雀，为渊驱鱼。苍鹰的目光固然也常为高山遮挡，但终究天空任鸟飞，而井蛙眼里的世界，却只有巴掌大。时至今天，不乏中国人仍看不破这一点，实在悲哀之至。中国的精英，为什么视若不见这两个一反一正的历史大教训?
中国文化的内在质量，基本上奠基于诸子百家时代。此后的二十多个世纪，主要是量上的发展，不是质的提高。那些属于典故性的成语，相当部份出在春秋战国，常读常新，便是证明。再看《二十四史》，从量上看汉书以后堪称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无人能够毕其生之力穷尽它们的内容。但是，从它们反映的社会性质和生活的恶性循环看，读上一史也就够了。它的主要作用是向强人推销帝王术，不是启迪普通人的生活创意。
大体上说，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属于人类文明的罕见辉煌。不是说它的成就堪比今天，而是它的发展方向对头。决不可以小看这一点。无论从哲学看还是从历史看，地域、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明演进从无恒定路线可资遵循，不同的发展方向，可以带来大不相同的社会效果。哪一条路才能事倍功半，从远古时代到中古时代，从来是一半靠运气，一半靠思想。在那样的时代，一方面是社会生活剧烈动荡，诸侯混战，人命如纸。另一方面是不同的诉求，不同的见解，借助于特定时空，发酵了自由风气与争鸣时尚，培育了敢于担当的精神气质。在一个注定了人命如纸的时代，后者终归可取一些，终归为子孙后代提供了供鉴别、提高的参照系。凡是不能为文明提供新意、创意的文化，注定了会落伍，反之亦然。需要在中国否定儒教及其政治伦理?理由就在这里。这正是欧洲十八世纪前的情况。视封建时代一无是处，是对历史无知。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与生活方式，就直接脱胎于封建时期商业自由，有可供鉴别、提高的母体。封建时代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思想、文化的原因，是诸侯政治权力的遍地画地为牢、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原因。封建也罢，资本也罢，乃至社会主义也罢，于社会生活首先是个经济概念和生活方式，就是吃饭、穿衣、繁衍后代的问题。政体、法规、典章制度等等，皆为附加物，权力始终是基轴，权益分配是焦点。不谈这一切，只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执劣，并无实质意义，反倒正中特权阶层的下怀。这正是中国的现实。新的生产方式未能从中国的封建社会破茧而出，欧洲反倒后来居上，属于另一类文章。从世界的发展看，很明显地另有一个陆地、海洋的地理不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中国文明不免太过早熟，各方面发育并不协调，突出表现在受制于陆路运输的工商业，与超前的文化思想的不相适应。
海纳百川，不囿于国界和族群看待人生，是中国文化的本原，也是中国文化的质量。作为不靠神意支撑，仍能代代相传的世俗文化，此种博大情怀，源自春秋时形成的以人为本的天下观。此种四海一家的天下观，不同于常见宗教文化空泛的普度众生，具有明确指向，核心价值便是由孟子概括的“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近代以来，欧美文明走在了世界前列，系新的生产方式之故。但是，它们提练出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基本面上仍未超越中国文化的人文境界。
实际上，欧美文明的现代人文境界，渊源也就几百年。文艺复兴运动，为欧美文化中自由、开放、理性、人权时尚的精神源头。它的初衷，原是为了纠偏，接受不了罗马教庭专制、腐化、愚民带来的无尽黑暗及乌烟瘴气。它在相当时间内，功效并不明显。告别长达千年的漫漫黑夜，不是一两代人就能轻易转变习性的。况且，教庭及其遍布欧洲的神职人员，皆非笨伯，专权和护权，本是人性共相，他们自不例外。于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主要是借古喻今，仍须高祭神意旗帜。无非是用心目中宽容、美丽、丰满、灵动的神的新形象，来比照现实生活中那一张张假惺惺面孔的上帝使者。就形式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绘画，雕塑，文学作品，便是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世人睹之仍能感受到新神祗的可亲可爱，油然而生种种想象。就实质而言，它们仿佛中国结束文革后出来的伤痕文学。此种伤痕文学固然暴露了大量的假恶丑，总的倾向仍是让批判服务于合作。例如，被打成右派者，皆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或真诚的爱党爱国才俊，人生厄运只因党母亲的一时误解。受了委屈的孩子，可以私下批评母亲，却不可以更不应该与母亲结仇。欧洲与中国的区别在于，在全力维护统治方面，中共当局要比罗马教庭敏感和高明，结局也就大不相同。文艺复兴孕育了基督教新教，伤痕文学大约十年后便没有了下文。
文艺复兴的重要作用，在于撬动了此前一千年罗马教庭只许盲信盲从的精神禁锢，从此新鲜空气透过生活的缝隙进入了人心，新神祗的美丽形象激发了人的想象力。但是，新鲜空气也好，想象力也好，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并不高。尔后约三百年，欧洲上上下下借助自由旗号，对人性恶的一面大放纵，突出表现为殖民，奴隶贸易，战争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忍，与思想浅薄进而走向极端关系很大。英、美、法革命后，欧美思想转向反思，民主、人权逐渐由痛苦生活的减压阀，上升至人与人相处应遵循的道义层面，且不再限于特定群体，文化、思想的发展仍功不可没，与经济发展的价值演变也密切关联。很简单，太过蔑视弱质，不免是为自己生产掘墓人。一味盘剥，遍地赤贫，谁来消费低端产品?战后，由欧共体逐步发展为欧盟的这页历史，乃突出例子。其中，经济发展的利害作用，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地缘政治的挤压作用，到底哪个作用居于主导地位呢?
如果只就思想智慧来讲，欧洲的文艺复兴，未必堪比中国的百家争鸣。一度，文艺复兴被抬得很高，相当程度上沾了尔后列强文治武功的光。势利原是人间共相，一俊遮百丑乃是常事。相应地，中国古代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硕果，不为欧美看重，无非近两百年的悲哀现实之漫天灰尘，蒙住了它的光泽罢了。它也不为中国自身注重，主要源自专制统治专制文化的本能排斥。拿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来讲，哪个朝庭和独裁者乐听如此鼓噪?哪怕这个声音源出“亚圣”。 如果民国以降，中国也有一场持久的，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一定会给中国与世界带来深远影响。果然如此，未必不能有效制约尔后荒诞的意识形态极端。
说来真叫人感慨。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开理性审视世界与反思中国的风气。它并不曾为文明作出了很大建树，它的可贵在于方向对头，即便它帮助了马列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怎奈严重的内忧外患，不容中国静下心来。不久，残酷的政治斗争基本上席卷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当日本大举侵华，抗战惨胜后又启内战，就更加不消提及文化建没了。 中共建政后曾出来几年不错时光，不乏知识份子受此感召而回国参加建设，但当时疗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无疑属于当务之急。当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不知激励了多少知识分子的热血沸腾，误以为千年盛世从此开始，怎知却是一个要把“牛鬼蛇神”一网打尽的陷阱。从此直到毛泽东去世，本来就大衰落的文化事业更进一步全面倒退，只有专制条件下政党文化的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偌大的国家，只允许八个样板戏，旷世奇闻。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知识界被迫噤若寒蝉。其恶劣影响，延至今天。无论如何，暴力基础上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政党文化，决无可能是承前启后的民族文化，决无可能影响世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是另一个鲜明例子。它乃是极端时代由政党文化孕育的一只怪胎。这只怪胎的狰狞面目，不由人不想到阿富汗贫穷沙漠里窜出来的的塔利班。它们的疯狂有目共睹，红卫兵见古物就砸，塔利班敢炸巴比扬大佛。今天，中国总算翻过去了那页历史。但若文革对于官方，不属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由中共的革命教育生产出来的、原本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不是那样无知、凶残，那页历史不免还会成为主旋律。至于主旋律，对于历史学者实在不陌生，无非为自身利益与统治秩序着想，王朝的自我肯定罢了。一旦改朝换代，便化为一缕轻烟。作为统治者，为秩序着想，这样做不难理解。但于文明的继往开来，毫无价值。
当然，建立在贫困、愚昧、各国文明互相依存度很低基础上的强权时代，即便文化、思想有了空前大发展，也阻止不了大量外战、内战的发生。很简单，这样条件下文明的灵与肉冲突，灵性是不敌肉欲的。德国在一战、二战的表现，是突出的证明，歌德哪里比得了希特勒。但是，人既不甘心也不可能退回动物生活后，灵性又永远为生活不可或缺。因此，把文化、思想抬得高于一切，不免是某些文化人自作多情。拿帝王术来说，即使没有文人的献计献策，多数专权者也会无师自通的。正如没有儒教，生活中也会出来亲善仁义等等准则一样。当然从长远看，认为政治的功能胜过文化、思想的作用，亦是病狂。二十世纪以来，政治越来越不受良知看重，政治人物常遭嘲笑，属于文明进步的必然。
今天的中国，分明也在朝向这方面演进。固然还要相当时间，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告别骨子里迷恋权术、人治的陋习。特别一些深受苏俄影响的权势人物，思维早已定势，不可以指望他们还有改变。二十年来，对苏联和苏共所唱的众多挽歌，乃至希翼再与俄国结盟，就是一个证明。他们当然想象不到，一旦历史上一直不幸的俄国人整体觉悟，只会对他们的挽歌报之以鄙视。事实上，普京瞧不起戈尔巴乔夫，骨子里的沙文主义作崇罢了。作为精于权能政治的前克格勃首领，他怎么可能替只会把自己赔进去的苏共招魂?二十年前，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宣布苏联和苏共解散，并着重向所有的被共产党拖累、残害的国家道歉，如此重大事件，不可能不对普京心灵形成震撼。中国专制体制的拥护者竟然无视这一点，说他们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