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遭打脸 中共民族政策现内部裂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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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

        　　“我预料到‘这个对话有些内容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对不同意见乃至批判持欢迎态度，也完全可以不做回应。但是这次特评员的批判，打的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旗号，这就使我不得不做一些澄清和反批评了。”
   
　——朱维群生气了！而且很严重。因为5月份与藏族作家阿来进行的一次对话，曾经主导对流亡藏人谈判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引火上身，遭遇官方《中国民族报》的正面“打脸”。而朱维群对此相当不满，甚至怒不可遏，炮轰对方“扣帽子”“打棍子”。这是中共内部就民族政策问题少有的公开激烈冲突，凸显内部就数十年民族区域自治产生的裂痕已经明朗化。今年9月初中共将高调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据称中央已对此开始动作，处此节点的争论是否会动摇“治藏策”呢？

　　朱维群谈中共民族政策

   
　如果是在“文革”时期，“国民党”这个罪名足以置我与阿来于死地。可是特评员始终没有能指出我们哪一段哪一句文字是主张“以某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为标准”。——面对《中国民族报》的指责，7月17日公布的一份访谈记录显示朱维群对此相当恼火，并指责这是文革式的舆论攻讦。
   
　　双方此次“近距离驳火”始于今年5月份的一次对话。当时，正在访问藏区的朱维群与藏族作家、历史纪实文学《瞻对》作者阿来反思当前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彼时，朱维群与阿来表达了一系列质疑甚至否定现行民族政策的观点。如阿来声称，“我们的民族识别和一些措施使公民的民族属性过于清晰，行政区划又使民族地域概念过于清晰，把文化上的弹性、过渡性地带弄没了。”“民族间差异越被过分强调，国家共识与认同的形成就越发困难。”他同时不满中共当局推行的一系列民族照顾政策，公开表示“我不需要因为民族身份在工作中受特殊照顾，也不希望因民族身份而感到我不能在这个国家享受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而朱维群也附议，认为当下“时时处处强调和提醒人们的民族身份，造成一些地方少数人闹点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为‘民族问题’，进而导致法律效能打折扣，解决办法或者偏向于对特定民族的成员采取防范措施——其后果是易引发少数民族人群不满；或者偏向于妥协迁就——其后果又往往是引发内地人群不满，导致原本很‘皮实’的民族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
   
　　朱维群乃是中共内部常年主导民族宗教事务的高层官员，中共十八大前以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之职直接负责对达赖喇嘛的谈判等活动，而且因为直率甚至尖锐而个性的言论而为外界所熟知，被认为相当程度上代表中共高层意志。2012年年初，对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检讨”即曾在其发表在《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出现过，彼时便曾引发不少关注。2013年年初两会换届，朱维群退居二线，担任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但仍不时在敏感问题上发声。
   
　　未曾料，朱维群与阿来的此次对话《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引起的对话》经香港媒体披露后，旋即遭遇《中国民族报》连续7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阻击和炮轰。6月9日至30日，该报连续刊载了《对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再学习》系列文章《强调多样性有何“过分”？》《“国家认同”，最关键的是什么？》《民族“交融”是个双向过程》《照顾还是权利？》《辨证看待身份证上的“民族”》《“民族”与“区域”，相互离不开》《也谈“反思”》等“绝杀”
   
　　朱维群。文章指责朱维群和阿来在主观臆造“民族差异”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某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为标准”就是国民党式的同化和排斥，差异必须承认；同时，该系列文章承认在“照顾”是一个歧视性的话语，应该弃用。但这并不否定国家应采取特别措施，以便让少数民族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这里的特别措施不是照顾，而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亦即为了让少数民族享有公民权利而采取的特别措施。至于身份证的民族识别问题，文章列举了它对加拿大印第安人的积极意义和对卢旺达人的负面效应，但又同时担心这乃是“对国家意志及其执行力遭到削弱的某种默认”而不予接受……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民族报》乃是中国国务院下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的官方报纸。定位在于，“遵循指导民族工作、传递民族信息、普及民族知识、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的办报宗旨，及时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和重大部署；报道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新举措、新经验；报道少数民族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新风貌；全面展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然而，正是背景深厚的报纸如此连篇累牍、公开向身为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朱维群宣战“叫板”，在外界观察人士看来可谓匪夷所思、绝无仅有。是有高层授意抑或中共内部熟悉民族区域制度者出现分歧或者说裂痕呢？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朱维群并未在分歧公开化后选择沉默，而是反唇相讥，大骂《中国民族报》动作乃是文革所为。在回应《中国民族报》的舆论围剿时，朱维群直指其中文革式语言痕迹，“要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批判，首先所批判的内容应当符合对方的原意。特评员文章及某报所作‘编者按’在引述我们观点时多有失实，偷换概念、强加于人的东西比比皆是。比如你刚才提到特评员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强调多样性有何‘过分’？》，但查我和阿来‘对话’原文，我们所不赞成的是‘过分强调差异’，连一句否定民族‘多样性’的话也没有。
   
　　“再比如，特评员指责我们认为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过分’”，并扣上一顶份量很重的政治帽子：如果觉得其‘过分’，难道是拿我们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前途命运说事吗？但是查对话原文，我们说的是‘现今的一些政策，是在加大差异，差异越被过分强调，那么国家共识与认同的形成就越发困难’，从中根本读不出全盘否定‘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意思。把明显不正确的观点强加在对方头上，然后大加挞伐，这不是正确的讨论问题的办法。
   
　　事实上，在朱维群对话阿来的内容出现时，从中共整个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全局看，认为当下实行数十年的民族区域政策需要进行重新检讨，尤其是认为民族差距与民族差异相互作用，而所谓特殊照顾实际上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化，导致了显示的融入性困难，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此番舆论的对决恰值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据称9月初中共将派出高层领导带队亲赴西藏以示隆重。至今官方尚未宣布具体人选，但有消息称习近平可能亲自出席。2011年习近平曾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纪念”，而此次如果成行，习近平二次进藏料派发不少大礼包。消息来源称，新的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正在筹划年内举行。当局已在陆续推进政策微调，然而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已敲定基调，料不会出现大规模政策波动，犯所谓的“颠覆性错误”。而今的分歧公开化实则代表了一种反思的出现，至少有声音正在关注到弊政并在寻求解决之道。