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邮：对美国名嘴而言 中国不是国家 而是梦幻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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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5-07-13 讯】

作者：乔夫 阿波罗网编译

每当我想鼓舞我寄居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我就会求助于美国名嘴。他们强化了一个诱人、虚假而高效率的威权主义。根据这个假象，华盛顿由于特殊利益或民主争论而颟顸偷懒，然而北京由上而下一把抓一路奔向未来。如果我们基于错误的理由赞美北京当局，我们会错过真正需要记取的教训。当我们将中国视作指导我们的梦幻之境时，到头来我们会忽略中国人



James Palmer(作家，住北京，最近的着作为《天崩地裂》Heaven Cracks, Earth Shakes)，2015年5月29日

每当我想鼓舞我寄居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我就会求助于美国名嘴。或许这裡的空气会致命、水也不能喝、网路屏蔽和文化受压制，但我总能一再向他们保证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打败美国，无论是乾淨能源、高速铁路、教育，甚至是军事。

过去十年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在演讲时或课程裡提到中国，就像有个小学生的妈妈将他跟一个表现极佳的同学比较一样。「我们过去就像这样」，费德曼（Thomas Friedman）写道，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在数个月内建成）为例，来比较中国的盛况与美国陷入冰河期的建设计划，说明美国的衰败。中国正「勐踢我们屁股」，因为美国是个「超级饭桶的国家」，这是2010年宾州州长伦德尔(Ed Rendell)因无力处理州内大雪而生的感慨。

但伦德尔忽略了2008年华南大雪使上百万民众受困，主要城市供水中断并造成数十人死亡。费德曼也忽略了发生在同一年的四川地震，由于黑心建商草草赶建，建筑物像豆腐渣一样垮掉。我不是在这裡讨论中国的争议本身，诸如神奇改革论或快速崩溃论的论战在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中国狂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中精闢的分析，或像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那样的分析家对中国阴谋论的恐惧妄想。这些名嘴在讲述这些关于在中国的流言时不爱深入探究或据实，他们在製造内部的争论并在局部区域传播恐惧，他们的中国不是真实的地点而是修辞比喻，是童话故事裡的妖怪，而非真实的对手。

对中国的居民来说，日常生活不断提醒他们这个国家历史有多长，前方的路又有多漫长。前阵子有天早上，我在北京城内一个胡同尽头的咖啡馆买了一杯极好的拿铁，老闆一如往常的挖苦我，说我像个农夫一样用现金买单，而不是用我手机的电子钱包付钱。当天晚上，我回家碰到我们小区例行性的停电，我用我笔电的电池在一片漆黑中写这篇文章，还要多谢邻居没有把他的WiFi锁起来。在大雨滂沱下，我住的胡同成了游泳池，就连新建的北京街道也被足踝深的水所淹没，因为排水系统极糟。2012年一场暴雨，有人因车子卡在桥下而淹死。

中国的大型建设通常相当出色，但他们所费不赀而且贪污。近年所建的高速铁路超过一万英哩，费用远远超过原先的预算3,000亿美元，而且有许多路线亏损。由于贪腐严重，铁道部最后被拆成三块，高层锒铛入狱。可以理解何以游客，特别是那些没有离开大都会的人，会深所震慑。而不可原谅的是那些名嘴鲜少观察入微，只满足于所见到的玻璃帷幕大厦和时髦机场表象，以便于套入他们任何想要的桉例。

而且中国是这麽巨大，它的成功可归诸于任何你喜欢的理由。你反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就像前伦敦市经济政策顾问罗斯(John Ross)吗？那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国营体制。你喜欢自由市场，像自由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吗？那中国的成功就是肇因于其开放政策。你是环保人士吗？那中国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绿能计划。你是能源说客吗？那中国正在兴建庞大的油管建设。你是新教徒工作伦理的拥护者，就像写过文明「杀手级Apps」的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那就要将中国製造业的高速成长归功于四千万新教徒─即使他们在全中国十三亿人中不到5%。

随着国家发生重大变动，相互关係和因果关係常易造成溷淆。例如中国在2000年代开始快速成长，刚好符合宠物狗爆量出现的时间；也许有些爱狗人士迄今仍会以此为证据，解释应该要由阿博（Bo，奥巴马的狗）制定政策，而非奥巴马。

有些领域，例如教育，众所认知的中国教育成就几乎全是假象。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PISA）数据显示，中国在阅读、数学与科学的排行拔冠，此常被美国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的拥护者和英国拥护传统教学的人(例如前教育部长Michael Gove)所援引。然而PISA的数据只适用于上海的菁英学校，这些需靠行贿或裙带关係才能入学的学校。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每班平均有五十位学生，在农村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上中学，我发现他们的算术能力其实跟美国一样普遍低落。

这只需要花半小时的调查或五分钟跟任何一个一般的中国学生聊聊便可得知，但一味吹捧中国学校的西方的教育家和政治人物，对于摇摇欲坠的中国农村教室、学生被迫贿赂老师才能坐到座位前排，或是小孩大人同感昏昏欲睡、麻痺心智的政治课等事实却无动于衷。中国只不过是他们便于用来引入他们论据一个的轶闻罢了，并非他们真正兴趣所在。

放入大量中国想像在自己的观点裡，这样的作法并不新鲜，早在两个半世纪前伏尔泰就已是先驱，他描绘一个儒雅孔教制度的政府，映照出欧洲的粗野与盲从。他从他的最大的对手耶稣会教士的信件中摘录出对中国的描绘，耶稣会教士为了在神学争论上求得胜利，将中国描写成一个有德、有序，且期待福音到来的社会，但在北京工作的神父们，他们对中国清朝紧绷複杂的政治及仕绅阶级的对抗的兴趣，却远比对抗哲学家的兴趣来得高。对伏尔泰而言，相对于哲学争论，现实是非常次要的。

在伏尔泰那时候，也许有数百位欧洲人在中国，这得经过一个极为艰钜、耗费数月的旅程才能抵达的国度。1960与1970年代，这些少数获准进入中国的西方人，由于毛泽东思想几乎如影随形，导游被训练得歌颂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乐于将共产主义传播给外国游客，外国游客也不得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如今中国有数万名美国人，更有数百万中国人在美国，但这种人云亦云的状况似乎改善不多。

寻找真实的中国很难，因为谎言在中国太普遍，无论是官方的虚假数据、冒牌救护车或是受到污染的婴儿奶粉。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摧残下，社会互信全然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发财至上的风气，使诚信成为得罕见的价值。在没有自由媒体或公民社会的外部制衡下，虚伪造假（Potemkinism）成为这个国家的日常技能，不管是对外国投资者或督察官员。

有些人的意见则从夸张进入到全然的险恶，就拿新墨西哥州大学米勒（Geoffrey Miller）教授为例，他曾写过反对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文章，他认为该政策主要受益的是未开发的农村地区与少数民族，而非菁英。米勒声称中国在进行一项长期的优生学计划以提升国民的智力，美国必须照办否则将会落后中国，但其实这样的计划并不存在，虽然中国的残障法律确实借用了二十世纪早期的优生学用语直到1990年代相关人士倡议改变为止。米勒丑陋的论点结合了想像中国计划有超级婴儿以及暧昧的优生学议题，但这种方式其实跟「中国正在扁我们，为了胜利，我们得跟中国一样。」的基本论调差异并不大。

这种争论所带来的伤害远高于单一个案，他们强化了一个诱人、虚假而高效率的威权主义。根据这个假象，华盛顿由于特殊利益或民主争论而颟顸偷懒，然而北京由上而下一把抓一路奔向未来。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在暗地裡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们尽可能阻断或扭转改革的成果，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斗争，当局对公众意见一直在打压与迎合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暗地裡採取激烈或甚至于凶狠的政治手段。当土耳其或匈牙利等民主国家逐渐转向中国或俄罗斯形态的中央集权及打压模式时，迎合国家权力是相当危险的。

实际上，过去三十五年中国制度最大的优点是谨慎的实验，从健保改革到市场开放，先在少数村落施行，如果成功，再将计划跃升为省级，然后再全国施行。这是为何自1979年起有私人农业出现。中国有些富有野心的计划成功，有些则是彻底失败，但多数政治方桉均留下複杂的后遗症。如果我们基于错误的理由赞美北京当局，我们会错过真正需要记取的教训。

当我们将中国视作指导我们的梦幻之境时，到头来我们会忽略中国人，就像伏尔泰所述的中国官僚或是毛泽东宣传下的快乐农民，他们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满足想像被摆布的完美人偶。中国人可以是又笨又懒的猪头，像其他人一样，也可以是聪明、坚忍并有同情心的，他们不应该只是被简化的榜样。

原文见：For American pundits, China isn’t a country. It’s a fantas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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